纪念何叔衡同志诞辰150周年组诗


一、我眼中的叔衡精神


小时候听爷爷讲起何胡子，
说宁乡杓子冲有个倔秀才，
县衙让他去管钱粮，
他嫌衙门太黑，
甩甩袖子回家种田教书去了。


那时的乡下还是老皇历，
女人裹脚，男人留辫子。
他作了一首《放足歌》：
“妈妈包脚骆驼样，眼泪流得脚布长。”
唱得十里八乡的女人偷偷松了裹脚布。
辛亥革命那年，
他第一个剪掉辫子，
又跑回老家动员父亲兄弟都剪了。
村里人说他疯了，
他笑笑：不疯，是醒了。


我后来才慢慢明白，
那不是什么倔，是骨头里长出来的干净。
是不肯低头，也不肯绕过自己的良心。
这就是我眼中的叔衡精神——
一个人站在岔路口时，
永远选那条更陡的路，
选了，就一辈子不回头。


二、追寻先辈足迹，争做时代新人


一九一三年，三十七岁的秀才何叔衡
放下教鞭，走进长沙第四师范。
他是全班最老的学生，
比讲台上的老师还大几岁，
比毛泽东大十七岁。
有人问他图什么，
他说：“深居穷乡僻壤，外事不知，
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


教室里，他和一群青年人
围着油灯读《新青年》，
讨论怎么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一九一八年新民学会成立，
毛泽东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八个字，说尽了一生的分量。


三十七岁重新出发，
四十五岁出席中共一大，
成为南湖红船上最年长的代表。
我常想，换作是我，
到了那个年纪还敢从头再来吗？
叔衡先生用一生回答：
只要心里那团火没灭，
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


三、实干精神薪火传


毛泽东说：“何胡子是一头牛。”
萧三悼他：“作事不辞牛荷重。”
这两个人对他的评价出奇地一致——
他就是一头牛，吃草挤奶，从不惜力。


在苏区当工农检察部长时，
他身上有三件宝：
布袋子、记事簿、手电筒。
白天走村串户，
布袋子装着从仓库抓来的霉谷子，
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全是案子细节；
夜里打着手电赶山路，
天亮又出现在另一个村子。
群众叫他“苏区包公”“何青天”。
有人说他太较真，
他答：老百姓的事，一分一毫都不能含糊。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这八个字不是夸出来的，
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用那双编过无数草鞋的脚，
用那颗从不肯打折扣的心。


四、家书中的革命情


一九二八年，五十二岁的何叔衡
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异国他乡，窗外大雪不化，
他在灯下给儿子何新九写信：


“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
我的人生观，
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
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
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


这封信从莫斯科寄回宁乡杓子冲，
义子何新九捧着薄薄几页纸，
读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放下信，扛起锄头下地去了。
他没有等父亲回来安排前程，
因为他知道，
父亲的信里已经写尽了
所有的答案。


什么叫家书？不是吩咐，
是把自己活成一个答案，
寄给后人。


五、“宁乡四髯”的精神力量


沙田的小金陀馆里，
四个青年常在廊桥边读书论天下。
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
后来人们叫他们“宁乡四髯”。
旧派人物说革命者都是年轻人，
他们便故意蓄起胡子，以髯为名。
从云山书院的讲台，
到长沙街头的巷战，
四个人散落各地，
却始终走在同一条路上。


一九二六年，他们终于在长沙重逢，
走进照相馆，
留下一张清一色八字胡须的合影。
那时何叔衡五十岁，
姜梦周四十三，谢觉哉四十二，
王凌波三十七。
相机咔嚓一响，
四个人并肩而坐，目光望向同一个方向。


后来，一个跳了崖，
一个被杀害，
剩下的两个活到了新中国成立。
四个秀才，一场革命，
从沙田出发，
用一辈子回答了同一个问题：
读书人该怎样活在乱世里？


六、以奋斗致敬初心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福建长汀水口小迳村。
五十九岁的何叔衡被敌人围困在山路上。
他体力耗尽，走不动了。
为了不拖累战友，
他松开同伴搀扶的手，
纵身跳下悬崖，
高呼：“我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敌人追下山崖，
搜走了他身上的财物。
他苏醒过来，
抱住敌人的腿搏斗，
最终身中两枪，壮烈牺牲。
那一年他五十九岁，
本来是该含饴弄孙的年纪。


人们在山崖下找到他时，
只剩几颗纽扣和一盏马灯。
没有遗骨，没有墓碑，
只有一盏灯，落在闽西的山崖下。


一百五十年过去了。
宁乡杓子冲的土墙还是从前的土墙，
门前的池塘映着松柏和青山。
从南湖红船到苏区法庭，
从莫斯科家书到长汀山崖，
每一步，他都走得踏踏实实，
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初心里。


那盏马灯还亮着，
照着后来人脚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