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红星文学社》编辑部
主任/总编:张俊森
副主任:徐频、赵万瑞、蒲公英、白瑭羽
编审:赵万瑞
助理:赵宥汐、范先胜
美编:张璇
1.我的校园生涯（散文）
文/曾林（安徽）
一段被时代与命运反复折叠的求学路，一串刻着清贫与执着的青春脚印。没有坦途，少有顺遂，却在颠沛中守住了对知识的执念；半生回望，最难忘的，是那段跌跌撞撞、却从未真正放弃的校园时光。
几年前，我的好友张俊森先生曾经看了我在美篇平台的《大学之后的人生》一文，给我提了几个问题。当时我便一一作过简答。而其中之一是问我“为什么1977―1980年没有考大学？”我回答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缘故而被迫停学了。中央是1979年初下发文件，我看到了希望。所以，1979年9月我才重新读高中再考大学的。回想起来，觉得这个答复过于简单了，故而重提拙笔详述一下我的在校读书经历。
我是1964年9月入小学开始读书的。由于当时农村教育不够普及，在我的家乡，当时一个公社只有一所小学，没有初中，高中就不用说了。再因家乡比较贫穷，人们也不大重视子女教育，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读书的并不多，入学时的年龄普遍也偏大，如我入学时虚龄已9岁了，但在班上仍然算是最小的，大部分同学还大我1~3岁。也许是因为自小比较爱学习，一年级时成绩特出，学校就把我跳级了，即第二年（1965年）便直接上了三年级。又过了一年（1966年），当我四年级开学时，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我们没有正规的课本，上课时，老师也不知教什么、如何教，有时学校给我们发几张由老师自己油印的讲义，直到我小学毕业也没见过正规的课本。我小学一年级入学时为秋季招生，毕业时已改为春季，这样我就在1969年元月小学毕业了。由于我入学时小学为六年制，毕业时改为五年制，加之跳级又没有读二年级，所以我在小学实际只读了四年半，而真正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一、三年级的两年。
也许比较凑巧，在我小学毕业的前一年，我们公社正好在我读书的小学旁边又办了一所初中，这样我们刚毕业的小学生都有机会上了初中。初中时，我们又有了课本。不过当时的课本偏重于多应用技能而少理论知识。如数学有制造模具的“三视图”，物理有电灯的安装、收音机的组装和杠杆的使用，化学有烧制砖瓦的“硅酸盐工业”，另外还有农业常识课等等，不像之前的课本注重基础理论与应用知识的系统性。但总的来说，教学比前几年好多了。只是当时我们的学校刚建立，操场与教室等基础设施很不齐全，老师和学生们都不得不经常参加劳动，挖土方平操场，挑砖瓦盖房子，一般每天下午都须劳动，我记得有几次晚上还翻山越岭去别的公社挑砖挑瓦。同时，为了响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老师们经常还带领我们到附近的生产队帮助干农活。总之，除了上课外，当时非教学活动还是很多的。转眼三年过去，1972年元月我初中毕业了。
由于家父的缘故，在高中还未能普及的情况下，即便我成绩非常好，也没有继续上高中学习的机会，从此便回家务农。在家乡近八年的时间里，除了学会务农，几乎没有获得其他知识。因为一是当时的生产队，干活效率低时间长，没工夫干别的事，二是即便能挤点时间自学，家乡连几本小说也找不到，更不用说其他书籍了。
1977年恢复了高校与中专招生考试制度，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只在小学和初中读了七年半，而实际接受正规教学不过四五年的人来说，可谓望洋兴叹。但出于不甘心，1977一1978年，我也报名参加了两次中考，并获得了两次预选的资格，但没有被录取。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虽然准许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报考，但仍然重视政治审查，如果考的成绩不是太突出，录取的机会还是非常小的，除非有点其他关系相助。待我工作后，打听了一下在我当年填报的中专学校毕业后工作的几个熟人，他们说学校里有不少被录取的考生，1977年其录取成绩比我当年考的成绩还低了不少。
受家庭出身问题影响的人真正获得与其他人同等待遇的时间是从1979开始的。于是在父母的支持下，1979年9月我便去高中重新当起了学生。高中时，由于我在小学和初中都没有学过外语，加之当时高考外语占分不高（占50分），便放弃了它。另外，由于当时学习紧张，加之营养缺乏（经常饿着肚子），1981年高考前感冒发烧引起了肺炎，高考时还在打针吃药，头昏脑胀眼冒金花，考的当然也就不够理想了。当结果一公布，考的成绩仅比当年安徽省大学本科录取线多17分，由于当时的我已经25周岁了，且是当时高考录取生的最大年龄，所以高中班主任便建议我填报安徽农学院，以确保被录取。
进入安徽农学院后，补上外语成为我的紧迫任务，由于从零开始，在大一大二两年里，我几乎用了近一半的时间学习英语。工夫不负有心人，至英语课程结束时，还考了个很好的成绩。但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不值得，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学它，后来用不上，何必要那“敲门砖”的高分呢？倒不如省点时间学些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大学四年很快也结束了，30岁的我从此彻底告别了校园生涯。现在回想自己的两段读书岁月，一段是小学和初中的七年半，一段是高中和大学的六年，共计十三年半，除去约四五年的不正常教学，真正获得比较正规的在校教育不过九年，相当于今天的初中毕业生接受教育的年限。且其间，在高中和大学的六年，又因父母年迈，家乡分田到户，为了不误农时，每年暑假还须回家干一个多月的“双抢”及其它农活等。
这一路求学，有时代的局限，有家世的牵绊，更有不肯低头的倔强。那些缺失的课堂、错过的光阴、拼尽全力的追赶，都成了我一生的印记。虽有遗憾，却无后悔，既是对友人提问的真切答复，也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郑重交代。惟愿以自身行路，警醒后来者：珍惜读书时，莫负少年春，以扎实学识立身，以端正初心行事，不负时代，亦不负自己。
2.白纱巾(散文)
文/南山（江西）
燕是我战友华的妻子，在赣东北某山区任民办教师。燕谈不上如花似玉，风姿卓韵，却处处流露出山村女教师特有的文化气质，她衣着打扮十分简朴，一头披肩长发，冬天喜欢围一条白纱巾，一头搭在胸前，一头披在肩后，每逢去学校上课，习惯用白纱巾的一头半掩着手中的教材，像微微的山风一样飘然步入教室。燕的一举一动，都像那条白纱巾一样带着清纯质朴的风采。
燕和华是1976年相恋的，1977年华应征入伍，燕把那条白纱巾作为爱情信物送给了华，后来华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两次挂花，华都是用燕的白纱巾擦拭伤口的，不幸的是一块弹片夺去了华的右手，华退伍回乡后，怕拖累了燕，便忍痛割爱，把白纱巾还给了燕，燕接过依稀可见血斑的白纱巾，蒙着脸大哭了一场，尔后趴在华的肩膀上哽咽着说：“不，我不要嫁别人，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不久，燕和华结为百年之好，婚礼简单而又隆重，有县委县政府县民政局和县武装部的领导前来贺喜，部队领导也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婚礼，亲朋战友欢聚一堂，新闻媒体给予了高度评价。
后来，华被安排在一家国营企业当仓管员。燕为了教书育人，为了减轻生活负担，做了五年的避孕计划，第六年才生育，当时燕已经28岁了。燕分娩时，正是寒冬腊月，我和妻子踏着皑皑白雪去贺喜，闲谈中燕得知我正在自修大专中文系课程，爱好文学的燕便要我借几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给她看看，我答应过几天给她送去。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拿了几本教材正准备去燕家，刚踏出门坎，突然接到燕的噩耗，我惊呆了，拿着教材的手不由自主地松开，教材“啪”地一声落地，一阵寒风袭来，教材被风掀得“哗哗”响，恍惚中眼前飘过一条白纱巾……
燕是在坐月子时患出血热病误诊而亡的。燕去得似乎很平静，面部表情安祥如梦，唯有那条白纱巾没有像生前那样富有朝气，而是挂在脖颈上，和双手自然下垂。我知道，那是燕生命终结时留下的万般无奈！
燕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好老师，她精通数学，善于中文，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在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同时，用辛勤的汗水一次又一次地浇灌着祖国的花朵，连年获得优秀班主任的光荣称号，是江西省的模范教师之一。
燕除了教书育人，还要侍候半身瘫痪的婆婆，每年还要养两头猪出栏，补贴家用，并用养猪攒来的钱给学生发奖学金，假期间和平常早晚还要做农活和菜园里的事。几年以来，面对一个个不愿读书和读不起书的孩子，燕总是风雨无阻地上门做工作，想方设法为学生解决困难，而那条白纱巾也曾为不少贫困学生擦拭过眼泪，还救过一个小学生的命。一次，燕从一口大池塘边路过，发现一个不慎落水的小男孩，燕不会水性，周围又没有其他人，燕急中生智，取下白纱巾，一手紧紧绕在手上，另一头甩向落水男孩，小男孩拼命拍打水面的手抓住了白纱巾，燕竭尽全力终于把小男孩救了上来。从此，那条白纱巾又多了一个感人的故事。然而，白纱巾也沾满了燕许许多多委屈的泪水。
去年，燕为五名特困生发了一次奖学金，每人40元，此事惊动了新闻媒体，电视台和报社都来采访燕，燕对记者说：“你们不要采访我，更不要宣传我，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孩子们多掌握些知识，将来好建设祖国，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现状。”不料燕的拒访给了记者们极好的素材。几天后，省地报记者和电视台分别以《不图名和利，只求后人能》、《从不要宣传我说起》以及《白纱巾的情愫》为标题，对燕给予了高度赞扬。一时间，难免有些说三道四的人，有的说燕就是为了图名，有的说燕是一个傻老师，自己的钱没地方花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燕委屈得经常用白纱巾捂着脸哭泣。
在清理燕的遗物时，华抱着燕结婚时买来的那双至今都舍不得穿的皮鞋哭成个泪人，之后华把燕的日记本递给我，哽咽着说：“这是她的日记，帮我看看，看看她还有什么愿望，我会……”华再也说不下去了，用唯一的一只手抱着头又是一阵痛哭。
我打开燕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一首小诗《白纱巾》：“白纱巾飘起来，飘起来，飘向蓝天，化为信鸽，传递真情，爱意无限。白纱巾飘起来，飘起来，飘向蓝天，化为云朵，积蓄雨露，洒向人间。”诗虽浅显，却是燕的两种真情流露，一是夫妻情，二是师生情。由此可见，白纱巾对燕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物。
出殡那天，燕的送殡队伍很长很长，白帽攒动，花圈拥簇，宛若燕挽着那条白纱巾驾鹤西去。送殡队伍到达骑龙岗墓地，全校五个班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列队伫立在燕的灵柩前默哀，然后由那位被燕从池塘里救起的男生致悼词：“敬爱的符小燕老师……”他再也念不下去了，失声恸哭起来，在老师的劝慰下，他用左手使劲地捂住自己的小嘴，然而小小的手又怎能捂住巨大的悲痛，哭声又从指缝间挤出来，大滴大滴的泪水濡湿了手中的悼词稿。顿时，五个班的学生和亲友们都哭了，我们八个殡葬工在孩子们的情感牵动下，那多年不曾流过泪的眼睛里也含满了泪花。哭声连成一片，在骑龙岗上空汇聚成一种悲痛欲绝的声韵，一会似凄婉的箫声从深山中飘出，一会似沉沉的闷雷从天际滚来，两种声音一起一伏，谱写成一支震撼人心的挽歌！
后来，每年清明节，燕墓顶上的白纸都会幻化成一条白纱巾，在习习的山风吹佛下，悠悠地飘扬，此时此刻便有清纯优美的歌声传来：“白纱巾飘起来，飘起来，飘向蓝天，化为信鸽，传递真情，爱意无限。白纱巾飘起来，飘起来，飘向蓝天，化为云朵，积蓄雨露，洒向人间。”
3.穆青与我和王耀军(散文)
文/朱赞杞(河南)
早想写点东西来纪念和缅怀我的一直想拜却没拜成师的老师了，大抵是还有深交往过的缘故吧，只要是一提到两位老师，我就会不由自主的难过一阵子。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脑际里满满的音容笑貌，仿佛昨天的回想占据了整个空间，我没法不去不查找他们的资料和捕捉昔日与之相处的影子。
穆青先生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我在一九九一年时候在一次大同中学校庆时，有幸见到了他。而知道穆青先生的大名则是我初中时学习《县委书记好榜样一一焦裕禄》一文中了解的，我当时在邢口一中上学，对文学我有特别的爱好。听程发东老师讲穆青先生简介，我的印象很深，并有种倾羨他的职业，也为自己种下了一个神密文学梦。
一九八九年，我加入程发东老师举办的卧虎文学社。之前我也发表过作品，先后被《群众文化论坛》杂志社和《作文周刊》杂志社聘为特约通讯员和特约撰稿人，并多次发表习作多篇。
也是在一个开春开学的三月里，一次王耀军先生来我校讲课，我和同卓张有为都对他的诗起了很大的兴趣，并用日记本写诗让王耀军先生修改，其中有一首他修后的诗，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内容是:
刻苦学习不放松，不让岁月过匆匆。
寸金没有寸阴贵，苦读诗书趁年轻。
虽然，现在读起来像个顺口溜，但是我们当时己佩服的不得了了，也许是考虑我们还小，先生才写的浅显容懂吧，这首诗，我和后来在文学和收藏等领域都赫赫有名的资深新闻人著名作家，原《解放军报》《新闻周刊》主编，河南人民书画院院长张书勇先生(上学时名叫张有为，现是为杞县裴村店孟里寨庆合堂主人)都记到各自的日记本上了。当时，我还真想拜他为师。
那天中午，我负责买馍，张有为负责买菜打汤，专门给我们尊敬王耀军先生多买了两个馍，怕他不够吃。也不知道是谁了，在我们三个人在操场蹲着吃饭的时侯，弄了一半瓶辣椒酱让我们吃。王老师吃着还说:辣椒酱下馍，辣椒酱下馍。
临走时我和同桌张有为都说了拜他为师的事，王耀军老师先生风趣地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看你们其中有一个叫张有为的，那我就把自已的名字改成王启超吧，我还是你们的学生呢？我们都笑了。最后他还说了到我说:你这个名字起的好啊，不忘家乡不忘本。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一年以后，我才发现我的名字有点意思有点怪。也就从 那时起，我把自己名字朱站起改成朱赞杞了，同年完成完成小说《萌动季节》的创作，并用了小鲁迅这个笔名。
后来，他有多次来到我们学校，每次来，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记得我还写了一封信寄到他家里，半年后，他找到我，说了很多，还说只要寄信必复，我只是为省了邮票信笺，直接服务上门了，当好毛主席和人民的勤务员。我虽然对他的说话和穿着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但对他指物作诗，张口就来，无步成诗，挥笔而就的才华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上高中后，我在县广播站及杞县文联刘玉亮老师，杞县文化局长朱学斌老师，杞县作家孔羽老师，杞县宣传部长李献荣老师等帮助和鼓励下，成立了《中学生文学》，同年并成立了溪草文学社和冬星文学社。
《访穆青》一文在《语文报》刊登后，得到了《作文成功之路》主编辑华成君先生的亲笔来信，被《华夏诗刊》聘为特约执行编辑等等，同时被评为全国十大校园诗人等光荣称号。这都和穆老先生和王耀军先生影响和教导分不开的。
一九九二年，这一年是我印象中最特别的一年。我和于吉深，卞秀清，常占锋，韩亚新等文学爱好者在城皇庙西门卖我们印刷的报纸，《三三集刊》和《溪草文学报》，当时有个叫汪洋的开封大学中文糸学生也是杞县的，他买了我们一共十九份(打印油印的)报纸，他说他看到还有县南宗店曲龙的有个叫董伦峰同学的也在大同中学门口买他自已写的(手刻油印的名曰《浪花报》)报纸，董伦峰即现在河南某新闻部门领导董伦峰。
说来也巧，我们并没有见到董伦峰，却在路上遇到王耀军老师。他说，每次大同中学校庆时，穆社长都会回来的。
就在那天下午，我和王耀军老师在中医院和大同中学之间一个小卖铺前我们仨人相见相遇了，并说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话。当时也没有作诗和想着吃个饭什么的，干说了很长时间，连喝口水也没有。
在往后来，我与他们相见的更少了，记得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也是我这一辈子当中仅有的唯一的一次。由于那时我十几岁，什么也不懂，甚至现在想想我当时最起码礼貌都没有。让两位老师前辈站了那么久，为我文学道路指点迷津。更何况，他们毕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文坛奇才怪才与文坛泰斗和文坛巨子啊！
现在回想起来，无从下笔，也不知道从何说起，逝者安息，不再回语，唯有缅怀沉重，写一点不成文句的只言片语。权作对先辈先生不曾忘却的纪念吧。
4.雨夜归程 心有暖灯(散文)
近日，胃又有些疼痛不适，于是便想起一位中医大夫——张大夫。
他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伍之前在部队卫生室工作，转业复员到地方以后，自己在家开了个诊所，每天找他针灸、拔罐的患者络绎不绝。为了缓解疼痛，我便驱车去找张大夫为我做针灸治疗。
因为搬了家，我已经有几年没见他了，这次再次前往，以为他早把我忘记了。可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们夫妻还对我记忆犹新，不仅能叫出女儿的名字，甚至记得我们以前聊起的许多小事。他们对我还是那么亲热，见我来了，还特意拿出空气清新剂在屋里喷洒。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人工的香味，但看着他满脸的热情与善意，我也只能欣然接受了。
张大夫针灸拔罐的效果特别好，加上他们夫妻热情细心、服务周到，收费又很便宜，来找他们治疗的病人总是络绎不绝。攀谈间我能感受到，张大夫心肠极好，为人善良。遇到家境不好的病人，他只收半价，甚至免费治疗。其实他家的陈设简单又有些破旧，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他始终秉守着自己的价值观，行医德、做善事。这份坚守让我从心底里敬佩他。
看着这略显简陋的屋子，我心里却流淌着一股久违的清新。是啊，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富丽堂皇的装饰，而是那份发自内心的善意与真诚。
当我起身告别时，外面已是电闪雷鸣，狂风四起，豆大的雨点密集地砸落下来。我忙着付钱，张大夫却硬要少收，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朋友。他说，每当看见有些老人拄着拐杖，从兜里摸出用破旧手绢包着的几元钱时，他都不忍心收。我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情，面对这样一位善良的大夫，我又怎忍心接受他的恩惠呢？
在风雨骤起的夜色里，我一个人驱车离去。前路暮色沉沉，灯光昏黄，但我的心底却有一股温暖在流淌、氤氲，足以抵御这一路的风雨。
1. 顾问委员会主任：马永昌
2. 会长：张俊森、赵万瑞 副会长: 吴菲菲
3. 编委: 张俊森、赵万瑞、张璇、赵宥汐、马永昌、徐频、吴菲菲、白瑭儿、林泽祥、汤颍
4.文学顾问: 林泽祥、汤颍、蒲公英(编外人员)
5. 投稿收集编辑部主任: 张俊森
编辑部副主任: 徐频
现代诗终审:赵斌
古体诗主编:德行天下
6.美工部部长、行政部人事组组长：张璇
7. 对外业务联络组组长：赵万瑞
8.管理部主任:白瑭羽
9. 群维护秩序安全组组长：枕溪漱石
副组长: 谢伟
10. 对内作品评论组组长：徐频 副组长:赵宥汐
11.小说散文终审:刘居
12.现代诗二审主编:白瑭羽
##合作单位:中国先锋作家诗人、青年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