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奔赴 烛照心灵  

——刘俊奇长篇纪实文学《燃灯人》人物塑造艺术

孙世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纪实文学创作实现了转型转换期的重大突破，教育主题的纪实文学创作进入繁荣阶段，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人文蕴涵的文学作品格外引人注目。作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忧患意识，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层次关注，体现出文艺工作者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刘俊奇的纪实文学作品《燃灯人》（济南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讲述了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的山东省沂源县实验中学原校长李振华的感人故事。品读全书，

笔者数度泪流满面，掩卷沉思，感慨万端。这是一位平凡的人民教师极不平凡的人生故事，这是八百里沂蒙热土谱写的又一曲撼人心魄的“沂蒙精神”颂歌。主人公李振华故事感人，境界撼人；作者刘俊奇以其“才、胆、识、力”精心创作，作品感染激励人，教育鼓舞人，是十分难得的精品力作。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作品人物塑造的艺术特色予以粗浅评析。   

一、叙事节奏的驾驭

纪实文学作品对叙述故事的节拍掌控以及对角色的塑造，是通过串连起一系列真实故事来展现的。《燃灯人》在叙事方式上做到了“环环相扣”，在以时间为轴记叙人物生平的传统模式下，以李振华与沂蒙山的“双向奔赴”为线索，巧妙地串联起若干故事和场景——沂蒙山区彼时的贫穷落后与激情满怀的李振华内心纠结；父老乡亲对这位城市少年掏心掏肺、无微不至的关爱感染、感动着他，让他欲罢不能。作品在讲述手法上，呈现出连绵不断的悬念与波折，情节设定出人意料，吸引着读者对人物命运持续牵挂。

作品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每一处细节、情节的描写都极具画面感，让读者如身临其境的震撼，从而引发强烈共鸣。作品讲述李振华初入沂蒙的困难和曲折经历，写他的一口南京话与沂蒙山方言的碰撞，令人忍俊不禁；李振华因“特务”嫌疑遭到公安机关暗中调查，又让读者心酸心疼；作品描写李振华父亲从重病到去世、母亲偏瘫，一家人不得不离开沂蒙山那个凌晨发生的故事，情节设计张弛有度，在令人泪目的同时，读者感受到的是浓浓大爱与融融亲情。作品描写李振华家访遭遇野狼围攻、因其工作调动致使两个村庄发生激烈冲突等，在描述这些紧张、刺激的场面时，突然又放缓了节奏，达到“柳暗花明”的效果。《燃灯人》让读者在体味和感受主人公博大的胸襟和精神世界的同时，更加深刻理解和感受到“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

二、真挚情感的渲染

最早接触刘俊奇的文学作品，是他火遍全国的散文《第一次背娘》，充溢全文的纯真情感直抵心灵。《燃灯人》的写作，贯穿着作家一贯的写作风格，全书表现出叙事风格深深的爱、浓浓的情，表现出作者十余年追踪采访主人公的执着、情怀和责任感。纪实文学的核心在于真实，这一点被作者坚守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真实更体现在作品的语言与艺术表达。故事和场景的真实描述，源自作者同为沂蒙山人的生活阅历，更来自坚持不懈的追踪与调研，使得作品保持着沂蒙山风土人情原貌。作者不加修饰、细致入微，娓娓道来，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些看似平常、实则非凡的故事，以原生态呈现给读者，真挚情感浸润人心，真实场景触动人性。

清初文学评论家叶燮曾经提出“才胆识力”的创作理念，认为写作成功的秘诀在于作者的才华、勇气、见识和创新力。“才”涉及创作艺术的能力；“胆”代表创作时的无畏精神；“识”关乎艺术家的见识和知识涵养；“力”则指艺术创作的原创力量。艺术创作可以界定为对外界物象的刻画以及反映艺术家内心世界的表达，后者则包含了创造力、勇气、知识和独创性这四个关键要素。依笔者的理解，情是最给力的，情怀的力量是巨大、无穷的。

《燃灯人》作者沿着李振华当年来沂蒙山的路线，走遍了他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采访了他许许多多的学生和乡亲们。作者与李振华同吃同住，深度交流，多少次陪同李振华走进孤寡老人和乡亲们的家中，在实地采访中体味与感悟，努力走进这位人民教师的内心世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初心，“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创作执着，令人敬佩。

三、典型化手法的运用

纪实文学强调真实性与文学性、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要求作家具有较大的艺术发挥空间，擅长对人物原型、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和再现。《燃灯人》对于李振华形象的塑造，从人物建构、细节设置、语言运用等维度进行了成功尝试。

一是人物建构匠心化。作品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既根据人物事件演进的逻辑来设计，还基于展现人物精神面貌的关联性，予以科学安排。比如作品的前四章以“纵”的方式，以时间线索对李振华的经历和故事排列组合；后五章则以“横”表现手法，通过“奇迹与密码”“红水河畔情与缘”“清贫者与钱的故事”“深藏心底的愧疚”等，借鉴数学“合并同类项”方法，表现出李振华非同凡响的人生境界。正是这样的纵横组合，重塑了鲜活的人物形象。

二是细节设置精细化。在构思作品的微观层面，作家践行恩格斯的创作理念，即作品的倾向性应从其中的微小元素中自然流露。作品中真实感人的细节描写无处不在，比如对李振华第一次吃煎饼的描述、沂蒙山婆媳俩为李振华准备第一顿饭的纠结与心理描述、李振华清明节在父母合葬墓前的忏悔与期许等等，令人难忘且回味无穷，感同身受。高尔基认为，情节、描写及文采，构成文学创作的三大基石。细节的力量将读者引入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和独特的情感世界，在这些情境中，主角令人敬仰的心灵通过细腻的刻画呈现在我们面前，澄净着读者的内心世界。

三是语言表达朴实无华。大道至简，文学亦如此。《燃灯人》用朴素、平实的语言讲述着深刻而打动人心的故事，读者在感动中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特别是作品对沂蒙山方言和地方文化元素的运用，更为作品增添了地域特色和沂蒙文化、沂蒙精神丰富而深厚的内涵。简洁朴实的语言，作品主题与现实人物形象的塑造高度契合，才能表现出一个真实、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四、思想境界的启迪

我们的书记曾经这样勉励作家: “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纪实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其应诞生于某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推动解决或是导向进展之中，其根本宗旨在于以文学方式，为读者揭示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的种种，注重作者感情与见地的传达，对社会现实进行褒奖与反思，进而引发读者的思索与共鸣。这就促使纪实文学的真实度、思辨力、客观性及哲理性需齐头并进。

思辨力源自作品纪实内容的深邃。纪实文学既塑造正向典范，也应该挖掘问题、探索问题、化解问题，在以笔为刀进行解剖的路途上，作家需保持客观镇定，赋予作品持续的思辨性，从而确保作品与真实世界的连结度，激发读者更进一步的社会思考。《燃灯人》表现了普通教师的故事，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联想到现实中的学校教育状况——今天我们最缺失、最需要的就是“教育家”情怀，而作者正是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位教育家楷模，这正是作品的高明之处与其现实意义。

语言终究难以穷尽事物的真相，但作家必须恰如其分地通过文字揭示出人物本质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与思考。纪实文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性，不仅具备显著的现实意义，而且必须具有持久的文学性和历史价值。当作品真正触及读者内心，警示社会，它才具有描绘社会人文与展现时代风貌、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力量。新闻学者杨保军曾这样阐释：“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决定了媒介及其传播者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自己的各种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不可能摆脱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存环境，这就决定其必然要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选择事实、传播新闻，其中蕴含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纪实文学作品同样如此。

李振华将盎然青春和满腔热血奉献给了教育事业，沂蒙山的老百姓自发捐款为他塑像，《燃灯人》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位活着的雕像。李振华的生命轨迹完全契合教育大师陶行知的名言：“带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李振华是“天生的师者”，用奉献、牺牲和智慧创造了奇迹；他是“真正的仁者”，用大爱承载一切，改变一切。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大山播下爱的种子，点燃了无数孩子的心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燃灯人》给我们树立人民教师标杆的同时，更给当下的教育改革提出了重要课题——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教育理念？人们对现代教育最大的期盼是什么？如何才能达成我们的书记所倡导的“四有好教师”？纵览全书，李振华用行动诠释了“好老师”的内涵。时代呼唤更多像李振华一样具有教育家情怀的人民教师。在半个多世纪里，他“让爱改变一切”的教育理念，产生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歪脖子树”也会变直、永远的“工程师”情结，体现了李振华的管理素养与真挚感情，读来让人动容、难以忘怀。

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周敦颐也提出“文以载道”，意味着文章的作用不仅仅是表达，更重要的是传递某种道理、思想或学问，纪实文学的写作更应该如此。“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家就是要以文字体现自身对时代和社会的关注，展现出知识分子积极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责任心与使命感。

从这个意义说，《燃灯人》的探索与尝试颇为成功。

（原载《百家评论》杂志2025年第六期，作者为临沂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