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上）

             作者  郝怀明

   1986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他在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主持起草的又一个历史性文献，也是他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任上主持起草完成的最后一个重要文献。这个文件，基于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知，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是从根儿上对“左”的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进行的一次认真的深入的清算，因而遭到邓力群、胡乔木等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我有幸参加了这个文件起草的全过程，思想和认识在研讨中日益明晰和深化，在论争中更加完善和坚定。那段很不寻常的经历，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问题的提出和胡耀邦最初的设想      

前面已经提到，还是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时候，邓小平就曾提议搞一个加强思想战线工作的决定，克服思想战线的混乱状况，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二中全会后搞过一段时间的“清除精神污染”，虽然声势浩大，但路数不当，妨害改革，不得人心。当时曾由中宣部起草了一个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思想战线工作的决定，准备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起通过。但由于文件主持者的主观认识和当时客观实际相脱离，要写好这么一个文件非常困难，如果弄得不好，还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邓小平最后拍板，还是放弃了。那年夏天，邓小平在北戴河对胡耀邦说：“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这次不搞，三年内都不搞。邓小平明白，他和胡乔木、邓力群的那套“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并不成功。

 如何同“清除精神污染”那套做法区别开来，加强思想、道德、精神领域方面的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之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使二者真正成为“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这是一道难题，一个一直没有得到破解的难题。党的十二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展开，这个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摆在了胡耀邦的面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范围内的精神文明建设到底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方针？能不能坚持十二大提出的“以共产主义为核心”作指导？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在前进道路上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指导方针问题。

 1985年９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议定十二届六中全会两项议程：（一）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定；（二）通过召开十三大的决定。

 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1984年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邓小平赞之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又提上了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胡耀邦决心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这是历史的呼唤。

胡耀邦：“需要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

1985年11月间，胡耀邦在有王兆国、胡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林涧青等参加的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谈了他对起草这个文件的初步设想。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起草工作名声不大，明年三、四月间拿出个稿子来供讨论。不是事务性的，是纲领性的，要管一个时期。不是说教，要有虚有实，看得见，摸得着，有措施。太宽不行，太窄不行。要有说服力，带有教科书的性质，如道德问题。少则十条，多则十四、五条，二万字。前一、二、三条是问题的提起，讲社会主义的特征，两大文明，着重讲精神文明，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何重要说道。

一个是思想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思想方面的支柱“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个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达到这个要求，各种舆论工具，各界要做的工作。各种错误的做法要提到，要采取疏导的办法等等。

一个是道德，包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问题，要消灭什么东西。

一个是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西方文化、传统文化怎么对待的问题。

一个是民主法制，国体、政体不搬西方的议会制，分权不是个好办法。

一个是民族问题，涉及宗教问题，讲团结友爱，提倡什么。

一个是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最后一个是党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什么作用。（摘自本人笔记本）

胡耀邦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他对这个文件的最初构想。可以看出，文件的中心是以“四有”为纲，然后再加上一些相关的其它别的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突出地提到了。后来有人无事生非，批评胡耀邦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把这看作是他的头等大罪，实际上，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起草班子渐渐明确起来了，人数不多，只有５个人，即郑必坚（胡耀邦的秘书，协助耀邦主持起草组工作）、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王愈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郝怀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局级调研员），还有丛兵（中办秘书局会议处干部）。地址在南长街81号中央警卫局大楼五楼。这里距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勤政殿很近，也就一、二百米。我们起草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时就在这里，熟地方。

12月25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室召集起草组同志开会，畅谈了他对文件的想法。他说，教育的主要毛病是知识分子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德、智、体的问题没有讲透。一是轻视知识分子，一是和工农兵结合的根本方向没有讲透。他在回顾了我们党历史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说，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知识分子立场感情的转变讲了一点，但不鲜明。文艺、出版、新闻、青年，都是这个问题，思想感情不和广大人民融会在一起，血肉相连，我看是这个问题。现在知识分子不愿到艰苦地方去，作家不愿深入生活，什么都伸手要钱，还不是立场思想感情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讲透，不完全清醒。这个问题讲透是困难的，但不涉及到，麻烦。

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还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经济学可以继承、借鉴的东西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可借鉴的东西少一些。马、恩对文艺问题讲的不多，有些还似是而非。大主意还是道德风尚。“四有”是对全民族的要求。你们在小平、我、紫阳讲的框框里面搞不行，要重新提炼一下，在我们之上，不然没有什么新话嘛。

战略地位怎么写？几十年，从生产力、人与人关系上变成个什么样子，从这里面讲。也可以做个回顾，大回顾：过去不能办，不可能办，没有办.，现在为什么能两个文明建设同时担当起来？我们有这可能，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物质不极大丰富，是不成熟、不稳固的，这就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讲长期、近期的目标，二者的关系。讲只注意一面，会带来的危害。

在谈到人的素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时，胡耀邦说，什么叫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质，人与人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各民族之间，从社会到家庭，都要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谐的新型关系，思想上的一致，等等。这一部分很重要，要提神。

人的改造要鲜明地提出。要写人的素质。教育问题写一段，15年的要求，各类学校的奋斗目标，知识程度，文明素养，甚至体质的要求。要写出新的道理。

在谈到思想、精神、道义上的一致的问题时，胡耀邦说，首先写奋斗目标，写三大步，写“四个坚持”，写如何达到一致的办法。不要“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采取什么办法？要总结大的历史教训，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如何，讲点道理。怎么一致，写这几年成功的经验。

胡耀邦说，最后写党，主要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引自本人笔记本）

胡耀邦这次谈话，为文件的起草提供了重要指针。

经过几次认真讨论后，便开始起草。郑必坚、龚育之、王愈明和我各承担几个问题，郑必坚让我起草道德伦理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这两个部分，还开玩笑说：“有道德的人写道德。”

   胡耀邦：“这个文件难度很大”

1986年２月29日，草稿写出。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分９个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各条战线同志们的庄严使命，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宗教问题，精神文明建设和对外开放，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

３月4日、８日，胡耀邦两次主持有几位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中央有关思想理论文教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征求意见。

胡耀邦说，这个文件难度很大，所以要提前把它搞起来。变是不能变的，六中全会必须搞这么一个决定。还可以改4个月，时间满紧。草稿离全会通过的要求还差得远，要无情地破，才能立。

出席座谈会的胡绳、王兆国、林涧青、胡启立、钱李仁（人民日报社长）、朱厚泽（中宣部部长）先后发言。大家认为草稿初步理出了个头绪，有许多好的东西，也有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具体措施少，不落实。

胡耀邦在插话中说：道德比较好写，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确立为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为人与人团结、友爱、平等、互助打开了前景。对怎么团结互助，家庭怎么搞，作些规定性的东西，这就是很实的呀。没有哪国不称赞我们这个的，要加以总结提高。就在老年、儿童、妇女、残疾人上写点，全国人民对他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就在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八个字上做文章，不要再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东西上阐述过来阐述过去。万里在书记处会上说，我们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统统让资产阶级拿去了，我们把人道主义提出来。

胡启立在发言中说：我们整个民族是比较保守的。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开放不足。所谓资本主义的侵蚀，其实很多是封建主义影响，如干部子弟问题，是家族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用过的全是坏的，民主、自由、人道都是资本主义的，剩下的就是镇压、斗争。封建主义、小生产是大量的，这个包袱沉重，不丢掉，搞四化很难。崇拜西方文明是开放不够，真出去（看）了，就会觉得还是社会主义好。治理的办法不是越开越小，那样，就会越来越神秘地把西方看作天堂。文件要有纲领，有明确的章法，做几件什么事情，10年干什么，30年干什么，抓什么东西。外国人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是人治国家。有的县已是家天下，没有监督他的机构，谁知将来怎么样。他还说：有人希望社会干干净净，消灭妓女。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怎么能够没有呢？有（这种现象）怎么就天昏地暗，社会主义就垮台了呢？“水至清则无鱼”，不容忍一点不同的思想，怎么生活。我们三民主义也吸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

胡耀邦插话说：这倒是个好思想，如果文件出来，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纯而又纯的错觉，就不对了。

会上，根据胡耀邦的建议，几位同志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列出了一些题目。胡耀邦最后说，搞得太简单了上不了全会的议题。一开头就要有点有份量的东西。太简单了交不了帐，人们不满足。难度确实比较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说理与工作布局相结合，谈何容易。他说：为了避免大概念套小概念，可以多标几个部分，归纳为12条，纲领性的东西，使下面看了抓得住，学校、工厂的同志看了能懂。（引自本人笔记本）

３月９日，是个星期天。胡耀邦召集起草组开会，比较详细地谈了他头一天会上讲的12条。他希望能够搞成一个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相比美的文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武装了全党，精神文明决定是个比较完整的纲领，有科学的概念，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该怎么做。

第一、二条讲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和实质，写什么东西，没有想清楚。

第三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要写三代人建成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理想，全国人民政治团结、道义、精神一致的根本基础， 80年代就干这个事。翻一番还不够，五年完成一个，还要搞。自我完善的话要有。共产主义也挂上一笔。用共产主义理想怎么统一思想？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前面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二、三句话写清楚这个历史观。写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写出困难，写出长期性。

第四条，对外开放，就强调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本领。马、恩并没有说过“垂死的资本主义”。长期搞开放政策，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要吸收人家的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消化创新；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东西。科技文明不在第三世界，在发达世界，没有几十年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不向人家请教，拿过来，我们的精神文明上不去。怎么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先学习再创新，几十年嘛，坚定不移。马克思曾把中、日两国并提，认为都有上去的可能。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v世界上把中国对外开放看作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最有希望的一部分。中国对人类创造的两个文明抱什么态度，若干年后，中国又反转来影响世界的进步与文明，对这个关系要讲。长期吸收、消化，反过来影响的关系，要写清楚。

第五条，新人的培养。不只是青年，也包括老年，都要转到新社会、新体制下来。新人就是这个意思。“四有”分别概括一下，什么叫“有理想……”。道德要讲几条。所谓纪律，就是整个民族的统一的意志。整个民族兴1旺发达，服从这个就叫有道德，这是我们道德的核心。总的要有这个。

第六条，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结束了人吃人的尔虞我诈的不人道的关系，建立了新型的人和人的关系，开辟了历史新纪元。规划几个基本要求，如何对待老幼、鳏寡孤独、妇女、残疾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多少年达到什么。国家、社会、机关团体、家庭的职责。为不断完善美好的人和人的关系出力尽责。搞好了，社会就安定、和睦、友爱。

此外，胡耀邦还就其它各条，如民族问题、民主法制问题、生活方式、思想战线的历史使命、党组织和党员的责任，发表了一些意见。他建议开些调查会，了解点实际情况。文件使人看了：一、我明白了，重要性在哪里，是些什么内容；二、我有一定抓手了，知道怎么抓了；三、在抓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大的偏差了。他要求４月中拿出稿子，在百人中讨论。（以上均引自本人笔记本）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与文件起草有关，也顺便一说。3月１日，胡乔木批送给胡耀邦、Z紫阳一个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材料，说：“还值得看看。”３月３日，Z紫阳批示：“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5日，胡耀邦批示：“同意Z紫阳同志意见。”

这可以说是当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缩影。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它领域的改革止步不前，迫切要求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往直前，而思想战线往往囿于某种固有的观念而疑虑重重，甚至加以阻挠。

          多方访谈调查实情

为了增加点实感，起草组遵照胡耀邦的意见，进行了一些调研。

３月14日，起草组召开由民政部和全国妇联领导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他们就当前我国妇女儿童、城市孤寡老人、伤残人员、农村五保户及其他困难人群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反映了不少情况，并就如何重视上述各项事业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如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

随后，起草组的同志又先后登门造访了邓朴方、费孝通、赵朴初，分别就残疾人问题、民族问题、的们谈了许多实际情况，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邓朴方说：在长期封建统治的国家，生活、观念封建主义起主导作用。我们看到，改革开放遇到的主要阻力主要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从旧的脱出来，要借助资本主义。国内反改革，主要是封建的基础。突破主要是往封建主义突破。平心而论，阻力来自封建主义。残疾人工作受影响，主要不是物质因素，而是思想，上上下下缺乏认识，不仅是文盲，是残疾人盲、人道主义盲。好脸好腿还就不了业，还要你们？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搞人道主义，没有搞臭人道主义，搞臭了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 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在道德课大纲中.应明确提出人道主义。他还说：精神文明要为改革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让人家看到中国改革政策是不变的。上层建筑老是干扰四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一段，这里找一段，在报上登，这样的问题还少吗？好多人不愿研究问题，还有禁区，还有棒子，还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略为放宽点，把自己手脚放开点。

赵朴初说：佛教缘起的思想，产生了报恩的思想，要报父母的恩，报众生的恩、国家的恩、佛恩，讲要报这四恩。佛教徒有理想：庄严国土，利乐众生。这是菩萨的人生观。要自己觉悟，还要普度众生。这些思想同今天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要做菩萨，觉悟，要有戒律，没有戒律不能解脱，二者一致。四个根本戒律：不杀、不盗、不妄语、不淫。这对精神文明有好作用。佛家讲六和：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上海市“文革”中宗教徒中没有搞打砸抢的，也不做假交待。范文澜也在补佛学，他说：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我们提出人间佛教，就是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为社会主义服务。

费孝通对汉民族的来源和壮大，没有种族歧视的优良传统，汉族对民族地区的渗透，仍在扩大的民族经济文化的差距，思想状态和多年习惯，形成当前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问题是用什么动力叫他改变？不帮起不来，帮多了又不行，外在帮助要化为内在动力，力量要从里边出来。他还就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回报问题，吸收汉族移民问题，有计划地在民族地区建立几个城市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以上均引自本人笔记本）

３月31日，二稿完成。题目改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三大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十项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与草稿相比较，明显地增强了行动性。

４月８日、９日、11日，胡耀邦三次召集书记处几位书记，科学、文化、教育、宣传、理论界领导同志讨论二稿。吴明瑜（国家科委副主任）、王蒙（文化部部长）、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徐惟诚（北京市委副书记）、艾知生（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于光远、胡启立、胡绳、钱李仁、袁木（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朱厚泽先后发言。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兆国主持了有秦川、周惠、项南、池必卿参加的老同志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二稿的意见。

会上，于光远说，要有意识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扫除思想障碍。现代化建设、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条线串起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还是创造，要大力提倡创造性。小平同志说过精神文明建设的要领在建设。心灵世界不可能有真空。禁止不能解决精神文明问题，只能建设。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单搞一段，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建设、生活和组织建设，要给予突出的地位，把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胡绳说：十项并列，看不出逻辑关系，难记住。精神文明建设有个方法问题，强制性地干一件事总干不好，还会造成一些问题。搞成一些标准，强制执行，会同生活脱离。

袁木：像是个宣言，怎么抓，很大，感到还是吃不住。许1多扣子没解决，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总体布局提法好，但没展开。发展商品生产，思想工作怎么做，弄不好还是两张皮。

何东昌：精神文明建设怎么变成大家的要求，怎么抓，看得不太清楚。

朱厚泽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提出个规范，是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鼓励文化、理论去探索创新。如果搞出一个束缚、抑制创新的东西，还不如不搞。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这是很高的概念，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拿来比划。要形成有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条件和气氛，保证其发展。（胡耀邦插话说：也有道理也没道理。王蒙插话说：《红楼梦》创作条件并不好。）

胡耀邦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在会议结束时说：这个问题，我还是认真参加了的。难度很大。还是要下决心搞出来。大家的意见，最大的还是结构问题。一要明白了，二要抓得住。六个字，谈何容易。我赞成先把结构调理一下。怎么调整？胡耀邦详细地讲了自己的意见：一、先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说透。一张皮还是两张皮。要从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说起。说点历史深刻。资本主义历史说不说？说多少，他们提出自由、平等、博爱说不说？我们自己的历史说不说？要把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说得人家信服了。二、讲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建设精神文明有几项要求。10项多了，要求与措施混在了一起。改成五大奋斗方向：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用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对社会主义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要受到全社会的尊敬。２、讲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写出法制，主人翁尊重人的权利、义务，创造精神，焕发民族的创造力。健全法制，正确地约束少数人，保证多数人的民主。3、科学教育。教育是手段，对最新科学成果的热爱与追求，掌握民族发展的命运。4、人和人之间高度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关系。包括不同人群、集团、民族、地区、男女老少、家庭之间，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之间。5、生活上的丰富多彩、健康活泼。适应时代潮流发展，逐渐克服落后的东西。允许什么存在，什么要克服，界限清楚。环境幽美，办不到的不说，逐渐改变。三、采取什么手段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即阵地、工具和队伍，家庭、学校、社会、文艺团体、传播工具、知识分子队伍。指令性的东西不讲，不要搞指标。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或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指南，不能照搬，要发展、创造。怎么对待外国的东西，古代文化。对群众精神世界不一致的东西，怎么疏导。不能超越物质文明的可能去要求。精神世界的东西不能强迫，只能提倡、引导。五、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责任。（以上均引自本人笔记本）

4月28日，是个什么会议不详，记录也可能不全，有胡耀邦、Z紫阳、万里、胡启立、陈丕显、穆青等参加并发言。涉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以下一些内容。

胡启立说：只讲经济改革改不下去，政治、理论、文化要配套。党的工作怎么进行，如不研究，改革很难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最沉重的包袱还是封建主义、小生产，我们回避了这个问题，至少与资本主义平行批嘛。中西融合，推进文明进步。

Z紫阳说：全世界都是如此。为此，要真正实行百家争鸣，不打棍子。要建立各级领导同志同理论界、文化界相互信赖、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只有相互信赖、支持，才有同心同德。再不要出现中央领导人对某个人的批判。不要一戏兴邦、一戏丧邦的看法。

穆青（新华社社长）：兰考变化非常大，三害没有了。房子是新的，里面照样喂牲口，穿料子衣服领子一寸油，没有卫生习惯。有高档家俱，就是没有书。科学文化、教育知识开始进入部分年轻人家里，一般农民没有。65%的人中拜把子非常盛行。黄表大烧，一把一把扔，跪着两三圈人给菩萨叩头。庙会上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尖锐，封建的落后愚昧的东西比科学的东西大十倍。农民花到迷信落后上的钱，比给国家的重得多。农民也不满意，但反对不了。（万里：没有新的文明给他，他只能搞封建文明。）经济发展了，意识形态后退了。（万里：怕民主、自由、人道，就是不怕封建复辟。）

胡耀邦说：万里讲不搞封建文明，这个概念好。吃，赌，不讲卫生。明年能否拿出个办法，移风易俗，这是改造世界的大事。改变传统意识，这是个大问题。

 三稿出炉，胡耀邦说：“有架子了”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和会上讨论的意见，对二稿从结构上进行了调整，在内容上作了补充，在表述上作了新的提炼和概括，既注意了文件的思想指导性，同时也注意了可操作性。５月10日，起草组提出三稿。题目缩短为《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几个问题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要求

一、把远大理想同现实奋斗目标结 合起来，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用几代人的努 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发展人和人之间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

三、发扬尊重科学、追求知识的精神，加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

四、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观念的建设。

五、提高和丰富人民生活，加强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和队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

胡耀邦看后很高兴，对郑必坚说：完全有希望。有架子了，有80％了。一、二部分特别好些，通俗，论理，逻辑性强，三、四、五部分弱些。这个稿子中的许多重要论述，为后来全会通过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胡启立于5月19日约请参加书记处会议的部分同志座谈对第三稿的意见。Z紫阳、习仲勋、杨尚昆、乔石、王鹤寿、李锡铭、 方毅、余秋里、郝建秀出席会议，胡耀邦去外地考察，邓力群有外事活动缺席。会开得好，大家发表了许多好意见，有的意见非常中肯，认为大架子可以，现在需要从宏观上讲明一些道理，精神文明建设的路数，同“文革”不同，以统一思想，武装干部。也有一些同志从实际工作考虑，觉得稿子太宽泛，应当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作个思想政治工作决议，更有实际指导意义。

胡耀邦坚定地认为，三稿不宜推倒从来，多讲点政治纲领的东西，统一思想，武装干部，也是指导实际工作。换个题目，搞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也未必搞得好，全会讲加强思想工作，在国外会有不好影响。起草组要多听听各方面同志的意见，在现有基础上改，进一步精简、充实、提高。

５月23日、28日、29日，起草组先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央教育、科学、文化、广播影视、农村政策、《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一个是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广东、湖北和武汉六省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后者开了三个半天，征求对第三稿的意见。中办副主任周杰随胡启立在江苏、福建考察工作，又征求了两省一些领导同志的意见。起草组还分别收到和听取了几位领导同志的意见。此外，《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纪要》，对文件也提了一些要求。起草小组编了8期简报，扼要地反映了大家对文件修改的要求上报。

芮杏文在会上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说：经济改革的深化，在人们思想、理论、观念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大变革，或前或后会带来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精神文明建设面很大，赞成写得广一点。人们关心思想政治工作还不是主要的。对这场改革涉及的问题，要表明党的基本态度，如对马克思主义持发展的观点，还是死抠条文，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法前进。稿子总的很好，把精神文明扣在现代化建设上，核心是经济改革，但对现代化建设如何搞？有不同的认识，应该挑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矛盾的焦点还是中国搞不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挑明。

杜润生说：从指导思想上讲清问题很有必要，免得大家从反面去理解，误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因为“改革出了问题”。要让人们懂得，不可能不出现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干净的商品经济，纯粹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的。打破大锅饭，是积极的东西。但也须有防范的东西，如果一切人际关系都变成金钱关系，就不能容纳了；分配太悬殊，人们也不能接受。所以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又要给人一种开放、开明的感觉，决不可重复“清除精神污染”中某些界限不清的错误，也不要指望，精神文明建设在一、二年内就取得最后胜利。要做长期努力。（引自本人笔记本）

胡乔木对稿子作了仔细修改。在许多部分，都加写了一些重要的段落和字句，此外还作了一些其他的文字修改。

在这两次会上，有些同志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最好不用。陆定一鉴于他多年的经验，向起草组郑重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不要提。他说，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文革”中批判他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让龚育之帮他查查这个口号是从哪里来的。我协助龚育之办理此事。查的结果，发现是刘少奇1959年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在辩论中最早提出来的。刘少奇说：“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刘驳斥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随后，1960年7月，陆定一《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中引用了刘少奇的话，说：“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的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开花，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共存。”陆也说这个方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阶级政策，将保证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顺畅发展，保证我们的思想不致僵化以至堕入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

为此，龚育之带着我一起去北京医院探望陆定一，向他汇报。陆定一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我也讲过把反对双百方针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啊！”停顿一下，他又说：“我讲过，那也是错的！”多少年之后，他那爽朗的笑声，浓重的无锡口音，仍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接着，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1959批判彭德怀，抓到他的一篇文章，其中写了个自由、平等、博爱。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这个口号怎么看？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他说：思想，就是批评。批评不要恶语伤人。鲁迅就是恶语伤人，你骂过来，我骂过去，以牙还牙。我们这个社会不要提倡那个。搞安定嘛，搞团结嘛，不要这样子。登报时，语言讲究点, 不要那么粗野，吃掉你。他不赞成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说：为什么要分呢？要分的话，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一些。这样听得醒目。100％就孤立了，造反派还要“响当当”的造反派，就孤立了，就要灭亡了。

陆定一还说：资产阶级的好东西要学，经济上要学，政治上要学，理论上要学。他们的话比孔夫子总要进步一些吧。最有知识的还是资产阶级，他的知识，管理知识我们用得上。资产阶级由革命对象变成先生，不服，不服就不对，不觉悟就不行，结果来个“文革”，就糟了。反过来，反过去，你还得把他当先生。不觉悟，自己吃亏就是了。

陆定一最后说：精神文明写成部《论语》很困难。匈牙利有篇文章讲经济改革一定要同进一步民主化一起进行。这个是对的。精神文明第一总要团结。青年人说：你们老一代有目标，我们没目标。我说中国富强就是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国富强”四个字，或再加上个“民主”。讲文化知识，基本道德，再讲点别的东西，少讲这个斗争那个斗争，法律范围内可以讲斗争坏人。然后再讲点管理，讲点生产知识，讲得普普通通，扎扎实实。迫切的问题就是大目标，要围绕这个问题讲，教育怎么样。主要问题不是自由化、人道主义。可以短一点，语不惊人誓不休。（引自本人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