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撅头与鼠标的对话
——重读一本五十二年前的旧书
张兴源
我的案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陕西文学新作选》，另一本还是《陕西文学新作选》（请读者原谅，我不是有意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前一本是五十二年前的旧藏，书脊已坏，被我用牛皮纸粘过，书口虽被翻得破破烂烂，但版权页上却清楚记载着：西北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6月第1次印刷；印数：1—28000。另一本是几十年后我因为怀旧而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掏到的，是一本近乎“全品”的新书，淡绿色的封面依旧，版权页依旧，柔软而白晰的纸页依旧，翻动时簌簌有声，仿佛深秋延河岸边杨柳的喁喁私语。五十二载光阴流过，书的编者和不少作者，或已霜染双鬓，或已化作黄土。然而当我逐页翻过那些熟悉的篇目，一个个名字却依然如故人般鲜活——李若冰、陈忠实、王宗仁、李天芳、毛锜、任伯林、牧笛……他们曾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写下这些激扬文字，而我，一个生在陕北、长在黄土高原的后来者，如今再次捧读此书，恍然间竟如面聆前辈的恳谈。于是，便有了这篇“旧书重读”的随笔。
一、时代的深痕
此书出版和我购买之时，我正在志丹中学读高中，在那个山沟沟里苦度我的少年时光。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编者在“前言”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有力地荡涤着一切旧的污泥浊水，催发了无数社会主义新芽。”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自不免带有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述特征。但作为一份历史文献，它忠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对文学的认知与期待——“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在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基础上，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地展开”。
这本选集的体例颇有章法， 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革命故事四辑，凡二十八篇。小说卷以红柳的《骏马在奔驰》开篇，以陈忠实的《接班以后》收束。散文卷收李若冰的《神泉日出》、周竞的《在杨家岭》、延安县南泥湾生产队下乡知识青年小组的《接过南泥湾老撅头》、牧笛的《写不尽的解说词》、王宗仁的《昆仑铃声》等八篇。报告文学卷以一一〇一工程修建指挥部创作组的《金光灿灿的路》领衔，毛锜的《农民女画家》亦赫然在列。革命故事卷则以任柏林的《延安人民的心意》为开篇，同时收有高陵县战斗公社创作组的《起根发苗》、郝昭庆的《为人民服务》和周建顺的《写春联》等篇，全书最后则以紫阳县毛坝区创作组的《进场第一课》收尾。四辑之间，体制完备，气象俨然，足见编者用心良苦。
然而最令我感慨的，不是这些篇目本身，而是书中弥漫着的那股“群众性”的气息。那时节，“群众创作”不是一句空话。你看，散文卷里有延安县南泥湾生产队下乡知识青年小组的集体创作，报告文学卷里有一一〇一工程修建指挥部创作组、宝鸡冯家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创作组的集体署名，革命故事卷里有高陵县战斗公社创作组、紫阳县毛坝区创作组的笔迹。这些署名的背后，是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工程兵、水利建设者，这些“生产一线”的业余作者拿起了笔——或许是在工地上的简易工棚里，或许是在油灯昏黄的窑洞里，他们一字一句地写下自己身边的故事、画下自己身边的人物。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天方夜谭。但翻开这本书，你就知道，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活生生的“历史现场”。
二、群星的来路
说到这本书最可珍视之处，我以为当推其中所收的那些后来成为中国文坛重镇的作家们的早期作品。他们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文学天地。
先说陈忠实。《接班以后》发表于1973年11月的《陕西文艺》复刊号上，那是陈忠实平生第一部两万字的短篇小说。彼时的陈忠实，尚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一个地地道道的“公社干部”。然而这篇作品一经发表，便以其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和鲜活的人物塑造引起了文坛瞩目。有评论者忆及当年读到这篇小说时的感受：“尽管受当时政治气候局限，但作品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活生生的人物，铿锵有力的语言，以及整部作品的厚重和气势，使我一下牢记住了作者：陈忠实。”此后《接班以后》被改编为连环画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即达二十五万册之巨。谁能想到，二十年后，这位从灞桥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会以一部《白鹿原》震动中国文坛？读《接班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才作家最初的笔墨——尚未完全脱去时代语汇的规约，但其叙事的气度、语言的质感、处理重大题材的手段等，已然隐约透出日后那个“民族的秘史”书写者的巨大潜质。王国维论词有“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之语，移之以评《接班以后》，似不为过。
再说李若冰。他是陕西散文家中最具“西部气质”的一位。1926年生于陕西泾阳，十二岁即逃亡延安参加抗战剧团，后入鲁艺文学系。从五十年代起，他便扎根于柴达木盆地，写出了《柴达木手记》《在勘探的道路上》等名作。文革中一度搁笔，1971年重返陕北，写出了一组反映党中央转战陕北生活的散文，《神泉日出》即为其一。李若冰的散文，“大都写亲身感受，反映我国大西北的风物、人情与生产建设，文笔优美、真实感人”。这种“走进去”的创作姿态——身体力行地走到沙漠腹地，走到石油工人中间——是那一代作家的精神底色，也是今天的写作者最为匮乏的东西。
王宗仁的《昆仑铃声》，则是另一种风景。王宗仁是军旅作家，曾从军进藏，在青藏高原当了七年汽车兵，四十多年间一百二十多次翻越唐古拉山。他写昆仑山巅气象站的两名战士——“两个战士终日在云中行，雾里颠，日翻满山云，夜耕一天星”。这种文字，若非亲历，绝难写出。1978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收有他写的散文《夜明星》，是那一时段少见的散文佳作。如今重读《昆仑铃声》，我仿佛听见了那穿越世界屋脊的驼铃声，听到了高原军民在艰苦卓绝中成长奋斗所焕发出的奉献精神的回响。
李天芳的《山川柳》，后来收进她写于1964年至1979年间的散文集《山连着山》中，那批作品“大多反映解放前后陕北革命斗争生活”。1964年她的散文处女作《枣》就在《人民文学》发表，被论者称其散文语言“清秀灵动、含蓄隽永”。后来收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打碗碗花》《种一片太阳花》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她的多部作品，例如《延安散记》《爱的未知数》《秘密》《偶然》《月亮的环形山》（长 篇小说；与晓蕾合著）等，都是读者喜欢的作品。前不久突然看到她去世的消息，不禁让人心头一紧。陕西又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走了……
毛锜的《农民女画家》，发表于197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率先将陕西地方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户县农民画传播至海内外。毛锜后来又有报告文学《世界第八奇迹发现记》，使秦始皇陵兵马俑更广泛地驰名世界。从户县农民画到兵马俑，毛锜以一支笔为陕西的文化瑰宝做了最早的“海外推广”，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他的《云帆集》《北窗散笔》《种金坪闲话》等，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可惜几年前也已离开了他的读者。
任柏林的革命故事《延安人民的心意》，是那个年代红极一时的名作，我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都曾配乐广播过。他同一时期所写的小戏《小八路见到毛主席》，更是从延安演到北京，从都市演到乡村。既是老辈人的怀旧经典，又是新一代人的精神向往。在延安，那个年代如果有人不知道任柏林，那就说明您不是“搞文学”的那块“料儿”。
牧笛是榆林市绥德县人，查了查百度，他本名霍如璧，曾担任过榆林报记者、榆林地区文化馆馆长、榆林市文联副主席、《塞上柳》主编等，是我省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收在本书中的这篇《写不尽的解说词》在当时的陕西，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品构思新颖，文笔灵动，既写出了时代精神，又彰显了作者的个人气质，是难得的上乘之作。
此外，书中还有张宣强和田智合作的《顶天峰》，写的是襄渝铁路建设的故事。查询百度得知，张宣强时为紫阳县文化馆馆长，后来成为陕南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创作发表各类作品四百余万字。杨志平和李民生合写的《陆妈妈》，据记载“曾引起评论界关注”。周竞的《在杨家岭》，这位儿童文学作家1954年即开始发表作品，著书三十余部。这些名字，在今天或许并不如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高建群那样广为人知，但他们同样是陕西文学版图上一颗颗曾经闪亮甚或耀眼的星辰。
三、撅头与铁笔
如果让我为这本书找一个核心意象，我会选择“南泥湾的老撅头”。
在散文辑中，有一篇题为《接过南泥湾老撅头》的作品，作者是“延安县南泥湾生产队下乡知识青年小组”——一个集体署名。撅头，是陕北农民最朴素的农具；而南泥湾，则是延安精神最朴素的象征。四十年代初，三五九旅的将士们在这里用撅头开荒，把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三十年后，一群下乡知识青年在南泥湾生产队写下这篇散文，宣告他们要“接过南泥湾老撅头”——接过的不仅是那把农具，更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传统。
这个意象，恰好可以贯穿我们重读这本书的全部思考。
那一代作家和业余作者手中的“撅头”，是笔。他们用这支“铁笔”，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间开垦文学的荒地。小说辑中的《风雪出征》《闪光的瓦刀》《特级钻头》，写的是工地上、车间里的劳动者；报告文学辑中的《金光灿灿的路》《后靠李家山》，写的是铁路建设者、水利建设者；散文卷中《写不尽的解说词》，写的是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故事辑中的《写春联》《起根发苗》，写的则是寻常百姓的寻常日子。这些作品，诚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语汇和宣传话语，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写的是工农兵，写的是普通人——而写作者自己，也正是工农兵中的一员。
这就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五十二年前，这群创作者是谁？
他们不是“职业作家”，至少不全然是。他们是公社干部（陈忠实），是下乡知识青年（南泥湾的知识青年小组），是工程指挥部的宣传干部（一一〇一工程创作组），是水利工地的建设者（冯家山水库创作组），是报社的编辑记者（牧笛），是文化馆的文学干部（张宣强）。他们拿起笔，写下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群众写群众”的创作模式，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文艺理念，却有着不可轻忽的历史价值——那就是“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延安文艺传统。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三十三年后，《陕西文学新作选》的出现，正是这个方向在实践层面的一个注脚。尽管这个“注脚”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诸如批林批孔的阶级斗争话语、对“样板戏”创作的极限追捧以及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度强调等等——但其基本精神是值得尊敬的：让劳动者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和表现对象。
四、历史的回响
掩卷长思，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这本五十二年前的旧书，与我们今天的文学有什么关联？或者说这部书对今天读者的“意义”何在？
就在我构思这篇文字的时候，一个文学热词不时跃入眼帘——“新大众文艺”。据学界考证，“新大众文艺”的概念最初由《延河》杂志2024年第5期提出，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成为国家战略任务。什么是“新大众文艺”？简而言之，是指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环境下，以人民大众为主体广泛参与创作、传播与共享的新型文艺形态。它与传统“大众文艺”最大的区别在于：创作主体的根本性变化——从“为大众创作”和“写大众故事”，转变为“大众自己创作”和“大众共享成果”。短视频创作者、网络主播、素人写作者、外卖员诗人……这些以往被排除在“文学创作”大门之外的人们，如今借助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主力军。
写到这里，读者诸君想必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五十二年前的《陕西文学新作选》，其最大特色正是“群众性创作”——大量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工程兵和报社记者拿起笔来写作。五十年后的今天，“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命题同样是“大众成为创作主体”。历史的回响，何其相似！当然，二者之间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学者指出，新大众文艺的“大众”之“新”，既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艺大众化所指向的被启蒙的“大众”，也不同于延安时期讲话中所要求服务的工农兵大众，更不同于九十年代西化理论话语笼罩下的大众文化研究的“大众”。新大众文艺的“大众”，已经从被动的接受者增值为文艺创作的主体，成为“文本的创造者、信息的输出者、生活的亲历者、情感的生发者”。
然而，将《陕西文学新作选》置于新大众文艺的历史谱系中审视，它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坐标意义。它是延安文艺大众化传统在七十年代的一次集中展演，是“群众创作”理念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大规模实践。那些署在篇名下的集体创作、小组署名、指挥部创作组，虽然是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但“让群众写群众”的思路，与今日新大众文艺“人人可创作、人人可欣赏”的理想，有着一条内在的精神血脉在相连。
五、撅头之后
古人论诗，有“隔代修史”之说。我以为，重读旧书，亦当有此心。这本《陕西文学新作选》，固然无法摆脱它诞生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局限——它的某些政治表述，在今天看来已是历史陈迹；它的某些文学手法，难免带着时代语汇的刻痕。但我们不必因此而贬低它。唐人刘禹锡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总是在传承与扬弃中前行的。我们所能做的，是以“同情之理解”走进那个时代，体会那批写作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并从中寻找那些穿越时空、依然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
这些“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我以为至少有三：
其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陈忠实的《接班以后》，是在公社副书记的岗位上写的；李若冰的《神泉日出》，是重返陕北深入生活后写的；王宗仁的《昆仑铃声》，是在青藏高原当兵七年写的，牧笛的《写不尽的解说词》，是在他任榆林报社记者时写的。这些人，首先是生活的参与者，其次才是生活的记录者。这种“身体在场”的写作姿态，对今天的写作者——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网络写手——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其二，为普通人立传的价值取向。书中的主人公，是公社干部、钻井工人、铁路建设者、水利工地的民工、乡邮员、农民画家、革命老区的群众。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图景。让普通人进入文学殿堂，让小人物的悲欢成为文学主题——这正是文学最根本的使命。
其三，大众参与文学创造的精神传统。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本“大众文学选本”。它的作者队伍中，有专业作家，也有业余作者；有集体署名，也有个人署名；有成名已久的前辈，也有初出茅庐的新人。这种“开门办文学”的姿态，与今日新大众文艺的“全民参与”精神，有着精神上的亲缘关系。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日的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全新形态。它的创作门槛更低、传播速度更快、互动性更强，其生态之复杂、体量之庞大，远非五十二年前的群众创作运动可比。但新大众文艺若要健康发展，若要避免沦为浅薄的流量狂欢，它同样需要继承五十二年前那批写作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对生活的真诚、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深沉热爱。
六、延河长流
写到此处，不觉已是深夜。窗外，延河在月光下无声地流淌。八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里写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五十二前，《陕西文学新作选》在西安出版，一批年轻的作者用他们的笔尝试着践行这个方向。今天，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大众文艺。杏子河、延河和渭河的水依旧流淌，只是河岸上拿笔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当年南泥湾知识青年接过的“老撅头”，到今天数字原住民手中的“鼠标”和“键盘”，工具变了，但文艺为人民、为大众的初心，不该变。
这本书安静地躺在我的案头，淡绿色的封面不曾褪色，但纸页间的墨香却早已消散。每翻一页，我仿佛都能看见一群人的背影：他们在工棚里伏案写作，在窑洞的油灯下推敲词句，在风雪中的青藏公路上记下瞬间的感受。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份文学的档案。五十二年后，当我们谈论“新大众文艺”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这本旧书——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走过的路；它也是一块基石，垫在我们继续前行的路基上。
从“撅头”到“鼠标”，从“铁笔”到“键盘”，从“群众创作”到“新大众文艺”——时代的轮子在转动，而文艺的根，始终扎在这片黄土地里，扎在人民大众的生活里。唯其如此，文艺才有不竭的生命力；唯其如此，才能不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
七、“文学大省”
此刻，我想起柳青《创业史》扉页上的那句题词——“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柳青为了这“愚人的事业”，甘愿在皇甫村一扎十四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杜鹏程为了一部《保卫延安》，九易其稿，两百多万字的废稿堆在案头，像一座沉默的坟茔；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哪个不是把命豁出去，才从黄土地上刨出了那几部压得住阵脚的作品？
那一代作家之后，新时期又冒出一拨更响亮的名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李天芳、莫伸、王蓬、红柯、叶广岑、忽培元、冯积岐、方英文、陈彦……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写到手指痉挛，陈忠实写成《白鹿原》后，感叹道：“总算给自己备下了一本可以垫棺作枕”的书了。那是一个把文学当命来过的时代。那个时候，陕西文坛的“五虎上将”震动全国，谁也挡不住这黄土里长出的这股子硬气。然而如今，路遥走了，陈忠实走了，红柯走了，李天芳走了，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京夫早已作古，而健在者大多年事已高，笔力渐衰。这并非对前辈的不敬，而是事实。翻开近年的文学期刊，看看陕西作家的新作目录，你会有一种清晰的断裂感：那两代人的身后，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后来者，能够有力地接过陕西这支“文学大省”的笔啊。
有人会说，你这是老派文人的杞人之忧，文学自有文学的命数。可是，看看路遥、陈忠实那一代人——他们写的是自己浸泡过的生活，是咬着牙从底层挣扎出来的生命经验。如今的年轻写作者，技术或许更娴熟，视野或许更开阔，却总少了那股子扎根土地的沉实之气。写出来的东西，浮在面上，像水上的油花，看着光鲜，一吹就散了。
前些日子，听说省里在大力推进“新大众文艺”运动——短视频、网络文学、数字动画，据说“人民大众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创作、生产与传播”。“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甚至已经被写进了“十五五”规划建议。我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我承认，时代变了。你不能指望今天的年轻人还像我们当年那样，蹲在黄土圪崂里写十年一部的小说。然而，恕我直言，文学和“文艺”终究是两回事。短视频能拍出生活的一角，网络小说能给人片刻的慰藉，但能不能撑起一方水土的文化脊梁？这可不是靠流量和点击率就能回答的。一个地方的文学，靠的是几代人沉下心来的苦熬，靠的是对脚下这块土地的深刻理解与深情凝视。这些东西，不是“大众参与”就能够“参与”出来的。
我有一本散文随笔选，取名《杏雨村随笔》。所谓“杏雨村”，不过是志丹老家我自己拟的一个地名，它是我最初识字读书、随养父放羊、枯坐山峁胡思乱想的地方，也是我后来读书、求学、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一个写作者，先得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杏雨村”，把自己的根扎下去。根基不牢，树长得再高，风一吹也就倒了。
那么，陕西文学如何自救？我想不出什么灵丹妙药。但有一条，我始终相信：守住传统现实主义的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急不躁，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至于“新大众文艺”的大潮，何不把它看作一面镜子？真正的文学自会在大浪淘沙后沉下金子，泥沙俱下的泡沫终将归于沉寂。
路遥走了，陈忠实走了，可陕西的黄土地还在。只要黄土地还在，文学的火种就不会彻底熄灭。只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的“愚人”——肯在这片土地上老老实实耕耘的“愚人”。
我不相信陕西这样一个昔日的“文学大省”，曾经辉煌的文学会就此沉沦，但我也不打算给任何人开一剂不疼不痒的安慰药方。文学这行当，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等着谁来拯救。你写，或者不写，都是自己的事。至于这块土地的文学是重新挺起脊梁，还是就此苟延残喘，那就看后辈们的造化了。
2025年1月10日至13日初稿；2026年4月14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