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高名重古今
熊静中
江山故宅空文藻
父子高名重古今
这是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一幅楹联。的确，苏氏父子，声弥宇宙，曾以其情文并茂、数质兼优的佳作“出人头地”(欧阳修赞苏轼语，载《宋史·苏轼传)，在漫长而又严正的文坛淘汰赛中,雄踞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家学一门,立异标新，竞占却了唐、宋两代文坛泰斗总量的八分之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可称“除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天下文章当在此”，“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后世的倾慕证实了欧阳修的先见之明。岂止文章，就连他们父子那震寰宇、烁古今之“高名”，不也是学者们颇感兴趣的话题么?
苏洵，字明允。允者，信也。《诗经・小雅・车攻》有“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意思是“果然是位君子啊，确乎有其伟大的建树”。而“洵”也是“信”、“诚”之意《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亦有“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朱熹《诗集传》对此注道，“言所与同车之女，...信美矣而又都(闲雅)也。”
看来,苏洵的名与字都与《诗经》的“车”发生了联系，也许是为了这个缘故，他给儿子起名才拉上了“车”吧:
“轮轸盖辐，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故苏辙字子由）;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苏洵《名二子说》，载《嘉祐集》卷十四)
苏洵为了儿子的名字确实费了心机。他于长子，想使之成为表面上似无作为而实际上是领一代风骚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也就是在实际上成为时代之“完车”上的必不可少的一大部件，而不愿儿子由于直率豪放奋发有为而酿成祸端，招灾蒙难。因为“轼”是指古代设在车箱前供立乘者凭扶倚靠前瞻望远的横木（故苏轼字子瞻），赤条条横在车前，外面没有任何包装防护的装饰，故而很容易受到对面的（尤其是两军征战时的战车）冲撞伤害。所以，一向“各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的苏洵反倒希望儿子能来点掩蔽真率正直的“外饰”也就是圆滑世故以免直率招祸。
他为次子命名是想让其成为一代宗匠，众望所为而又宠辱皆忘、功罪不与，像车辙那样在车马争斗你死我活的战场和官场，保持淡定悄得平安，既不埋没才华，又可远避灾患一一苏老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他寄希望于二子积极入世，为国为民做一番卓有建树的贡献，而又看到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官场的黑暗与腐朽，担心他们因此而获罪招灾，似又觉得收敛锋芒、消极避世点更稳妥。这种思想矛盾由这篇《名二子说》集中地反映出来了。
苏老先生耳提面命，诲尔谆谆，两个儿子也出类拔萃，不辱厚望。但封建社会毕竟是封建社会，苏轼、苏辙虽然成为一代巨擘，才倾文坛，也曾官居要职，有所作为，但还是以直言得祸，郁郁而终。苏轼最后是屡屡被贬，越贬越远，直到海南儋州的蛮荒之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象》);苏辙晚年竞愤于官场倾轧“杜门闭目，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宋史·苏辙传》)，兄弟二人虽励志高远初心不改耿介清廉，“出淤泥而不染”，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但到底为腐败的政治和恶浊的官场染缸所不容!“患”也及“轼”，“患”也及“辙”，“完车”内朽，“辙”、“轼”乃至“轮轸盖辐”，只能“无所为”。苏洵“知”也难“免”I——父辈所深沉忧虑的，不正是儿辈无法回避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吗?纵然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在那种制度下，想有“所为”的后“车”，到头来也只能是重蹈覆“辙”!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一点，还是后人看得更清楚些，眉山三苏祠另有一幅对联道:
“是父生是子，家学一门，自昔声名弥宇宙;
难兄更难弟，象贤两世，至今俎豆重家邦。”
作者简介
熊静中，河北河间市人，渤海石油职业学院教授，中华诗经阁杂文部部长兼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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