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 说 “龙 门”

             

作者:  冀 高 明

    “迁生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寥寥数语，为自己的生平埋下了一个跨越千年的地理谜题——文中的“龙门”，究竟是韩城市高门塬上的龙门寨，还是韩城市北黄河之畔大禹治水的龙门（禹门口）？两个“龙门”，一名同而实异，一址近而意远，既有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勾连，又有概念与功能上的清晰分野，唯有厘清二者的区别，方能读懂太史公落笔时的故土深情。

一、两个“龙门”：本质与特征的天壤之别

 

（一）龙门寨：生于塬上的故里聚落，司马迁的生命原点

 

        高门塬上的龙门寨，是具体的村落聚落、司马迁的出生与成长之地，是具象的、有人居的生活空间。

        它坐落于韩城西南约二十里的高门塬上，西依梁山，东眺黄河，南环亢水，北望禹山，是一处四周环沟的孤岗，面积约五十亩。高门塬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约万余亩，是典型的农耕农牧区，完全契合“耕牧河山之阳”的生活场景——少年司马迁在此受家族诗书教化，读书耕牧，直至十九岁随父赴长安。

        从属性上看，龙门寨是行政与居住单元，汉代属夏阳县高门里管辖，是司马氏家族世代聚居的祖居之地。寨中曾有砖雕门额“龙门寨”，当地地亩册亦有"寨子"、“砦子”的记载，从国家考古发现的汉代灰土层、陶片、钱币，也印证了此地与司马迁时代的人文关联。它是私人化、生活化的“故里龙门”，是司马迁生命的起点。

（二）禹门口龙门：黄河天堑的地理奇观，华夏的文化符号

 

      黄河之畔的龙门（又称禹门口），是自然地理奇观、标志性的山河隘口，是宏大的、公共的文化地标 。

        它位于韩城市北三十里处，是黄河秦晋大峡谷的出口，两岸绝壁对峙，状如门户，黄河奔腾穿流而过，自古有“龙门天堑”之称。相传为大禹治水所凿，《尚书·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是“鲤鱼跃龙门”传说的发源地，承载着大禹治水的功业与奋发向上的文化精神 。

        从属性上看，它是自然与军事地理单元，横跨秦晋，是晋陕交通要隘、兵家必争之地，无耕地、无民居，全然是险峻的山河景观。它是公共化、符号化的“山河龙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印记。

二、两个“龙门”：地理与文化的深层联结

 

        看似迥异的两个“龙门”，并非毫无关联，而是在空间、文化与历史语境中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

 

        其一，地理同域，一脉相承。二者同属韩城境内，同处梁山余脉、黄河之滨，相距不过数十里。龙门寨西依的梁山、东眺的黄河，与禹门口龙门的山水本为一体；龙门寨北望的禹山，更与大禹治水的龙门传说遥相呼应，共同构成司马迁童年“河山之阳”的完整地理图景。

 

        其二，文化同源，符号互嵌。“龙门”二字，是二者共有的文化基因。禹门口龙门因大禹治水、鲤鱼跃龙门成为吉祥、功业的符号；而龙门寨以“龙门”为名，既是对周边山河地标的借用，也暗含司马氏家族对“龙门文化”的认同——以大禹之勤、跃龙之志自勉，契合家族“太史文脉”的传承。更有考证称，先秦时韩城少梁城东门称“青龙门”（即小龙门），亦是采用了“龙门寨”之名的这个文化源头，让聚落之名与山河符号深度绑定。

        其三，历史同境，概念共生。在汉代，“龙门”是宽泛的地域概念，而非精准的行政或聚落名称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夏阳（今韩城）一带以“龙门山”为核心地理标志，整个区域皆可泛称“龙门”。因此，龙门寨是“龙门地域”内的具体故里，禹门口龙门是“龙门地域”的核心地标，二者是“点”与“面”、“具体”与“泛指”的关系。

 

三、“迁生龙门”：此龙门非彼龙门，故里自有定论

 

        辨析至此，“迁生龙门”所指已然清晰——是高门塬上的龙门寨，而非黄河畔的禹门口龙门，可从四重维度确凿印证。

 

        第一，生活场景的绝对匹配。司马迁自述“耕牧河山之阳”，而禹门口龙门地势险峻、石质裸露、水流湍急，根本无耕地、无牧场，绝无“耕牧”可能。反观龙门寨，地处肥沃的高门塬上，山水环绕，农牧皆宜，完全符合汉代世家子弟“耕读传家”的生活状态，是少年司马迁读书劳作的唯一场景。时至今日，高门塬上仍有"耕读传家"的门额存在。

 

        第二，文献与考古的双重佐证。《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茔记》明确记载司马迁为“龙门人”，且指明“龙门”即高门塬上的龙门寨。高门塬现存司马迁祖茔双碑、“太史故里”砖雕，寨址出土的汉代遗存，以及当地流传的司马迁耕牧诵读的传说，都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而禹门口龙门在汉代仅为自然渡口，无任何人居、修史的记载。

        第三，古人语境的精准解读。近代学者王国维早已指出，司马迁言“生龙门”，是因“龙门之名，见于《夏书》，较少梁、夏阳为古，故乐用之，未必专指龙门山下”。在汉代，文人惯用古地名、大地名、大山名代指故里，以显典雅——司马迁以声名远播的“龙门”代指家乡龙门寨，既借山河之重彰显故土底蕴，又符合当时的行文习惯。

 

        第四，《帝王世家》《通鉴外传》记载伏羲女娲公元前7724年立国，距今已9748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共同开创了华夏文明。《龙族始祖考》中所说的"亢水龙门"所在位置就是传说中的"伏羲龙门"，也就是今天"龙门寨''的所在地。孔子所说的"亢龙"就是"伏羲龙门"之铁证。由此可知，"亢水龙门"为天下第一龙门，而"龙门寨"自然而然地成为"天下第一龙门寨"。故，这个"龙门"较黃河渡口"龙门"要久远的多。  一寨一天堑，文脉同源流。即，此"龙门"而非彼"龙门"。

        由此可见: 两个“龙门”，一个是藏于塬上的故里烟火，一个是立于河畔的山河丰碑；一个是司马迁生命的摇篮，一个是华夏文化的图腾。它们同根于韩城的山水，共融于“龙门”的文脉，却在功能与所指上泾渭分明。一句话，生在龙门寨，借龙门（禹门口）之名以称乡，一为故里，一为地标。

 

        综上所述，“迁生龙门”，生的是在高门塬龙门寨的一方故土，承的是禹门口龙门的千古精神。正是这片既有耕读之静、又有山河之雄的土地，滋养了司马迁的胸襟与才学，让他终能忍辱负重，著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只有认真细致地辨清两个“龙门”的区别与联系，才能读懂司马迁与故土的羁绊，才能读懂太史公笔下藏着的山河深情与文脉根脉。

202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