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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安兴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经济文化学者、中国法制文化学会原副会长、中欧经济学院特邀教授。出版有《凡夫窥世》《冲突的台湾》《生命是个奇迹》《演讲的艺术》等著作。曾任央视大型电视纪录片《重返海洋》及《走遍中国》等文化顾问。
勾股几多愁
——读苏小玲随笔《乙巳，问君能有几多愁？》
安兴本
写文章，总要有题。读朋友苏小玲的随笔，因“愁”而筹，初想题目《几多愁的叠加与拼图》，写着写着，又改成《几多愁矩阵的解方程》，最后又从“矩阵的解方程”抽象淬炼为《勾股几多愁》，其中的愁困扭曲只有自知。
《周髀算经》中记载：“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借勾股而勾股，意指对几多愁三角的社会学研究。“研究”《乙巳，问君能有几多愁》首先想到：散文不怕散，就怕没文眼；随笔不怕随，关键在管锥。该篇的文眼与管锥，鄙人以为此言是也：“对我而言，难以‘成功’的人生一切都为零，遭遇错愕与茫然也都只是一步之遥。一生为人，却走不出视觉中的复杂丛林，而天生基因造成的脆弱身心，严重缺乏像尼采说的那种‘自由权力’和‘生命意志’，来应对一个唯有现实而没什么彼岸的世界。”
“唯有现实而没什么彼岸的世界”，乃“上帝死了”之后，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境况。现实没有预设的真理、没有神圣的救赎、没有因果报应的宇宙法则。传统形而上学和宗教所承诺的“彼岸世界”不过是人类因为无法承受此岸的虚无与痛苦而编造的安慰剂。而尼采给出的回应，是一整套生成中的生存艺术：在一个没有彼岸的世界，生命的意义不能向外索取，只能向内、向此岸的现实中自我赋予。这意味着你不问“我为什么活着”，而问“我如何让活着变得更强大、更丰盈”。
每一次克服困难，每一次超越自我，每一次将阻力转化为力量，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你不再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而是一个自我定义的价值创造中心。“自由权力”，可以理解为权力意志在个体身上的健康表达。它不是政治上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尼采式的自由，是一种“成为你自己”的肯定性力量。它要求巨大的勇气、诚实和力量。如果你尚未积累起足够的生命力量，直接面对“唯有现实”的世界，确实可能导致抑郁或犬儒。用“生命意志”去肯定这个没有彼岸的现实，不再等待任何补偿；用“自由权力”去创造你自己的价值，不再遵循任何天定的律法。
面对几多愁的现实三角，此乃勾股社会学研究之一窥。
贯读全篇，犹如霍金的论断，时间的结构是一个弯曲的轴线。弯曲的时间之树上，挂满了在历史暴风雨中摇曳的人——活着的人，刚刚死去的人和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人。苏小玲的随笔告诉读者一个道理，活着的人有的已经死了，死去的人有的却还活着。
死去的人却还活着的，鄙人挑出文中的二个人以论，第一个是死了很久的苏东坡：“当年苏轼年过半百，身为二品大员的大学士，因厌倦了朝中党争，背负‘乌台诗案’浓厚阴影，便主动申请外放、逃离京城，避眼前至暗之境。‘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诗人的通透、旷达，写出《水调歌头》，留下‘西湖苏堤’，天上地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朝廷改为政府，‘士大夫’变成‘智库学者’，庙堂已不是那个庙堂，江湖也不是那个江湖，再难看到一个思想、抱负、才华与洒脱兼具的完美文人。”
几天前有一个社会学调查的报告，说最相信遥遥领先的有两批人，一批是最没有知识和最没有文化的底层，一批人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其中以教师面积最大。这引出我两个不理解，一是俄罗斯，它是各民族中最尚阅读的民族之一，为什么如今沦落为如此的境地？二是我们自己，改革开始，拨乱反正，世界文明的图书几乎全部引进，写篇论文你要不引用几句名著，文章都发不出来。可是如今面上知识分子的主体，已经沦落到不要底线的地步，比如科技的专家说马斯克的33台发动机捆绑在一起，是投机取巧；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居然写文章怀疑卡廷惨案的真实性。几多愁的微弱呼喊：“我们依然需要接续一场现代性的文艺复兴。”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腰眼，可不能为了五斗米……
胡适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范，并且常常把自己的米无偿地接济帮助别人。“‘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这是当年胡适先生《学生与社会》演说中的话，意思是书要不白读，自己就要长眼辨是非！就为这，竟能引来一群当代人的野蛮围殴。‘一些几十万、几百万粉丝的账号倾巢而出。’他们‘骂脏话’，说‘给战犯招魂’，指责‘竟然追捧反动派’……感觉时光倒错，现实人群中此类歪瓜裂枣又是如何长成的？不虚伪、少情绪，不空谈、少争斗；大胆包容新旧、努力嫁接中西，在传统和现代中寻求文明路径。虽身在乱世、面临国家危局，胡适泾渭分明，从不回避是非根本。他认定一个缺乏容忍的社会也不会有自由。可惜，谁也没当真理睬胡先生的说法，一种温和而具有弹性的力量，最终竟然无力于中国的平稳转型，所有‘变局’，皆以剧烈的‘革命’扫荡而成。‘新文化’的建构理想，被汹涌的激进主义淹没于过往的尘埃中。”
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被誉为“思想界的医生”。他的人文贡献奠定了白话文的正统地位，倡导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开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开创“新红学”与小说考证，重写中国文学史，树立现代传记文学典范，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注重渐进改良，强调容忍与自由，传播实验主义，强调“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重证据、重实践的新风。推动学制新学制改革，倡导现代大学制度……胡适贡献的核心，在于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驱动力。
苏东坡与胡适，是死了还活着的典范。
活着，却总有几多愁的人不在少数。“林兴宅先生发来两篇贴文征求看法，涉及学者们对美国调解俄乌关系的态度与预判。我并不赞同形成‘美俄轴心’观点，可能低估了美国善于纠错的宪政体制。当然，现在看来‘美欧轴心’也难成形。欧洲大国的某些政客们，在国际事务上似乎显得虚伪、自私而难以担当。 ‘二战’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将分崩离析，若美国再推波助澜，人类出现新的分裂，发生频繁的矛盾冲突，冷战或热战也许在所难免。”
今日之世界，可谓一首以民族主义异化为主题的四重奏：中要复兴，美要再次伟大，俄要强大、欧要自主——各拥“一轴”、四轴竞相、各执一词、各怀算计的博弈。这让鄙人想到艾略特和他的《四个四重奏》。受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的启发，艾略特在诗歌中引入了复调、对位和变奏等音乐手法。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对支离破碎的现代经验的一种美学回应，象征着诗人试图在混乱中建立起秩序。
《四个四重奏》揭示了现代社会“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精神困境，将一战后的时代精神描绘为一片“荒原”，准确地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精神上的幻灭”，精准地面向了当时对社会解体深感恐惧的知识阶层，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与秩序感。为西方文明“诊病”，并为精英阶层开出精神“药方”，是公共意识形态杰作。
呼唤一首写给“士大夫”们的抚慰曲，让陷入集体焦虑知识精英阶层守住底线。这首诗被提升到经典地位，原因之一正是它承诺了一种可以脱离现实痛苦、求得“个人和谐”的途径，因此很容易被理解为对战后“痛苦的不和谐”的逃避。有学者认为，当下的世界处于一种“1930年代初期的氛围”中——旧秩序已破，新秩序未立；经济问题尖锐化；大国互信荡然无存；小冲突不断被利用来测试底线。世界走在一根很窄的平衡木上，方向确实是滑向冲突，但速度和烈度被核武器和相互依赖这两个“刹车皮”所限制。其价值不在于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发生”，而在于敲响警钟：历史虽不重复，但押韵。如果各国继续沉溺于零和博弈、放任保护主义、摧毁对话渠道，那么即便有核武器，也可能因误判、代理人失控或技术意外而一步步走进深渊。
这个类比最大的启示或许是，避免将“历史相似性”变成“宿命论”。就此，《乙巳，问君能有几多愁？》，作者自问自答曰：“我并不赞同形成‘美俄轴心’观点，可能低估了美国善于纠错的宪政体制。” 美国宪政体制对特朗普总统的制约，是一个从三权分立的核心框架出发，延伸至联邦制、舆论监督等全方位权力的“制动系统”。以法院系统频繁对特朗普的政策亮起“司法红灯”，最高法院判令贸易战违宪为例，说明美国宪政体制对特朗普的制约是一个复杂、动态且充满张力的过程。这套系统展示出的韧性，成功阻击了政府的“越权”。
看透今天的世界，勾股它的主体思想：保守主义崛起，自由主义反省。思想性的典型人物，美国有班农、俄罗斯有杜金，东大有张维为、欧盟有刚刚去世的哈贝马斯，谁能更影响世界，静观其变。
MAGA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个激进的反建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变体，但它不等同于、也不被所有传统保守主义者所承认的“保守主义”本身。 用一句话概括：它是保守主义的“特朗普化”——保留了大量文化保守主义，抛弃了大部分经济自由主义和宪政保守主义。就是这样一套东西的崛起，在内部战胜了形态穿透底线的白左。对外，打击白左意识形态的欧盟。
杜金与普京是极端理论家与务实统治者之间的理念共振与功能互补。前者提供了一套宏大的帝国叙事——新欧亚主义的“俄罗斯帝国”蓝图、多极世界的文明对抗框架、第四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统合方案；而普京则将其中可用的部分（反西方、多极化、乌克兰问题立场）吸纳为自己的政治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混合了欧亚主义、帝国意识和东正教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
欧盟，乃一个有着深厚新自由主义基因的行为体，正试图在一个不再“自由主义”的世界里，寻找新的自主生存之道。霍普代表着理论上的激进纯粹；斯洛特戴克代表着文化批评领域的明星魅力；钱德勒代表着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路径；帕布斯特则代表着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与超越。这些思想家从各自的角度，共同定义了当下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图景。 “泛欧”的“欧洲合众国”受到来自俄罗斯民族保守主义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挑战。
勾股当下的世界，看清它的底色，才不会思想色盲。
思想与文化在临界点上，实际上是大国转型的博弈与比拼。“从经济全球化到关税贸易战，商道上有‘和气生财’传统的中国人，又面临着新的规则挑战。对此，虽政府明智地沉稳应对，可民间一股残留的思潮却再次泛滥。一种‘西方列强’的古老敌意，加一副‘百年耻辱’的‘受害者’情结。殊不知，史上许多灾难的源头不在别人，而往往是自身落后的国家和腐败的朝廷造成的。故‘排外’重启，对抗情绪继续。正如学者秦晖先生所揭示：民族文化性格中的‘偏执加上愚昧’。”对“愚昧”和“偏执”的批判，秦晖先生始终指向制度因素，他指出，传统专制思想（“法”）扼杀了独立思想，导致认知局限。他批评“儒表法里”的传统是只反儒，不反法，结果是专制传统得以延续，而批判精神却被抛弃。
当下“愚昧”和“偏执”的极端,可谓“U型锁-遥遥领先”变异性极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嫁接”，这种话语和情感上的寄生策略，对社会的伤害显而易见又被放任自流。一套精密的修辞与心理操作告诉你“嫁接”如何发生。极端民族主义无法直接推销其排外、好战的内核，所以它必须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这是一套系统性的“嫁接”手术，将“爱国”窄化为无条件的、排他性的忠诚。创造一个虚拟的“完美祖国”，即历史上的辉煌时刻或想象中的纯粹族群，要求人们爱这个幻象，而非现实中复杂的、有缺陷的国家。
夸大或捏造外部威胁，诸如经济侵略、文化渗透、领土野心、历史仇恨等等。不断强调“民族存亡关头”“最后的反击机会”。利用经济下行、社会不公、身份焦虑等真实存在的痛苦，将其归因于“外国势力”或“他族阴谋”。这是一种高效的情绪转移，并创造一套内部话语体系，如“虽远必诛”“某国亡我之心不死”等等，形成信息茧房。任何外部事实或不同观点，都被预先定义为“抹黑”或“认知战”。当“爱国主义”成为狂热的通行证，矢向的社会必将遭受秦殇。
“一个‘不易文武’的视频号以《未竟之国》为题，谈及一段无法被遗忘的宪政往事。开头如是说：‘当制度沉默，历史只能制造神话。我一直觉得宋教仁的死，不只是一个人的终结，也是一个路径的中断。’正是！我心里的那段民国史又如春色复苏，一个又一个皆能改天换地的人物，说是千帆竞发，也是感叹连天：袁世凯的死，廖仲恺的死，陈炯明的死，孙中山的死，李大钊的死，以及秋瑾徐志摩鲁迅的死。他们未必都‘死得其所’，假设各自可以延长生命，以其扬长避短或求同存异，也许更能持续助力国家逐向光明。今读宋教仁先生，再看政党、制度、社会，沿清末、北洋、民国一路下来，我们历史的转型教训太多、经验太少，又缺乏可持续而真实的信仰。故，许多不连贯、无用功的回顾、研究与表达，亦如过眼烟云或呈昙花一现。三千年，对武力的崇拜与对权力的追逐，将一部人类史书写得昏天黑地。缺乏理性与冷静的对弈，视界间就唯有非黑即白、你生我死的搏命冲动，余下的便是守株待兔，或是随波逐流。”
宋教仁的政治抱负，是在革命后的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通过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将国家引上法治与和平发展的轨道。他的理想高度集中于制度构建，而非个人权力，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宋教仁的悲剧性亦是民国转型的悲剧性。中国议会民主尝试的失败，随后国家暴力冲突加剧。
宋教仁案是中国从传统集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临界激烈矛盾冲突的产物。在世界大转型的当下，他仍然可能为现实提供一种思辨的范式。社会学激烈转型的临界理论揭示，社会为何会突然发生剧烈、不可逆转的“质变”或“转型”？他的基本逻辑是，一个看似表面上稳定发展的社会，其内部可能正经历着缓慢且隐蔽的累积。当某个关键变量，如技术、舆论或不平等的程度，累积超过一个“临界点”或“倾覆点”时，整个社会就可能像冰面破裂一样，瞬间从一个稳态跃迁到另一个全新的状态。这种变化不再是量变的叠加，而是系统根本性质的改变。
社会学临界理论认为，一个具有内在能量的团块受内外力量的影像而产生裂变的临界现象，或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具有内在能量的团块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产生的临界现象，其单一团块的内外作用导致裂变，对应社会系统中的 “内部张力与外部冲击” 触发结构瓦解或革命性突变。多个团块的此消彼长导致临界现象，对应 “群体竞争、资源博弈与权力平衡” 被打破，引发系统状态的非线性跃迁。在社会学中指当参与某行动（如抗议、创新）的人数或资源积累到“临界点”后，行动会自行持续并迅速扩散。
查尔斯·蒂利等人的研究指出，当政治机会结构变化、资源动员成功、社会情绪高涨到阈值时，会爆发集体行动。现象学的矢向是“回到事物本身”。“现象”的本意就是显现出来的东西，“事物本身”在传统哲学中一般理解为隐藏在现象背后或深处的本体或本质。从唯物史观看，临界点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关键节点。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调和时，社会革命便会发生。
“勾股”为喻，解千年愁绪
——读安兴本先生《勾股几多愁》有感
尹玉峰
对苍茫暮色锁层楼，愁绪绕心头。算勾连今古，股肱力竭，弦断难收。望断天涯归路，何处是汀洲？唯有寒鸦唳，声彻荒丘。
遥想东坡赤壁，任惊涛拍岸，笑看沉浮。叹胡公风骨，竟被谤言囚。念斯文、如今沦落，问苍天、谁解小玲忧？凭栏处，把新评写，泪洒箜篌。
——尹玉峰《八声甘州·对苍茫暮色锁层楼》
安兴本先生的《勾股几多愁》，以苏小玲随笔《乙巳，问君能有几多愁？》为引，勾连古今，横跨哲思与现实，将个体之愁、时代之思、文化之忧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精神网络。文章以“勾股”为喻，恰似用精准的数学逻辑，丈量出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维度，让抽象的愁绪变得可感、可析、可解。
一、愁绪的数学化解构
文章开篇便以标题的三次迭代，暗藏“愁”的层层递进：从“几多愁的叠加与拼图”的具象罗列，到“几多愁矩阵的解方程”的逻辑推演，最终淬炼为“勾股几多愁”的哲学抽象。作者借《周髀算经》中勾股定理的智慧，将苏小玲随笔中的“愁”拆解为现实、自我与时代的三角关系——现实的重压是“勾”，自我的困惑是“股”，二者交织而成的精神困境则是无形的“弦”。这种跨学科的隐喻，不仅赋予文章独特的学术质感，更让抽象的愁绪变得可感可触。
作者精准捕捉到苏小玲随笔的文眼：“对我而言，难以‘成功’的人生一切都为零，遭遇错愕与茫然也都只是一步之遥。一生为人，却走不出视觉中的复杂丛林，而天生基因造成的脆弱身心，严重缺乏像尼采说的那种‘自由权力’和‘生命意志’，来应对一个唯有现实而没什么彼岸的世界。”这段文字恰如勾股定理中的“弦”，串联起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困境。当传统形而上学的“彼岸”崩塌，个体失去了精神寄托，只能在现实的丛林中挣扎，这种“唯有现实”的生存状态，正是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写照。
二、现代性困境的破局之道
作者将个体的精神困境置于“上帝死了”的现代性语境中解读，引入尼采的“权力意志”与“自由权力”理论，为当代人寻找精神支点。在一个没有预设真理、神圣救赎的世界里，生命的意义无法向外索取，只能向内、向此岸的现实中自我赋予。尼采式的自由，不是政治上的放纵，而是一种“成为你自己”的肯定性力量，它要求个体以巨大的勇气、诚实和力量去克服困难、超越自我，将阻力转化为力量，成为自我定义的价值创造中心。
作者并未停留在理论阐释，而是进一步将其转化为生存实践：“你不问‘我为什么活着’，而问‘我如何让活着变得更强大、更丰盈’。”这种对尼采哲学的本土化诠释，为当代人在“唯有现实”的世界中寻找精神支点提供了可能。然而，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足够的生命力量去直面现实，倘若缺乏这种力量，个体可能陷入抑郁或犬儒，这也为文章增添了一层现实的忧虑。
三、知识分子的精神叩问
作者以苏东坡与胡适为镜，映照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光谱。苏东坡在党争中主动外放，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应对人生至暗，其思想、抱负与洒脱兼具的文人形象，成为作者心中“完美文人”的典范。而胡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与当下部分学者为利益放弃底线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当“士大夫”沦为“智库学者”，当胡适的“容忍与自由”被激进主义淹没，作者发出“我们依然需要接续一场现代性的文艺复兴”的呼喊。
作者通过古今对比，揭示出知识分子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精神滑坡。社会学调查中“最相信遥遥领先的两批人”，俄罗斯尚阅读却发展滞后的悖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底线沦丧”——这些现象被作者一一摆上台面，如同一把把解剖刀，直指时代病灶。作者将知识分子比作“社会的腰眼”，强调其在文化传承与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这种定位既饱含期待，也透露出深深的忧虑。
四、时代病症的深刻诊断
这篇文章最具冲击力的，是作者对现实的尖锐批评。作者以科技专家贬低马斯克、社科院专家怀疑卡廷惨案等事件为例，揭示出部分知识分子丧失底线的现状。这种现象不仅是个体的道德滑坡，更是时代文化病症的体现。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世界文明的图书大量引进，学术研究注重引经据典，而如今知识分子主体却沦落到不要底线的地步，这种反差令人痛心。
作者呼吁“接续一场现代性的文艺复兴”，重建精神家园与价值体系。这种呼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时代的深刻反思。在这个信息爆炸、思想浮躁的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滑坡，不仅影响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者以胡适的遭遇为例，反思激进主义对温和改革的淹没，强调“容忍与自由”的重要性，这种对历史的反思，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五、以思想之力，解时代之愁
安兴本先生的《勾股几多愁》以“勾股”为喻，将个体之愁、时代之思、文化之忧融为一体，展现出一位学者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章在文本解读与现实叩问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对时代精神的深度扫描。作者以理性之思丈量情感之深，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看到了思想的力量与温度。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个体的精神困境与时代的文化焦虑相互交织，如何在“唯有现实”的世界中寻找精神支点，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体系，如何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安兴本先生的《勾股几多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角，以思想之力，解时代之愁，或许正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尹玉峰丙午季春写于沈阳
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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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 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