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周恩来总理突然成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着手领导复课，试图局部地纠正已经延续了五年的荒凉。这就使我们有机会回上海，参与一点儿教材编写。我被分配到一个"各校联合的教材编写组"，这又拿起了笔。
记得那笔是从静安寺百乐商场买的，一元钱的吸墨水钢笔。当时的钢笔也已经有了几个"国内名牌"，像"英雄"、"金星"什么的，那就要二三元钱一支了，我买不起。
编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几天就写完了。但是，既然已经能够编教材，我就开始另一个勇敢的行动，那就是利用图书馆的一个熟人，偷偷摸进了当时还视为禁地的外文书库，开始了《世界戏剧学》的写作。我的笔，大量抄写外文原文，再借着各种词典一段段翻译。同时还要通览大量背景材料，最后汇集起全世界十三个国家的全部戏剧学理论。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大，因为这些内容直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被完整翻译过来。我当时居然凭一人之力，在密闭的空间，以笔为杖，步步潜行。更不容易的是，当时在外面，一窗之隔，只要说一句我笔下所写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
为此，我不能不对那支一元钱的钢笔表示敬意，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