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林怀民先生在旅馆里天天布置的鲜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记者的身份对我的采访，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名位，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
只有仪式，才能让人拔离世俗，上升到千山肃穆、万籁俱静的高台。
有人问我："台湾文化最重要又最难以模仿的亮点是什么？"
我回答："仪式。那种融解在生活处处的文化仪式。"
从四年前开始，台湾最著名的《远见》杂志作出一个决定，他们杂志定期评出一个"五星级市长"，作为对这个市长的奖励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个城市做一个文化演讲。可见，他们心中的最高奖励，还是文化。
这样的事情已经实行了很多次，每当我抵达的那天，那个城市满街都挂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个灯柱、电线杆上飘飘想想，像是我要竞选高位。我想，至少在我演讲的那一天，这座城市进入了一个文化仪式。直到我讲演完，全城的清洁工人一起动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拉下、卷起、扔进垃圾堆。
扔进垃圾堆，是一个仪式的完满终结。终结，是为了开启新的仪式。
我在台湾获得过很多文学大奖，却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颁奖仪式。原因是，从评奖到领奖，时间很短，我的签证手续赶不上。但终于，二O一一年，我赶上了一次。
先有电话打来，通知我荣获"桂冠文学家"称号。光这么一个消息我并不在意，但再听下去就认真了。原来，这是台湾对全球华语文学的一种隆重选拔，因此这次的评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润华教授。设奖至今几十年，只评出过四名"桂冠文学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两位我认识，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两位已经去世。
颁奖仪式在元智大学，要我做获奖演讲。然后，离开会场，我领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树，装在一辆车上，由两名工人推着，慢慢步行到栽植处。到了栽植处，我看到一个美丽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园林中，确实已经种了四棵树，每棵树下有一方自然形态的花岗石，上面刻着获奖者的签名。白先勇先生的签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树，则长得郁郁葱葱。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铲土、挖坑、栽树、平整。做完，再抬头看看树冠，低头看看签名石，与围观者一一握手，然后轻步离开。
我想，这几棵桂冠树一定会长得很好。白先勇先生当年给我写了那么多横穿地球的信，想把华语文学拉在一起，最后，居然是相依相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