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一件事让我再一次想起了这段话。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首度访问大陆，会见了大陆的领导人。他夫人写了一本记录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书，由连战先生亲自写了序言。但是，他们觉得在这个序言前面还要加一个序言，居然邀请我来写。他们对我并不熟悉，只知道政治职位上面，应该是无职位的文化。结果，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奇怪的排位。
同样让我想起亚当斯这段话的，还有台湾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是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爱子，但是，他对政治背景的不在意，已经到了连别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后来也写过一本书《父亲和民国》，笔调平静而简洁，丝毫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贵胄之气"。
二十几年前海峡两岸还处于极为严峻的对峙状态，但白勇先先生却超前来了。不是为了寻亲，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投资、而是只为文化。他的《游园惊梦》 在内地排演，由读到了我的文章。俞振飞先生担任昆曲顾问，由我担任文学顾问。这一来，他就读到了我的文章。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荐给台湾报刊。台湾报刊就把一笔笔稿酬寄给他，让他转给我。但他当时还在美国西海岸的圣塔色芭拉教书，而那时美国到中国的汇款还相当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邮局领款，把不整齐的款项凑成整数，然后再一次次到邮局寄给我。
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寄来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收汇人和寄汇人的复杂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对照。须知，这可是现代世界最优秀的华人作家的亲笔啊，居然寄得那么多，多么勤，多么密。两岸的政治对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学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湾，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费巨大努力邀请的。他看到了我写昆曲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以明代观众痴迷昆曲的人数、程度和时间，来论证昆曲是全世界的一个重要戏剧范型。白先生对这篇文章极为赞赏，让我到台湾发表演讲。这也算是内地学者的"第一次"吧，一时十分轰动又十分防范，连《中国时报》要采访我都困难重重。
一天晚上，听说 《中国时报》派了一名不能拒绝的重要记者来了。我一看，这名"记者"不是别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个晚上，他真像记者一样问了我很多问题，丝毫没有露出他既是文学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他采访我的身份，竟然是"特约记者"，这真让我感动莫名。
对于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对于艺术得失，他绝不让步。对于我的辞职，他听了等于没听。但有一次他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传言，说我有可能要"搁笔"了，便立即远道赶到上海，在我家里长时间坐着，希望不是这样。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着他儒雅却已有点儿苍老的脸庞。我一时走神，在心中自问：眼前这个人，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却那么在乎文学，在乎艺术。他，难道就是那位著名将军的后代吗？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将军如果九天有知，也会为他的后代高兴，因为这符合了那位美国将军亚当斯的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