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一件事让我再一次想起了这段话。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首度访问大陆,会见了大陆的领导人。他夫人写了一本记录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书,由连战先生亲自写了序言。但是,他们觉得在这个序言前面还要加一个序言,居然邀请我来写。他们对我并不熟悉,只知道政治职位上面,应该是无职位的文化。结果,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奇怪的排位。
同样让我想起亚当斯这段话的,还有台湾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是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爱子,但是,他对政治背景的不在意,已经到了连别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后来也写过一本书《父亲和民国》,笔调平静而简洁,丝毫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贵胄之气"。
二十几年前海峡两岸还处于极为严峻的对峙状态,但白勇先先生却超前来了。不是为了寻亲,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投资、而是只为文化。他的《游园惊梦》 在内地排演,由读到了我的文章。俞振飞先生担任昆曲顾问,由我担任文学顾问。这一来,他就读到了我的文章。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荐给台湾报刊。台湾报刊就把一笔笔稿酬寄给他,让他转给我。但他当时还在美国西海岸的圣塔色芭拉教书,而那时美国到中国的汇款还相当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邮局领款,把不整齐的款项凑成整数,然后再一次次到邮局寄给我。
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寄来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收汇人和寄汇人的复杂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对照。须知,这可是现代世界最优秀的华人作家的亲笔啊,居然寄得那么多,多么勤,多么密。两岸的政治对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学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湾,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费巨大努力邀请的。他看到了我写昆曲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以明代观众痴迷昆曲的人数、程度和时间,来论证昆曲是全世界的一个重要戏剧范型。白先生对这篇文章极为赞赏,让我到台湾发表演讲。这也算是内地学者的"第一次"吧,一时十分轰动又十分防范,连《中国时报》要采访我都困难重重。
一天晚上,听说 《中国时报》派了一名不能拒绝的重要记者来了。我一看,这名"记者"不是别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个晚上,他真像记者一样问了我很多问题,丝毫没有露出他既是文学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他采访我的身份,竟然是"特约记者",这真让我感动莫名。
对于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对于艺术得失,他绝不让步。对于我的辞职,他听了等于没听。但有一次他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传言,说我有可能要"搁笔"了,便立即远道赶到上海,在我家里长时间坐着,希望不是这样。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着他儒雅却已有点儿苍老的脸庞。我一时走神,在心中自问:眼前这个人,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却那么在乎文学,在乎艺术。他,难道就是那位著名将军的后代吗?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将军如果九天有知,也会为他的后代高兴,因为这符合了那位美国将军亚当斯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