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幸好，世上一切劣行都有可能引出美事。
那个人和那些报刊为了伪造，硬把我的戏剧史和章培恒先生的《洪异年谱》扯在一起，但他们哪里知道，这里埋藏着一段珍贵的记忆。
事情还要回到二十八年前，一九八三年。那年，章先生还只有四十九岁，我三十七岁。我们两人，同时获得"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他的获奖作品，正是《洪异年谱》；我的获奖作品，是《世界戏剧学》（初版名为《戏剧理论史稿》)。
现在社会上评奖太多，谁也不当一回事了。但在二十八年前，情况完全不同。"文革"灾难过去不久，中国学术界人数不多，开始有机会抱着悲凉的心情从头收拾极为稀少的已有成果了。可以奖励的项目，很难寻找。
在这番艰难的寻找中，有一个禁区边缘的倔强生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注意。
这个禁区，就是作为"文革"起点的戏剧领域。不管是《海瑞罢官》，还是"革命样板戏"，都成了生死的符咒、全民的蛊惑。
这股以戏剧为核心的极端主义浪潮，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已经很有势头。在那种气氛下要遵循学术规范研究一点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戏剧史论，那就需要一点儿嶙峋风骨了。
章培恒先生恰恰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头顶着与"胡风集团"有关的政治恶名，开始研究清代昆剧作家洪异。当时，还有一些更年长的学者冒险坚持着正常的戏剧史论。因此，一九八三年的这次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评选，其意义也远远超越了戏剧，而是对一种文化气节的重点检视。
那次获奖的著作有二十部，但其中有一半作者，已不在人世。因此，授奖仪式颇为隆重，当时北京各个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来了。当那些去世者的家属上台领奖时，全场一片a.
但是，八十年代又是一个敢于面向未来的年代。代表获奖獻上台发言的，是最年轻的那一个，我。
我获奖的那部著作、长达六十八万字，通论世界各国的戏脖，是我在灾难期间偷偷开始了的一个庞大工程。
记得那次我要代表获奖者发言之前，一一征求了其他获奖者的意见，却没有找到章培恒先生。据会议工作人员说，他去望自己在北京的学生了。等到颁奖大会开始，他才出现，但我已经不可能向他征求意见了，只是在上台发言前向他点了点头。他一笑，也向我点了点头。
那时国家很穷，主持评奖活动的杜高先生抱歉地在会上3. 他几度争取，想给每个获奖者发一千元奖金，但没有争取鸮。好像是发了几百元吧，忘了。但是，给每个获奖者都发了一个奖座，是一件仿制的骆驼唐三彩。
我抱着奖座离开会场的时候，看见章培恒先生正在门口与他的一位学生争执。章先生硬要把这个奖座送给那个学生，不断地说着理由："我没法把它带到上海，路上非碎了不可，非碎了不可……"
学生不断地用手推拒着，连声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
章培恒先生的表情严肃而诚恳，说："你再推，现在就碎了，现在就碎了……"
我没有再看下去，抱着那个奖座回到了住处。
对于这个奖座，我在《借我一生》 中曾有过一段记述﹣
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获得的一个奖座，是一件仿制的骆驼唐三彩。陶质，很大，属于易碎物品，不容易从北京捧回上海。更麻烦的是，这只骆驼的嘴里还翘出一条又长又薄的舌头，一碰就断。据评奖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拿到发奖地点时已断了一大半，因此不断去换。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去更换一种奖品呢？
他们说，这个骆驼太具有象征意义了：在那么荒芜的沙漠中居然也能走下来。看到它就想起沙漠，那个刚刚走出的文化沙漠。
一位小姐压低声音补充道："还有一层象征，走过那么干涸的沙漠居然还骄傲地翘着舌头。但这个舌头，时时就可能断了。"正因为这种种象征，他们不换。
我抱着骆驼小心翼翼地坐飞机回到上海，舌头没断；到家，没断；放在写字台上，没断。
我松了一口气，见骆驼上有一点儿灰尘，拿着一方软布来擦，一擦，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