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问题出在我身上。那年我遇到了难解之困。

我由于受那位国际刑侦专家和那批交白卷教授的影响很深，历来不愿意回答一切等级不对或来路不明的问题。近年来，不少文化传媒为了从负面刺激读者，已经习惯于把提问的品格降到最低，并且把提问变成了逼问。后来，又把逼问变成了审判。我一如既往，连眼角也不会去扫一扫。

但是，也有让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二O○三年，上海有一个人声称从我的《文化苦旅》里"咬"出不少"文史差错"，便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立即进入亚洲畅销排行榜，全国一百五十多家报刊热烈呼应，成了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不少文化界朋友翻阅了那本书后告诉我，千万不要去看，那些"差错"，至多只是一些有待请教我的问题。既然已经哄闹起来，就无法正常回答了。

按照惯例，我当然不理。但麻烦的是，《文化苦旅》中的很多文章早已选入海峡两岸的大学、中学语文课本十余年，我怎么能让那么多教师、学生陷入困顿？而且，我这本书还有幸受到过当代诸多名家的褒奖和点评，例如饶宗颐、金克木、季羡林、柏杨、潘受、欧阳子、余光中、蒋勋、冯牧等等，有的还写了专著出版。我如果完全不理，好像连他们这些大学者也都有了"差错"嫌疑，那我又怎么对得起他们？

因此，看来还是需要简单回答几句。但在回答之前似乎应该粗粗了解一下，这个人是谁？从何而来？从事什么职业？

据传媒介绍，他是《辞海》的编写者。但显然不是，因为我本人就是《辞海》"正版形象代表"，知道编写者名单。媒体又说，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咬文嚼字》编辑部的编辑。但上海文艺出版社说，他们没有这个职工。再问，终于知道是那个编辑部里一个人从外面"借"来的。外面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

就在这时，重庆市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语文教师马孟钰先生写来长信，凭借细致的词语分析，断言那个人在"文革"时期的文化暴虐中一定担当过特殊角色。原上海师范学院的几个退休教师也联名来信，回顾了不寒而栗的往昔。

对这一切，我没有兴趣去查证，因此仍然无法对关心此事的社会各界做一个交代。

现在中国文化又一次面临着精神结构的大转型，而阻碍转型的一个个泥坑却都振振有词地迷惑着人们。在八十多年前的上一次大转型中，鲁迅塑造过一个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咬文嚼字专家"孔乙己，却又让他断足，让他死亡，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宣判。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闯将，远比孔乙己他们更有能力"咬文嚼字"，因此宣判得特别有力。现在，面对新一次转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

对此，我颇感苍凉。中国当代文人，虽也缺少学问，却更缺少道义勇气。他们连最简单的真相、最浅显的常识都不敢守护。结果，攻击者、炒作者、旁观者一起，连成了一个又一个"共犯结构"。文化领域，群鸦回翔，又寒气砭骨。

突然，完全出乎意料，耳边传来了訇然响声，似乎有人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