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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劳动,是镌刻在时代年轮里的深刻印记,更是一代人成长路上最朴实的修行。本文作者以亲身经历为笔,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学生的劳动时光娓娓道来,带我们重回那个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岁月,重温一段满是汗水与坚守的青葱往事。那段岁月里的劳动,虽有辛苦,却淬炼了意志,更让“劳动光荣”的信念深深扎根心底。它不仅是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更让我们读懂劳动的价值: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铸就精神品格,平凡的劳作里,藏着最动人的荣光,也见证着时代前行的足迹。
劳动光荣
文/袁永涛
我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村娃,对中学生参加生产队劳动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农村学校普遍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学生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形式的集体劳动。富仁中学校园里,墙壁上张贴醒目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农村学生参加劳动成为成长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青少年参加劳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校期间学校组织的集体劳动;二是假期或星期天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
学校劳动主要有建校、卫生大扫除、植树以及支农等。当时办学条件比较艰苦,学校收费少,基本上是免费教育。各学校贯彻的办学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校”。学校建设像搬砖、运土、抬水、种菜之类的活儿,从小学到中学都有。劳动大多在课外活动时间,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调课参加劳动的。

建于1970年的富仁公社中学,是在富仁公社永流大队第四生产队耕地上新建的一所校园。建校初期,因建设资金困难,教室及教师宿舍都是大草棚。教师宿舍位于校园最南端,东西一排约20间草棚。学生教室是四栋9间开的大草棚。其真实场景就像电影《决裂》中的校舍一样。两年后,校舍翻修时才建造一砖到顶的屋脊房。
建设校园劳动终生难以忘却。其时,学校筹建教师会议室和办公室,拉运建筑材料石头、砖块等任务,分配给各年级的学生去完成。农中班男学生一人一辆架子车,女生两人一辆架子车,初中男生两人一辆架子车,女生三人一辆架子车,从集贤镇殿镇村田裕河沟拉回来石头。从武功县火车站旁边某村砖厂,兴平县汤坊镇某村砖厂拉回来砖块。依靠这样的勤工俭学活动,终于完成修建教学平房所需建筑材料。因为要长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学生除了拉石头、砖头外,学校还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在富兴二队渭河边防护林带以北,开辟了一大片的荒地,作为富仁中学的学校农场,学校发动师生在荒地上种小麦。每年都会不间断地派学生去除草、收割。至于收获的粮食到底干了什么,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与此同时,学校为了加大勤工俭学力度,发动师生为周至县苗圃栽植水杉树,为部队挖铺设光缆渠道等工程,给学校挣下一笔可观的收入,为改善办学条件提供了部分资金。
当然,对于一个十来岁学生娃来说,那样频繁的劳动,感觉十分劳累、疲倦。中间休息时,经常会打瞌睡。到了干活时,班干部大声喊:“快醒来,该干活了!”那时大家嘴上不说,可心里面充满了厌烦情绪。好在那时劳动属于义务性质,人们都不讲什么利益,谁也无心思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除了在学校参加劳动,农村学生假期和星期天还要参加本生产队的劳动。初中生、高中生,每年假期大部分时间都回家乡参加劳动。这既可以帮助父母多挣一点工分,同时也能与村里的伙伴们相聚。每到放假时,学校把参加劳动作为给学生布置任务之一。有时候语文老师还专门布置几道作文题让学生完成,例如“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割麦子”、“锄草”、“拾棉花”等等。为了完成此项任务,不参加劳动是绝对不行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家里有钟表的社员家庭不多,因而生产队劳动基本上不按钟点上下工。主要是看太阳和凭感觉上下工。上午、下午劳动期间各休息一次。每到正午或太阳快要落山时收工。夏天天气很热,每天干活休息时,有时候生产队长就让人从生产队瓜园里摘一些瓜来让大家分着吃,以降暑解渴。这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出勤干活。大家在一起劳动,一般来讲干活的主动性比较高,至于劳动中磨洋工、消极怠工的现象在个别情况下会有的。
那年代秋季,生产队里最苦最累的活计就是掰玉米,都是站着掰玉米。站着掰玉米,起码不用弯腰,不用扒叶子,一手拎筐,一手掰棒子,边走边掰,直接往车上倒玉米棒子,省去了无数次起身、蹲下的辛苦。不过,顶着艳阳,在密不透风闷罐一样的玉米地里“负重”穿梭,汗水湿透衣服,感到特别的压抑和难受。玉米叶子在胳膊上、脸上都留下了一道道伤痕,即使戴上袖套、裹上头巾,也难以抵挡刀片似的叶子的划割。

站着掰玉米,手脚都闲不着,还要饱受皮肉之苦。男社员一般负责运送玉米,一车车地往大场院里拉。晚饭后,生产队长敲响铃声,全家人除了老人或婴儿,基本上都去剥玉米。经常是生产队在保管室门前架一盏两百瓦大灯泡。人们围坐在玉米堆旁,嘴里拉着家长里短,手里不停地剥玉米皮。为了奖励群众多干活,队长答应谁剥的玉米皮就归谁所有,这样就刺激了大家剥玉米皮的积极性。社员们一干就是大半夜。这时候让人最难忍受的不是犯困,而是臭蚊子突然袭击。露天野外干活,脸上、脖子上通常被蚊子咬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包”,奇痒难耐,用肥皂水擦抹都无济于事。
七八十年代,社员们对掰玉米这项活计有了改进。社员们先是把玉米秆子挖倒放在地上,然后去掰玉米。掰玉米时间长了,常常累得腰酸腿疼。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领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两句诗丰富内涵。放倒掰玉米和站着掰玉米相比较,要减轻手工掰玉米的许多辛苦。
农村收获季节也是一个分配季节。在生产队,农产品分配方法根据农作物的不同,采取多种多样的分配办法。粮食产品一般是在场上脱粒后就陆续过秤分到户。对于像瓜果、蔬菜、柴草等难以集中存放的东西往往是随收随分,例如每天挖出来的红薯、萝卜,摘下的南瓜、茄子等,会计会随时按每户人口和工分多少将其过秤分到户。有时为了简便,甚至连秤也不过,而是按筐子容量或堆的大小估计一下数量,待社员们放工后拿回去。

生产队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实物经济,即产品经济,其核算是很粗放、简易的。衡量各生产队的经济情况,人们只说全队的粮食产量多少,亩产多少,社员人均分配的粮食多少,而对于什么产值、价格、人均收入等概念基本上没有。当时各级干部也不存在以产值或产量多少衡量其政绩的情况,无需吹牛皮,因而无必要对产量进行虚报和浮夸。
生产队的生产劳动情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六十年代初,那时生产和生活很艰难,干活总感到很苦、很累。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已经通了电,浇地、碾场、磨面都用上了电动机或柴油机。生产队里也有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压面机等大中型农具。生产队的大部分土地都能实行自流灌溉,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小麦亩产达到500多斤。社员们的生活也显著提高。到后来,由于农业机械和电力的大量使用,农业科技的大力推广,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劳动方式有些逐渐消失,有许多农活在年轻人那里已经完全陌生,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中学生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更进一步了解农村的社会状况和农民的生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要经常性的参加劳动,势必影响青少年大好的学习时光,基础知识普遍学得不够扎实,严重影响到升学。尤其是国家在一九七七恢复高考制度后,77届、78届、79届等高中毕业生,除了个别人有幸进入大学学习深造外,绝大部分年轻人不得不走向社会。人才的断层,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巨大困难。
作者简介:袁永涛,周至人,在甘肃工作,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红西路军史研究员,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周至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著作有《西路军鏖战永昌》《天下骊靬》《红色永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