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1990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530页）。1990-1992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1993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1993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第九章  退而不休一爱与坚守的岁月！

早在1988年时，我和爱人姚克就因为各自都有许多病，我们俩商量说：“咱们俩争取再活六年，活到小儿子大学毕业，可以独立生活了就可以了。”

1992年冬，我和姚克带着女儿、小儿子回北京、天津探亲，本来是准备和第一故乡告别的，因为以后回去的机会不多了，就准备安安心心的在第二故乡北大荒安度晚年了。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已经买到了回程的火车票准备动身时，姚克的弟弟和弟媳要留下我们的小儿子，弟媳说：“天津有个电子公司的经理是我哥们儿，你又是搞电子的，你愿不愿意留下到他那儿去干？”小儿子说：“愿意。”姚克当时就流眼泪了，因为小儿子是他的最爱，比他当年帅，他怎么能舍得把小儿子独自一个人留在天津呢！于是我们只好决定退休后也回天津，和小儿子团聚。原来这竟是弟弟妹妹们为了实现父母遗愿想要我们退休回天津的一个计策。

1993年秋天，当小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在天津工作，在身边的大儿子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他工作又忙、很少回家的时候，有一天见门前的马路上卸下了我们过冬用的四吨煤。要从大街上把这些煤倒运到院子内的煤仓里，这可是个费力气的活儿，我们不愿意为这个事去找大儿子回来帮忙，更不愿意让周围的邻居帮忙，让别人说儿子不孝的闲话，我发愁了。姚克对我说：“老太太，别着急，今天干不完还有明天，明天干不完还有后天。”那一天早晨，等到周围邻居都去上班走了，他把一条长板凳、暖水瓶、水杯、毛巾、烟卷和火柴，统统放在大街上，然后我先用铁锹把煤铲进土篮子里，他再提着土篮子把煤倒进煤仓里。就这样，我俩干一会儿，累了并肩坐在长板凳上歇一会儿，喝口水；我拿毛巾给他擦后背上的汗，他点上一支烟先让我抽几口，他再抽几口。想到年轻时我们都曾是修路突击队的队员，手上的活儿便也轻多了，仅仅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在周围邻居下班回来之前，四吨煤全倒进了煤仓。他哽咽地说：“老太太，咱们还行，是吧？”我说：“老爷子，冲这一点咱们还可以靠自己多活几年，是吧？”我们俩互相抱着对方的头，大哭了一场。这是我认识他三十六年来，第一次见他放声地哭。

1994年10月1日，小儿子从天津回来接姚克并搬家，我则是等到课题验收结束后，12月底才回到天津的。我们用一生的积蓄，花了六万元在天津城乡结合部买了农民用宅基地盖的一处独门平房小院，十年后我们才知道那叫“小产权房”，也就是无产权房，不能买卖，可当时我们还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有什么权利。退休生活从那儿开始了。

一、天降大祸，面对永别

1995年的春节，姚克的大妹妹、弟弟、小妹妹和我们，四家老少三代二十口人在我们的新房团聚了，无法形容的兴奋，以为从此阖家幸福的日子该开始了。想起这么多年来，弟弟妹妹们为了能把我们调回天津操了不少心，出了不少力，几次都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主动为我们办了调转手续。1972年弟弟为了让我们脱离北大荒的苦日子，他和弟媳通过关系，给我和姚克发出一封调到唐山市工作的调令，结果那调令被三师师部扣下了，反而把我们调到师部工作；1987年又联系把我们俩调到天津市工作，托了不少人，结果没办成；1989年又联系好把我调入天津市农科院工作，因为不能调姚克，让他提前退休一起回天津，被我拒绝了，结果让弟弟和弟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办成的事又泡汤了，伤了他们的心。那些年姚克的大妹妹、小妹妹、弟弟由于不放心我们，都带着爱人和儿女一起到北大荒来看望过我们；小妹妹又为了给我们带来大米和父母的遗物，她天天在家里练习背几十斤重的背包。我们真是有愧于弟弟妹妹们的关怀，我们又是老大，应该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决定退休后要好好报答他们。

可是谁会想到，聚会后没几天姚克就胃出血，11月份又胃出血，为了节省医药费，他不去医院看，还是按照老经验在家里服用云南白药止血。就在1996年春节，我又穿上了当年结婚时母亲送我的那件紫红色条绒布，上面盘着黑色大琵琶扣的夹袄，和姚克一起站在书架前，让女儿给我们拍了一张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照后不久，3月1日一场大祸降临了我家。那天上午我正带着一周岁的小外孙女在外屋玩儿，忽然姚克在里屋喊：“不好，要吐，快拿盆来。”我赶忙拿了一个脸盆放在他的床头下，他哇的一声，吐了半脸盆血。我吓坏了，赶快给女儿打电话，叫她快回来看孩子。几经相劝，姚克才同意去医院检查。

在254医院，医生立刻给他做了胃镜检查。我站在一旁听医生问：“你是不是最近体重越来越减轻？”我一听这不是癌症的特征吗？心里紧张极了。出了检查室他弟弟哭了，他说医生说是胃癌。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刚准备一起过幸福的晚年，弥补过去失去的青春，可他……几天以后，从胃中提取物的生化分析结果出来了，“胃腺癌，溃疡型，中低分化，浸出浆膜”，对于这些专业术语我一点也不懂，其实他已是胃癌晚期，并且已开始转移。可是当医生的他的弟弟、妹妹告诉我，要马上手术就能好。没有一点医学知识的我，当然要听两个大夫的话了。但是如果当时我就知道他的胃癌是晚期，并且已经转移了，我是不会同意做手术的，因为手术只会加速转移，保守疗法也许还会多活些日子。

3月5号晚急诊手术六个半小时，姚克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十二指肠改道。手术医生说：“他的胃溃疡病至少有三十年的历史，发生癌变也有十年了。”我想起了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就经常胃痛，常年吃“胃舒平”止痛。为了下农场调粮食，他怀里揣上冻窝窝头或粮食局卖的代食品（用玉米面掺上麦麸子、玉米和大豆秸秆磨成的粉做成的食品）、白酒就上路了。记得1961年春节我们结婚后第五天，他已经由于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为了调出雁窝岛的粮食，他出发去了八五三农场。但由于刮起了“大烟儿炮”（指狂风捲着大雪像雪烟一样在整个空中弥漫），通往雁窝岛的汽车都停了，他本可以在场部等雪停了再走，可他想到晚一天调出粮食，就会有多少人挨饿，他硬是靠着双腿从八五三农场场部，顶着大风雪一步一步地走，饿了啃一口冻窝头，冷了喝一口白酒取暖，走了一天终于走进了雁窝岛，把粮食调出来了。到1965年就发现大便便血，我还写信嘱咐他别大意，去看看。可是在那个年代大便便血就认为是痔疮出血。到了1969年就胃大出血，晕倒在厕所里。1971年、1984年又胃大出血。可是在1969年在汤原医院和1973年在红兴隆管局医院做的胃钡餐透视，一直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合并胃出血”，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胃溃疡了？据说胃溃疡可能癌变，而十二指肠溃疡没有癌变的先例，如果早确诊是胃溃疡，我们早就在红兴隆管局医院作胃切除手术了，就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这能怨谁呢！只能怨当时的医术不发达，老天爷却惩罚错人了。

手术后马上进行化疗，并以后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低剂量化疗。每天还打一针能增强免疫功能、防止癌变的针。医生和我们大家编好了共同的慌话，告诉他患的是胃溃疡病，但因为时间太久，面积又大，因此需要继续做增强免疫功能和防止癌变的治疗。他相信了，并且认为病灶已除，身体会越来越好，因而信心十足。为了给红兴隆管局省钱，我们把病房设在家里，由我每天给他打针、量血压，由他弟弟每3个月来我家给他点滴化疗药一次。我因为害怕他疼，所以每次打针时手都发抖，不知该怎样打才能使他不疼，结果扎入的越慢，他反而越疼，就这样一直坚持打了七个月。

手术后五六月份，姚克的身体确实恢复得非常好，满面红光又吃胖了，我就催促他说：“你不是说退休后要写一部小说吗？怎么还不开始写？”他一边粘贴着他几十年积累的剪报资料，一边说：“没错，我是想写两兄弟出海去远航，路上发生的各种险情和他们面对灾难怎样去搏斗的故事。（看来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写出他的一生和他对人生的感悟。）不过不着急，等我把这些装订完了再写。”可是我着急，我怕他的时间不多了，但又不能跟他说实话。过了几天我又说：“我也想写写回忆录，咱俩一块儿写，从今天就开始好不好？”他说：“你急什么呀！要急你先写！”没办法，怎么也叫不醒他这个聪明人。

到第二次犯病之前，他一共粘贴装订了厚厚的十多本剪报资料，每册都写了页码，编了目录。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事业心极强，为了更好地工作，所以他酷爱学习。每天工作忙完就看各种杂志和报纸，把他认为重要的资料都剪下来或抄录下来，不仅看完了自己办公室订的报刊杂志，还到机关别的办公室去看他没看过的报刊，他们也都让他剪。他的这一特点，也是我最敬重的。

他十五岁当兵，初中没读完，仅在华北军区供给学校学了一年多财物管理，就因抗美援朝需要提前分配工作了。他从没学过古文，为了充实自己的文学知识，他自学并整整摘抄了两大本280页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编辑的《古代诗词曲名句选》。为了搞好国营农场的农业经济管理，从1981～1987年，他从《农业经济》、《农业现代化研究》、《经济学文摘》、《红旗》、《瞭望》、《学习与研究》、《未来与发展》等40种报刊杂志摘抄了有关政治经济学、农业现代化、农业战略规划、农业经济结构、农业技术经济、农业经济效果、农业责任制、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研究等共56项内容，两大厚本笔记。比如他摘抄了《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1年第四期的《论我国农业的内在动力》；《地理学报》1981年4期的《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逐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地域专业化》；《自然资源》1981年4期的《应用线性规划，选择地区农作物配置最优方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2期的《试论我国农产品价值形成的特点》等等。他所涉猎的报纸除《人民日报》外，还有《光明日报》、《湖南日报》、《江西日报》、《广西日报》、《四川日报》、《黑龙江日报》和《中国农民报》等八种；他所涉猎的大学和经济研究所学报，除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农业经济》以外，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辽宁大学学报》、《山西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研究室刊物》、《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等。他在学习笔记的首页上写着：“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我想这也就是为了真正学会知识，所以他进行原文摘抄的原因。

看着他留下的这些笔记，特别是看完那一大本1986年他所摘记的笔记，我思绪万千，医生说他胃溃疡癌变已有十年，也就是说他的胃溃疡癌变就发生在1986年了。我这才知道当年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笔记，他是怎样发生的癌变的。1986年正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受到党内处分那年。

在1967年，全国都在按照毛主席“炮大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姚克在东北农垦总局造反总团团长赵x明的直接指挥和授意下，当专案组副组长，根据群众揭发的大字报和内查外调材料，汇总编写了当时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东北农垦总局局长王x林的材料，无限上纲，说王是“三反分子”，使他遭到长期被批斗、关进牛棚；又根据从抄家人手中得到的原东北农垦总局政治部主任（后为黑龙江农场总局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副省长）赵x景的日记，断章取义写了一张揭露赵x景“攻击红太阳毛主席”的大字报，使赵被关进牛棚遭到批判，从而1986年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定为犯了“严重错误”。他想不通，因为他听党话，按照党的指示去做的，在那时几乎全国的当权派都被揪斗了，连刘少奇国家主席都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迫害致死。他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一直追求入党。共产党员要对党绝对信任，绝对服从，党犯了路线错误能怨他吗？为什么指挥他、授意他的领导人的处分都比他轻？他整天思虑。

姚克不像我，我每天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都要向他倾诉，他从来不对我说他的苦恼。我记得他从1984年起晚上在家就经常写材料，但我不知他写的什么。只是有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他后脑勺的头发掉了一大片，没过几天，整个脑袋的头发、眉毛全掉光了，连头发茬都没剰。以后长出来的新头发、眉毛又掉光了，一向爱漂亮的他一下子变成了和尚，管局的人都把他叫“姚半仙”。接着就经常发生心脏不舒服，先是心跳过快，然后是不规律的“早搏”、“三连律”（心脏跳两下停一下），接着就是“心绞痛”，他这个像铁汉一样的人，几乎一下子就垮了，原来这就是“癌变”的先兆，我却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985年初，他接到总局通知，要他去参加给他们这些人办的学习班，而当时他正生病住医院不能去参加，他这才把事情的原因告诉我。他又一次写了对错误认识的材料，让我给他送去交给总局组织部滕部长。并写了给赵x景、王x林及家属的道歉信让我转交他们。因当时他们都不在，我去找了总局纪检委书记王桂林，王书记说：“不可能给姚克麟定‘严重错误’，造反团的头头都定‘一般错误’，而且姚克麟对搞清总局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他答应给查查。回来后我把王书记的话告诉了姚克，他非常振奋。1985年2月25日他拖着带病的身体，他口述，让我给他记录，又给总局组织部滕部长写了一封信，最后他签的名。但是他又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于是又亲自抄了一遍寄去了。而我替他记录的那一份，一直保留到今天，信是这样写的：

“滕部长：经过整党学习，我深感只向组织检查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并请组织转达我向原‘东总’领导同志的赔礼道歉是不够的，所以，在我因病住院难以去当面道歉的情况下，我给X景书记和X寒同志分别写了检查认错、赔礼道歉的信，由我妻子亲自专程送去，希望以此表达我的追悔，得到他们的谅解。事不凑巧，X景书记去哈尔滨，您也不在，她就向桂林书记汇报了我的心情，并请桂林同志将信转交给X景书记和X寒同志。

蒙桂林书记接见，并得知原‘东总’领导同志高姿态的对待他们遭受过的迫害，总局从轻处理了‘文革’中总团头头门的问题，除赵x明早已结论外，这次都给定成‘一般错误’，这使我加深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

在这同时也得知，总局初议将结论我是‘严重错误’。当我妻子向王书记汇报了‘文革’中我本人、我们的家族所受的迫害，介绍了她所知道的我是怎样按总团的要求工作从而犯的错误，王书记表示有些情况他尚不知道，让我再写个详细材料给您。现整理呈上，请组织审查。

我希望，组织上在审查我的检查，给我作结论时能考虑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接受组织审查，如实反映组织要了解的情况，并出于良心责备，认真检查自己，知错悔改，而且坚持工作，恪尽职责。我还希望组织上能考虑当时的以下情况：

一、我所在的总团材料组、专案组以至我本人，从未搞过刑讯逼供，摧残人身，蓄意污陷，制造假材料。也没有给谁定过什么案。

二、总团材料组、专案组的活动，都是总团头头，具体说是由赵x明指挥干的。我所以听从总团，既是错误地认为，这是‘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是由于总团是人民武装部、总局部分领导和大多数中层干部支持下成立的‘接管委员会’的半官方组织。

三、经我手主编、改写过的材料，毫无疑问，在‘左’的路线支配下，无限上纲，是非混淆，完全错误。但并非是我个人捏造，这不仅因为材料来源于当时的机关大字报，大批判会和专案组的内查外调，而且经过组内议定；还因为批判口径是按总团当时的批判口径。而且总团印发这些材料都经过总团头头审查，他们理应负主要责任。

四、1967年6月‘接管委员会’成立后，材料组改成几个专案组，我自觉不是党员，推脱不当组长，赵x明指定张x林当“王－王专案组”组长，硬让我当副组长，还给分了工，叫张侧重抓‘历史’，实际上也是这么干下去的，张在时我听他的，张不在时我听赵x明的。

五、我的家和妻子的家，在‘文革’中都受到迫害，我母亲是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1966年11月被暴徒手持榔头闯入家中，把我的父亲、母亲和不到两岁的儿子，全从头顶砸成重伤，儿子当时半瘫，父母于68、69年相继去世；‘文革’初期，岳母家因成分不好，而家被抄，人被打后赶出北京。留学归国的姑丈人（民国时天津第一任市长南桂馨）被抄家（实际上南桂馨被红卫兵打死，后在人民大会堂给予平反，葬于八宝山公墓）。这一切固然不能与我的错误抵消，但它却是我在‘文革’中不敢不跟的重要原因。多说一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我何敢胡来。

六、我本人并非‘文革’开始就参加造反。1969年我被带病下放劳动后，更没有坚持错误，而且对‘文革’由怀疑转到抵制。

七、正如您向我指出过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有错误，我现在不会是这样，这大概是指职务吧（多年来他的职务一直没给提升，而与他同期的都提升为处级），如此说来，我已经受到惩罚了，而且事实上惩前已经毖后，这在我们机关是公开的秘密。

腾部长，您对我说过：‘不要背包袱，要挺起腰杆干。’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追悔不该参与对原“东总”领导同志的迫害。我也反复回忆我这一生，参加革命35年，尽管我拼命干，却有近三十年因为社会关系处于比‘团结、教育、改造’好不了多少的地位（“团结、教育、改造”是党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真正感到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并入了党。去年6月我向您说过，我要继续为党工作，这是我由衷的愿望。我应该，也能够挺起腰杆干。因此，我恳切希望组织上，能审议我的检查和以上情况，重新考虑对我的结论。”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姚克听了王桂林书记的话，当时是怎样充满信心地写这封信的，并表示“要挺起腰杆干，继续为党工作。”但是１９８６年７月，那一张未经姚克所在党支部讨论，更没有姚克本人签字的处分决定，以红兴隆分局直属机关党委的名义下达了。

当我拿着这份处分决定再次去找王桂林书记时，他已病的不认人了。姚克对这个决定一直不服，他从未捏造事实、有意污陷迫害这些人，只是在长期极“左”思想的统领下，在总团领导的指挥下，他不能不“无限上纲”，否则就是他阶级意识模糊。他一年写一份申诉报告，请求搞清他的问题，没人理过他；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找组织部门和领导，但他们都躲着我，只有总局组织部的一位王干事对我说：“他把人家的日记抖落出来了，使领导干部的心灵受到伤害，他还不应该受到处分吗？”原来他受处分的真正原因不是编写污陷王x林的黑材料，也不是把治病的“鹿茸精”当成批判张x池“当官做老爷、养尊处优”的罪行，而是他根据赵x景日记，摘录执笔写批判赵x景把未婚的爱人比作“心中的红太阳”的那张大字报。

就是在这种精神压力和身体恶劣的情况下（身体发生癌变），他不但坚持上班，给局长当好改革开放政策的参谋，还利用业余时间顽强地学习，摘抄了16开纸的76页笔记，那是需要怎样的一种顽强毅力啊！难怪他的知识渊博在红兴隆管局局直地区出了名，都说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以后他更是带病顽强地工作，证明自己，终于被评为1993年度“黑龙江农场总局劳动模范”。在他的“劳动模范审批表”中，“主要事迹”是这样写的：

“姚克麟同志是1958年从解放军总后勤部转业到北大荒的老垦荒战士，虽已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仍坚持在岗勤奋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体现出了北大荒人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姚克麟同志1985年到政研室工作以来，主笔攥写了《局史》经济篇，写作42万字，并参加了全书的编辑工作，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垦区经济发展史，为垦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几年来还收集整理资料14大类250目，成为管局机关重要的资料信息库，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大量的依据和借鉴，为各部门工作也提供了许多方便。1986年以来，在局领导的指导和参与下，姚克麟同志执笔撰写了20余篇经济论文，其中有4篇参加全国性学术交流，并被汇入《资料汇编》；有9篇被省农场管理学会、省农机学会、省种子学会评为优秀论文，1篇获省社科联三等奖；在国家二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7篇。1991年主笔起草了《红兴隆垦区‘八五‘规划》，受到了总局的好评。1989年起，针对基层领导干部对改革、管理方面的信息需求量大，又没时间看报学习的实际情况，主持编辑了《改革与管理文摘》，四年多来每月一期，已发行45期，从不间断，受到基层干部的普遍好评。同时还主持编辑了《调查研究资料》，为垦区经济改革交流创造了条件，已发行46期，为推动垦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姚克麟同志知识渊博，学识过人，但却非常谦虚，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工作不分分内分外，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为人光明磊落，随身处处都能体现出北大荒人的优秀品质。”

可是，又有谁知道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上述这么多工作的？

1996年10月7日，突然发现在他的左肩上长了一个小馒头状的包，我觉得不好，可能是癌转移，要他马上到医院去查查，但他就说是炎症，只需吃点消炎药打打针就行了，我们只好就在附近的乡卫生所打了五天消炎针，可是那个包一点儿也不见消失。12号我硬拉着他去254医院做手术取了一块小瘤，经病理切片检验确诊为“胃癌转移，左颈淋巴粘液腺癌。”这个结果连他两个当大夫的妹妹、弟弟也没想到，为此急需住进天津市肿瘤医院，进行多种药物配合的大剂量“化疗”才能控制。但住肿瘤医院他一定会猜出他是癌症，为了稳住他，我们告诉他是早期淋巴癌，哪也没转移。10月16日住进了天津肿瘤医院，按“国际标准化疗配方”，经过两个疗程大剂量三种药物同时点滴，他肩上的肿瘤不但未消，反而变得像一块坚硬的大石头，压得他坐、卧、走都困难。但眼见同一病房患淋巴癌的病友，讲述他几次进医院又生存了十多年的例子，他也坚信自己能再活十多年，因此不管大剂量的“化疗”多么痛苦，他都主动承受。虽然前两个疗程对他毫无作用，但他仍寄希望在第三个疗程的新配方。

在医院里，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我不能让他看出我的表情，从而失去治疗的信心。可是我每天到市场里去买饭时，都忍不住要哭一场，我痛恨老天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这个好人！

11月22日他咳嗽加重，发低烧，医生让他拍胸大片，他对大夫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告诉我还能活多久？活十年我有十年的打算，活五年我有五年的安排。”25日胸片结果出来了，双肺大面积癌转移。但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告诉我。那一天，他体温38.2度，心跳每分钟120次，呼吸有些困难，但肿瘤医院没有能降心率，治心脏病的药。到27日他的体温升到38.5度，开始吸氧气。

我已预感到他生命的垂危，恐怕等不到12月10日第三个疗程了，就与他弟弟、妹妹商量，先转到254医院，缓解他心跳和减轻他呼吸困难之后，再转回肿瘤医院。28日转到254医院干部病房，当时他的体温38.8度，心跳每分钟132次。这次干部病房的主任、心脏病专家、姚克的妹夫汪振泉告诉我，诊断为“由于癌细胞大面积扩散，肺部形成阻塞，导致呼吸困难，并且急性肺水肿，急性左心衰”，经过大剂量药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肺水肿基本治好，心功能基本恢复，但呼吸困难加剧，大小气管和肺泡已基本被癌细胞充满了，入院时每两天吸一罐氧气，五天以后就要一天吸一罐氧气了。

经过28日一天的抢救第二天稍有缓解，他对我说：“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我闯不过这一关……不算遗言的遗言，我口述你记录：一、组织上为我治病，花了这么多钱，实属不容易。孩子们和亲友家也都不富裕，不要再为了给我治病，弄得倾家荡产。二、如果我的时间不长了，比如说几年或几个月，我的生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那么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昏迷了，不要再抢救，让我在昏迷中离去，不要让我再受痛苦。三、丧事从简，我死后就地火化，不留骨灰。因为骨灰存放处据我所知，也是按级别摆放的，我死后不想和他们争。如果老太太（指我）一定要保留，就买一个坛子放骨灰，等老太太死后骨灰放在一起，孩子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是他们的事了。我只是担心老太太，如果我死了，科研所又不发工资，（科研所当时因经济困难几个月没发工资）老太太可怎么生活啊？”

我记得那时候他的手上、脚上，都插着二十四小时不拔的输液管，鼻子里始终插着氧气管。指示器上显示着给他的输氧量是每分钟五升氧气，但他还是喘不过气来，我就给他加大到六升，被护士突然发现了说:“太大了容易氧中毒。”于是他急促地说:“快调到三。”说明他是多么渴望生存啊！可是看着他头上、手上豆大的汗珠，腹水在增加，浮肿在蔓延，每天完全靠着打“激素”扩张气管,降低体温；静脉推注“西地兰”以降低心率，增强心功能；打“速尿”针以排尿，防止全身水肿；打“杜冷丁”针止痛。我心如刀绞。如果能替代，我情愿用我的生命换取他的痛苦。我求医生能不能多给他注射些“杜冷丁”，减少他的痛苦。医生说那是万万不可以的。他们提出要给他注射一些“人血白蛋白”，或许可以延长他的生命，但抢救时要切开气管。我说：“不，不要再延长他的痛苦了，如果需要我可以签字，就让他永远的睡去，我们保证不会埋怨医院。”还有几次我甚至想给他吃我为自己准备好的两瓶安眠药，因为几年前我们说好了一起走，但又怕万一药量不够，更加大了他的痛苦。我天天在痛苦的十字路口抉择。

我又想,在这个时候能为他再做点什么才能让他感到温暖、感到安慰呢?我首先想到了应该让他见到一些他想见到的人。除电话立刻报告了红兴隆管局他的病情后，因为黑龙江太远，任何个人我都没有告诉。最近的就是北京的亲人和老战友，陈永承是他在军校时的同学，又是他三十多年的北大荒战友（后为农垦科学院副院长），我用电话告诉了他的病情。白洁元是他在政策研究室时主要提供改革意见的红兴隆管局局长，而且他现在已经在北京工作，如果他能来一定对姚克是最大的安慰，但我不能要求人家来，只是用电话把他的病情告诉了白洁元,至于他能不能来，就看他们的交情有多深了。结果首先到医院来的是陈永承和黑龙江农场总局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也是他在红兴隆管局的战友、我在八一农大的校友赵家玺，他们一起畅谈了几十年的友谊感情，我见姚克暗淡的眼睛又发光了。最后老赵说：“来，老姚，为了你早日恢复健康，咱们干杯!不过你不能喝，让小崔替你喝，你喝水。”他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几罐啤酒，我们一饮而尽。我现在后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我为什么不让他再享受一下这人生的乐、没让他喝啤酒呢？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连烟也让他抽几口。当时陈永承交给了我他预先为姚克写好了的祭诗。

很快，红兴隆管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王鸿鸣和局办公室副主任田振清他们来了，他们说:“我们代表管局领导来看望你。”实际上他们是代表红兴隆管局来处理后事的，悼词都已经带来了。他们俩每天全天陪在姚克的病床旁边，他们一起说东道西，讲述着垦区新发生的趣事，这对姚克的精神提携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他们也为了让他高兴，王主任还说来时看他的档案，整个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材料，在档案中全都没有了，有的人说是销毁了。姚克说:“不可能销毁，他们一定放在副卷里了。我求你们回去看看，我儿子小东的档案里，有没有关于我在‘文革’中受处分的材料?如果有,请想想办法撤出来，别影响了孩子一辈子的前途。”原来他的思虑是怕因他而影响了儿子的人生。

原局长白洁元真的从北京赶来了，姚克的眼睛又亮了，精神格外振奋。他、王主任、田副主任与白局长，四个人在一起聊了大半天，一直到晚上一起吃了晚饭才走。北京我的大哥和腰部做了大手术带着钢板支架的大嫂来看他了;两个弟弟和弟媳，从他做胃切除手术起就一直每个星期日都从北京赶来看姐夫;姚克的妹妹、弟弟，更是每天都来看他，还经常送来一些好吃的食物。他对每一位来看望他的战友、亲朋，都谈笑风生，眼睛依然那么亮，并说请大家放心。就连给他看胸片的大夫都惊奇地说:“他的病随时都有危险，可精神却这么好，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切没有阻止了他的病情继续加重，12月12日他对王主任和田副主任说:“我真想不明白，怎么越治越没劲了，连放屁的力气都没有了，全身除了脚豆以外，没有不疼的地方，我想回管局去。”我相信这是他真实的想法，红兴隆管局毕竟是他战斗了二十三年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他惦记的人，他想见的人。我想满足他的愿望，可是，每天用一大罐氧气，那罐子像大炮弹那么大，怎么上火车呀？来回换车怎么办？王主任说:“咱管局医院哪有这儿的医术高啊！你妹夫又是主任，条件多好啊！”姚克不说话了。

12月14日晚，他把我和孩子们叫到跟前，用微弱的声音说:“可能这一两天我的生命就要结束，这是自然规律，我也无能为力，我死后一切要听你妈妈的。”看到这情况，又想起前两天他跟我说:“这是什么破医生？病越治越重!”我不想叫他稀里糊涂，带着遗憾、带着埋怨离去，就决定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先把他的病情及发展，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我说:“咱谁都不怨恨，癌症晚期这是全世界都治不好的病，要怨就怨咱自己，在红兴隆管局时咱怕疼没做胃镜检查。”他说:“明白啦,咱谁也不怨恨。”（后来妹夫汪振泉主任对我说:“嫂子，谢谢你能跟大哥那样说。”）我又对他说:“对于咱走过的路，虽然坎坷，咱不后悔，因为这是咱自己选择的，你说对吗？”他说:“对，咱不后悔。”我说:“关于你的后事，我和孩子们是这样安排的。因为你一生爱漂亮，所以我们决定让你漂漂亮亮地走，两个儿子给你买了灰色的西服，女儿给你买了紫红色的毛衣穿在里面，最外面穿蓝呢子大衣，脚上穿你在北大荒时订做的那双一直没穿过的黑皮鞋，头上戴女儿给你买的紫红色贝雷帽。你的身下不铺那些黄黄绿绿的褥子，孩子们说老爸一生清清白白，就买白色的褥子铺。我们把你一生获得的奖励证书，奖状等统统都放在你的脚下踩着，表明你不为功名利禄的高贵品质。葬礼上我们不准备放《哀乐》，而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对这一切安排你满意吗？”听到这些他那失神的眼睛又放出了光，他说:“满意，非常满意!”我接着说:“陈永承还给你写了一首诗，准备那天挂出来。”他说:“在哪儿呢?”我流着泪读给他听，他也睁大了眼睛看,“躬耕立马几十年，一生坎坷只等闲。戎装犯颜遭放逐，文革秉笔厄运连。卧床修史强多事，娇首倦飞不知还。回眸往事烟云过，滴滴泪洒海河边。”他说:“我的一生，他都写全了。”这之后，他又对孩子们做了一一嘱托，甚至连弟弟妹妹的孩子他也嘱托他们要孝敬父母，还告诫亲友和朋友们说:“你们有了病一定要早检查，早治疗，别像我这样，工作上悠着一点干，弦别绷得太紧了，功名利禄都是没有用的身外之物。”

等到亲友和孩子们都离开后他对我说:“我这一生老天对我不公，但有真心爱我的妻子，我知足了。”我说:“对不起！原来说好咱俩一起走，可是现在我不行，因为孩子们还没走稳，你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我要为你把在“文革”中受处分的案翻过来，我参加过两次社教运动，我知道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我要替你做完再走，你可一定要在麟珠山上等我啊！(指天上用我们俩名字命名的地方。)”他说：“一定等!一定等!”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着孩子们活出骨气来的！”我抱着他的头，让眼泪尽情地流。我忘不了他看着我时的那专注的眼神，那横流的泪涕，好像要把我的形象在他的眼中定格，拍下照片一起带走。我哽咽着说：“不哭啊，咱不哭。”这时他突然对我说：“快，快帮帮我!”我知道他是让我给他拔掉氧气管，或给他用些能“安乐死”的药，这时我才明白，真要做到这一步有多难!我哆嗦着告诉他:“不，我不能，我不能当杀人犯！你就再多陪我几天，就算为了我再多受几天罪吧！行吗？”他停了一会儿说：“行，咱们睡吧！”没想到这一夜，他知道了即将要死了，却真的睡着了。

突然，我睁开眼睛，看见在写字台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剪着短头发的扁平女人，就像剪纸剪下来的样子。我问：“你是谁？你干什么？”我边说着边向写字台走去，她一下子钻进了姚克的被子里不见了。我一辈子从不迷信，但对我真实看见的这一幕，我没法解释，也许是老天爷派来接姚克的人。

15号上午，连苍天也含悲，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牛毛细雨。姚克叫扶他坐起来，又叫小儿子、女儿拉着他的手，坐在他的左右边，他们三个脸贴着脸，我在床上给他用热水擦洗两条腿，同时拨响了录音机里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都一声不响，随着音乐起伏的旋律，让心中激起雷鸣……二三十分钟后，他说：“音乐听完了，我累了想睡一会儿。”谁知这竟是他最后的声音。我们帮他躺好后，过了不到一小时，下午1点多他在睡梦中昏迷了，医生说是癌症脑转移，从此他再也不知道痛苦了。孩子们要去找医生，我说：“不要，让他睡吧！让他少受点痛苦吧！”

晚上9点钟时医生来检查，血压脉搏一切正常，医生说今晚没事儿，就让他弟弟、妹妹和王、田主任回去休息了。9点25分，只见他长喘了一口气，突然眼睛瞪得大大的，呼吸又急促的抽动了几次，嘴里喊出：“苍天啊！你对我……”，只不过一分钟时间，他就抛下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而两只瞪大的眼睛久久不肯闭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貭问苍天时死不暝目的表情，只有我知道他的心里有多苦。

送到停尸房后，准备要火葬，人家要求要给他化妆，被我们拒绝了，就这样真实的他走了，无论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认的出来。

17日上午，在天津北仓火葬场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王鸿鸣主任把红兴隆管局赠送的两个黑色挽幛挂了出来，还代表管局党委和机关工委献上两个花圈；我和孩子们把我们献给他的诗和陈永承的诗，分别挂了起来；姚克的弟弟妹妹也分别献了花圈；北京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带着是四捧鲜花，其中有一捧是我80岁的老母亲送的，放在灵前。王鸿鸣主任主持仪式并致悼词，他说:

“45年来，姚克麟同志忠于党的事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贯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在部队，他勤奋学习，钻研业务，是后勤战线的骨干，多次受到首长的表扬与奖励，不愧为好学员，好军官。在农场，他艰苦创业，以坚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不愧为好干部，好党员。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一心为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精益求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并先后获得‘东北农垦总局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黑龙江农垦总局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姚克麟同志，在粮食战线工作的几十年中，已成为该行业的专家，并在基层享有较高的威望，受到上级的信任和表彰。他提出‘粮食提质增收’的建议，在垦区广泛得到应用，受到省粮食部门的表彰，同时在粮食经济学术研讨上，也获得了奖励。

姚克麟同志酷爱学习，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学术知识，功底造诣深，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期间，为垦区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协助领导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方案和政策，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是管局党委和领导的重要助手和决策参谋。在经济理论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建树。他主编了《黑龙江省红兴隆国营农场管理局局志》的《经济篇》，曾获得省级奖励。他撰写的经济论文，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的有二十多篇，并且先后获得了省部级优秀学术论文证书。直到退休前，他还废寝忘食的工作，主持了农业部《垦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课题的研究，赢得了垦区上下广泛的支持和赞誉。

姚克麟同志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待人诚挚，平易近人，廉洁奉公，不循私情。他助人为乐，善于团结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和优秀品质，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学习榜样。姚克麟同志的病逝是垦区的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好干部，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以他为榜样，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当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我和儿女们走到他的面前，他苍白的脸上似乎又有了微笑。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是这辈子最后看他一面了，今后我们要在不同的两个世界生存了，这就是永别的含义。我和儿女们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再也听不到了。姚克，去麟珠山的路，走好啊！

我们至今也没有买墓地，只是把骨灰盒暂时存放在殡仪馆里。女儿说：“等将来老妈百年之后，我们把爸妈的骨灰放在一起，每到一个地方就撒一把，就等于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去旅游了。”

姚克走后，我把他的病情先后经过和丧事处理写了一封公开信，寄给了那些在北大荒他惦记的老战友、老朋友。之后就陆续接到回信和电话，其中，农垦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所长、共产党员老贾（他本来是与我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情报资料室任主任，姚克在七十年代就经常去他那儿借书，从此他俩成了好朋友。）给我来信说：“我建议把陈永承写的诗最后一句‘滴滴泪洒海河边’改为‘蜡炬成灰泪始干’，因为老姚的一生就像蜡烛一样，照亮了别人，烧干了自己”；一对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老知识分子-高级农艺师余光渠、冯元琳来信说：“姚克麟一生正直的做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可以像保尔一样无愧地说，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但另一位在职的副局级干部、共产党员来信说：“他离开这个对他不公的世界，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解脱吗？”……这就是普通群众对姚克做人的评价，我感到欣慰。

我感觉老天对我也不公平，过早地夺去了我的爱人麟，也就等于过早地剥夺了我享受爱的权利，他死时仅62岁，而我才57岁。但是又觉得，也许老天认为我得到过一般人所没有的真正的爱，无论是柯南还是姚克，都是最真挚的爱，他们给我力量，促我奋进，让我享受“爱”的温馨、神奇，体验“爱”的死去活来的感觉。也许许多人都未曾真正有过我这许多的爱情，老天把他收走了，去赐予别人，如是这样也算公平，我该知足了。

这一切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好像都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每年清明节，我和孩子们去祭奠他时，我总是穿着他送我的那件大毛衣。前几年我还每年写一封《寄情天堂》的信，拿去一起烧。1998年《北大荒文学》第二期刊登了我写的《面对永别》，1999年第一期还刊登了姚克以前描写我俩在晚上打算盘，计算“相关系数”的文章《入睡之前》。前几年我骑自行车上街，经常在马路上看见他的背影，等我追上时才发现是认错了人。有一次我做梦到天上去看他，看到他的床上放着两床被子，一床粉红色缎子被，一床大红色缎子被，他对我说：“这床粉缎子被是我盖的，红缎子被子是给你留的。”我放心啦！他是在等我！有一次女儿以前的女朋友对我说：“阿姨，我做梦叔叔当了天上的财务部长，总管天上的钱财。看来老天爷还是知道了对叔叔的不公平，所以才给他补偿吧！”前几天我的小儿子说：“我爸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你们那个年代可能像这样的人很多，可是现在不多了。”一生有这样一个丈夫足矣，从这点说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而且以他的品质为我们家的家风，已经影响到第三代，前年，正在天津外国语大學附属學校读书的小孙子，拿回了期末的操行评语，老师写道：“你是个文明守纪，尊重老师，热爱劳动和体育的好学生，有你这么认真负责的体育委员，老师放心。班里有你，我们班就有了主动，有了无私，有了正气，感谢你！”我甚感欣慰。

想起了我对他的承诺，虽然当年许多好心的人曾劝我：“算了吧，已经改革开放了，还是向前看吧，更何况赵x景的职位越升越高，下面的人谁敢管你的事？”但我既对他承诺了，我就一定要去做。2015年国家对十八年前错判“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执行死刑案”的公开平反，宣布无罪并给予国家赔偿的消息鼓舞了我，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也一定会给姚克一个公正的结论的，于是我给红兴隆农管局党委去信，请求重新审理并撤销姚克在“文革”中受的处分决定。

我在信中说：“在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姚克麟是接受了历次政治运动教训的，他对我说，‘开始我并没有参加造反团，我是看到政治部的及多数中层干部都参加了这个团，并且武装部支持他们，我认为当然不会错。后来我之所以同意到材料组去，就是看到许多人被打倒了，我倒要看看他们够不够打倒的条件，在我的笔下绝不能写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材料！’于是他在造反团赵团长的直接指挥下，当上了材料组组长。可悲的是他又冒犯了大人物，这件事在原‘东总’和‘红兴隆’机关的老人中是众人皆知的事，所以陈永承才会写下‘戎装犯颜遭放逐，文革秉笔恶运连’，为此他早已受到了惩罚-就是一直不给他提升职务，从1966年在‘东总’时的19级干部，到1986年他才仅仅是副科长，而与他同时的干部都早已提升副处长、处长了。而且事实上，他当造反总团专案组副组长时所写的材料，没有一处是他捏造的，全是有证言的，甚至他们的负责精神都令我感动。如原总局局长王x林，外调中他提供的入党介绍人不承认介绍了王x林入党，他们就带了王x林去与那人当面对貭，那人还是不承认介绍他入党（多年以后那人才来信说自己当时胆小，害怕受牵连，所以不敢承认。）而王x林的档案中却记载着他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他的枪走火打死了他的警卫员。所以姚克在他所写的材料中说王x林‘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员，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在那个毛主席最高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能不事事‘上纲上线’批吗？你不‘上纲上线’批他，别人就会‘上纲上线’批你，认为你没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他是在造反总团赵团长领导指使和武装部支持下写的，写后又是经赵团长审查批准下发的，为什么给造反团头头定‘一般错误’，而给姚克定‘严重错误’？后来我去找总局纪检委王桂林书记时，我告诉他给姚克定的‘严重错误’。王书记说：不可能，造反总团头头都定‘一般错误’，而且姚克麟对搞清总局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他答应给查一查。可惜我后来再找他时，他已变成了‘植物人’。其实关键就是因为他按赵团长要求，给后来的总局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副省长赵x景写的那张大字报。当时赵x景的妻子死了，他正在热恋着某女人，因此赵某在日记中写的‘我望着满天的星空，想念着我心中的红太阳xx’（指他的未婚妻）被姚克写的大字报揭了出来（揭露了人家的隐私），认为那是狂妄。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时我们每天去机关食堂买饭（1967年8月-1968年6月我正在佳木斯生孩子，停薪留职带孩子）都要先唱一遍《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把饭拿回家吃以前，还要对着毛主席像鞠躬，然后再唱一遍《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然后才能吃饭。又有谁敢称自己的爱人是心中的红太阳？那么毛主席是什么呢？而赵x景是政治部主任，他却敢称。这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吗？这种极‘左’错误的认识能怨姚克吗？抄赵x景的家和日记也不是姚克干的。毛主席、党中央领导错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致死，下面的人能不紧跟吗？他对我的批判不是也一直‘上纲上线’，说我的要强是‘对失去的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不甘心’吗？在那个年代谁敢不紧跟？

当然，摘抄赵x景日记，进行逐段批判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是触犯了法律，因为日记是个人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是在今天政法部门破案不是仍然需要从个人手机、日记、信件等个人隐私上寻找罪证线索和依据吗？当然他们不是政法部门，他们无权这么做，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哪还有什么法？只有毛主席讲的‘造反有理’这一条法在执行，只有‘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条比法还要重要的理论在起作用，如果赵x景不把他热恋的女人比作‘心中的红太阳’，姚克麟他能捏造出如此事实吗？”

可是红兴隆党委回信说，“根据中组部1981年5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对受一般处分的，如果主要依据没有变化，定性处理基本恰当，只是偏轻偏重一些，则一般不再改变。’我们认为姚克麟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事实是存在的，并且本人也对所犯的错误写了经过和认识，主要依据没有变化，各级党委的定性和处理决定是基本恰当的。如果不处理，对王x林、赵x景等受到迫害的同志也是不公平的。”

看到这儿，“对受到迫害的同志也是不公平的”，我接受了。我不是一直为祖父受到的不公正评价而在给他翻案吗？一直在怨恨那些仍以极“左”思想污蔑他的人吗？同样，对那些因姚克所写材料而受到批判、被关入牛棚的人也是不公正的，他们可能已不在人世，但给姚克处分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人也是一种安慰。姚克，你在天上想明白了吗？咱们错就错在咱过去被极“左”思想洗了脑，脑中的极“左”思想根子太深了，同时也有私心存在，害怕被时代车轮碾碎，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为了证明自己革命，就事事无限上纲。比如原总局局长王x林，在当友谊农场场长时，虽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仍与苏联专家通信介绍友谊农场的情况（友谊农场是1954年苏联专家援建的）就给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王x林的入党介绍人由于害怕不敢承认介绍他入党，而他历史上又曾加入过国民党，他的枪走火，不幸打死了警卫员，就说张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这样不实事求是的结果，就伤害了好人。虽然是党指挥错了，造反总团领导错了，武装部支持引导错了，但我们就一定要绝对服从跟着走吗？为什么会有张志新，她宁肯被割断气管，为悍卫真理献身，也要说刘少奇是对的？而我们因为有私心，害怕被时代的车轮碾碎，却不敢承认真理，不敢有一点反潮流精神。以后再遇上这种事，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去掉私心为真理而战，你想明白了吗？

我曾对小儿子说过：“如果以你爸和许多像他一样‘犯错误’人的死，以我和许多像我一样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的人几十年所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能换来今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再也没有人要承受这样的苦难，也值！”我希望今天的人们，能从我和姚克麟的苦难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走好你们的人生之路。愿在天上的姚克该闭上眼睛了。

二、为恢复祖父名誉奋斗二十年

丈夫姚克去世以后，也就是我最孤独、最寂寞、最难熬的日子开始了。为了让我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早点解脱出来，妈妈对我说：“你正好在天津，你去调查调查你爷爷在天津都干了点什么事。”

我这个爷爷崔廷献（字崔文徵），1942年在香港他死时我才三岁，但却因为他在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做过许多官，就成为了带给我半生耻辱和灾难的人。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三年就影响我一生？为什么妈妈常对我说爷爷是个好官、清官，而我在思想上又必须把它当成敌人，与他划清界限？甚至为了彻底脱胎换骨，1958年我放弃了已经考取的中国科学情报大学，而甘愿留在北大荒当一名农业工人。难道说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和国民党时期的官，就没有一个是好人吗？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搞清楚，祖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那个躲还躲不及，人所共知的年代里，我没见过坏人，我却要把他想像成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搜租院》中的刘文采一样恶毒的阶级敌人，一次次地批判他（没想到，近年来才知道，黄世仁、周扒皮、刘文采居然都是文艺塑造，现实中并不存在），根本不敢想去了解他。庆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给了我实现愿望的机会。但毕竟祖父去世已经五十五年了，当时他若活着该是123岁了，与他同时代又熟悉他的人，还有几人能健在？而他又没给我们留下任何能够证明他人生、事业、品格的文章或物品，即使曾经有过，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也都被抄走或被烧毁了。手中只有一张祖父照片的我，决定沿着他在天津的足迹去探索挖掘。

一、没想到祖父是个爱国爱民的官

我首先拿着祖父的照片到天津市政协文史研究馆去请求帮助，方兆麟主任说:“你可以先找找天津市政协常委谢天培先生吧，他可能知道一些。”我按照方主任指点的路找到了谢先生的家，见到了长着两道长寿眉、面貌慈祥的86岁的谢老先生。原来他曾是国民党要员陈诚的秘书，在邓小平接见台湾来的总统府上校参军长李汉深先生时，还邀请谢老先生也参加了。按照他的年龄，在祖父当天津市长时他已快二十岁了，可能会有一些了解和记忆。谢老先生给我拿出一张复印好的《崔廷献简历》，那是从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复印的。谢老说：“前南桂馨市长把天津人坑苦了，他是被迫下台的。你的祖父是一个很好的官员，受旧教育影响比较深，是为人处事很安分守己的人。他在职时，出让土地局、教育局给天津人做。为兴建教育，他支持时子周创办了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即是现在的天津师范大学）建立了天津图书馆（即现在的天津市立图书馆），不但创办了天津第一所公立医院（即现在的天津市第一医院），他还为了妇女儿童的健康，建立了护士学校，助产士学校等等。他当时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是宣传科长张友渔，一个是市立医院院长李允恪，他们当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你要了解他的情况可以到天津市图书馆去查《大公报》，那是一份和上海《申报》一样的全国性报纸，还可以到二楼阅览室，去找翦伯赞的孙女简安主任帮忙。”（事后我才知道，谢老虽是国民党的高官，但他还是秘密与共产党联系的牵线人。）

在谢老先生的指点下，从1997年2月25日起，我开始了每天去天津市图书馆文史馆查阅资料的生活。每天早晨吃过早点，我就带着一个面包到图书馆去，中午他们吃饭暂时闭馆时，我就在外面拿面包当午饭吃，晚上一直到他们闭馆我才往家走。

我选择了从以前都公认报道比较正确的《大公报》开始。据说蒋介石当年虽然反对它，（因为它揭露那个政权的丑事）但又天天看它（因为反映的是真实的事）。我按着谢老给我的“简历”，从祖父上任那一年开始查阅。

1928年（民国17年）9月6日，《大公报》第二版：“5日上午八点十分上海专电，‘今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天津特别市市长准由崔廷献继任。’”接着让我特别兴奋、特别惊奇的是，就在祖父上任天津市长的第一天（9月14日），在第一版《大公报》的广告栏内，我看到一个特别的广告《崔廷献启示》，内容是：“廷献就职伊始，恐来宾框顾，有失迎迓，拟于每日上午8时至10时，为接见宾客之时间，谨告。”这个启示在《大公报》上连续刊登了十四天。我奇怪，就这么一件小事，由天津市政府下个文，发个通知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他一个大市长亲自登启示呢？我活了这么大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市长上任，通过这种方式通告全体市民的。为什么每天上午最宝贵的8点至10点，不是市长坐在屋里召集开会、批文件，而是接待来访群众？为什么他不让他的秘书替他接见？（几十年我看到的各种市民来访接见，都没有市长天天在场亲自接见的）我明白了，这是表明他十分愿意听取民众意见的态度，也表明他把民众的意见看得十分重要。原来他是开始以他的行动打造革命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这个“启示”让我对祖父肃然起敬。

过后不久我干了一件蠢事。由于我看见不对的事就爱管，那天我到市政府门前，想找市长接待室反映情况，只见两名持枪的士兵把着大门，我胆颤地走上前去询问：“请问，市长接待室在哪儿？”回答：“不知道！”又问询了周围的一些人也没有人知道有市长接待室，我扫兴地回了家。我不知道古今中国有多少市长会像祖父那么做，也不知道有多少天津人受到了祖父的接待，但我为祖父的做法感动。

《大公报》同一天还登载了祖父在市长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余今年54岁，而思想犹如十六七岁之青年，自信爱国热情绝不后人。平生做事凡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者，必全力以赴之。三十年来在东北三省、在山西任职，只知为国家为地方服务，绝不自认为做官。今兹来津也将一本平昔之意念，实事求是，努力尽责，就渐进、和平、公道之原则，以谋市政之建设；并以十二分之诚意，接受各界切实可行，而有利于市民之意见。将来成绩虽不可知，但愿能唤起市民使能运用民权，达到市民自治，市长民选之目的自勉。”我一边一字一句的往本子上抄，一边在想，他不是国民党的官儿吗？都是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我接着往下看，就在他当市长的第二天，1928年9月16日《大公报》第五版登了一篇《崔市长注重公安》的文章：“崔市长昨日上午10时，在市政府对公安局六大区署长、各区署员巡官及保安队总教练官、各分队队长训话。一，警察任务在于维持公共治安，一个警察若不能维持公共治安，若不能尽其责任，则全市市政即受影响，市长也不免不尽职，故警察必须勉尽其责。二，警察旧人饶有经验，自堪重用，绝不更动，唯旧染腐化习气者，则需立刻涤除，一切嗜好尤不得稍存。三，现在我们党实行以党治国，警察必须党化，除维持公共治安外，必须了解‘三民主义’，了解之后必须向人民宣传。最后相嘱二语，即什么叫‘三民主义’与为什么要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到场者均需切实研究，一两星期后本人或将向大家一一考问云。嘱当场官长通知未到场者于明天10点再到市政府听受训话云。”我想几十年从来开会都是由到会者回去向未到会的传达会议精神，可祖父一个大市长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权威，不叫到场的官长把会议精神传达给未到会的官员、而非要自己亲自再召开一次会议呢？有多少官可以做到像祖父这样认真？我佩服他的作风。莫非我的这个“认真”的特点，就是从祖父那里遗传下来的？

为了打造革命的政府，廉洁的政府，他上任第三天即“根据举报撤换了舞弊官吏工巡捐物处处长王毅，又下手谕派密查员下到各机关密查官吏舞弊之事”；他“规定实行财务绝对公开，每月将收入支出刊登《市政公报》，全市实行统一会计制度”；“成立捐务调查委员会，系调查捐务机关有无漏、有无弊端以谋兴利除弊”；“实行用人公开”，对所用的一切人以“廉能”二字要求，并训令各机关“凡属公务人员勤劳乃其本职，不应收受人民馈赠”；规定“市府职员不得兼职”，他首先“给北平、河北、热河官产总处”去电，“呈请准予辞去天津特别市官产处处长”这一肥缺，并以“廷献本人少领工薪，少支公费，以为同事之表率。”我被他严格自律、以身作则的品质深深感动了。

我接着往下看，祖父把成立“街村组织”、实行“地方自治”，看做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要求，是实行市民使用政权、“市民自治”的基本组织。他提出，以一百家为一“街”选举“街长副”，二十五家为一“闾”选举“闾长”，五家为一“邻”选举“邻长”，并排除了蒋介石派来的天津市国民党党部的反对，全力以赴的把这一组织建立起来了。《大公报》1928年11月2日第五版刊登《崔廷献训勉‘街长副’》：“崔市长特定自昨日起，于五日内分别传询各街‘街长副’，以便下委。上午10时按花名册逐一询问各街‘街长副’生活状况、所操职业、愿否充当‘街长副’、并曾否在社会办过公益事业。每询问一人毕，必加以勉励，愿大家于三个月试验期内，努力公务。又大家任职须清廉、公正而和平，不得借公济私或压迫人民，须知土豪劣绅在此时，万无存在之地。直到下午1点始行竣事。”我看到此处不由得对“于五日内分别传询”和“按花名册逐一询问各街长副”感到震惊，并暗暗地计算，天津市一百多万人口有多少“街长副”？按每个人问询五分钟，连续五天要问询多少人？身为一百三十九万人口的大市长，他为什么对这么繁琐又具体的工作要亲自去做呢？他甚至向最基层的“闾、邻长”讲话，告诫他们要调查民间疾苦，向政府报告有什么利弊，“政府必会利则兴之，弊则改之”。按规定，每五户为一“邻”，二十五户为一“闾”，各选“邻”、“闾”长，1928年12月6日上午“在南市大舞台对第三区‘闾、邻长‘2440人讲话，下午又对第四、五区‘闾、邻长’3840人讲话“，一共用了三天才完成全市八个区的讲话。我在想，几十年来我从报纸、电视上所看见的这种会一般都是由副市长或政府工作人员主持召开，从未见过市长给街道干部开会讲话，祖父一个大市长他为什么要亲自做？这是一种对“民权主义”多么执着、重视又认真的态度，难怪有人说祖父是执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呢。我们有多少市长会亲自接见居委会主任乃至每五户一个的户长？我佩服他这种既顽强又细致的亲民作风。

祖父他抓住一切机会宣传“三民主义”。如他在9月23日的晋同乡会、9月24日的天津市总商会为他开的欢迎会上，他都大讲“三民主义”；要求警察都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为什么要实行“三民主义”，并要求他们都向人民宣传，成为六七千个“三民主义”的义务宣传员；1928年10月10日他发表在《大公报》的《敬告津市民众》一文中写道，：“今日国庆，我天津市民应该必要认识的几件事略为说一说。一，请认识‘三民主义’。有人问我说，‘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种是很好的，但是缺少民德一种。我告诉他说，先生你的话错了，请你看‘民族主义’第六讲，先总理注重恢复固有的道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美德，不但要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这就是尊重旧道德的表示。你再看‘民权主义’第三讲，说人类分三种，有先知先觉的，有后知后觉的，有不知不觉的，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聪明财力虽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要调和这三种人使之平等，则人人都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财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上百人之务，造上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也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相等，而人之服务道德之心发达，必可使之为平等了，这就是提倡新道德的标准。” 我万万没想到国民党居然也提倡“人人都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的道德价值观，特别是，“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也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 就是告诉我们，人活着就应当自强自立，不能依赖社会和别人，祖父又是以与一位先生亲切谈话的方式和市民说话，这是多么中肯又必要的教诲啊！这就是祖父要奋斗的目标！

1929年6月25日《大公报》第十一版题为《津市府成立一周年，市府各机关举行庆祝仪式，崔市长以谦虚为怀，不愿铺张》的文章写道：“天津市政府成立一周年，市府同仁以一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劝市长举办隆重庆典，市长却说，财政支绌，于市内建设事业设施甚少，正僚友努力之时，而非庆祝成功之日。” 因此“仅有开会仪式，并无庆祝设备，只在市府门前升起了国旗。” 开会时，他一句不谈一年来取得的成绩，而是把成绩归结为“同志指导、民众爱护、报界促进、僚佐和衷、友朋赞助”，希望继续发扬，并着力挖掘工作中的不足。他说：“在过去时间常以廉能二字与诸同志互相助勉，去年经济困难，诸同志竭力核减，各以廉洁自持，至于办事能力诸同志各有所长，虽说有繁有简不等，然一种遇事勇往直前之概，廷献也所心折，廷献在工作上常至十数小时，不敢居同志之后，但我等用力多成功少，究竟属何因？……以廷献之愚，确信津地绝不困我，津人也绝不负我，所虑者我辈信用未孚，不能将民众最希望者，专力做成一二事情以坚民信。” 并最后勉励同仁，“应具革命之精神，勿以金钱而移吾志，勿畏困难而求奋进。”我万万没想到祖父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庆祝，他既不像一些官大搞铺张浪费的形式摆谱，也不像一些官开会先把成绩大肆炫耀一通，对存在问题只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更不像我有了成绩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把“民众最希望者”看作是最重要的，恰说明他真正是抱着“以民为本”的思想，为老百姓服务的；他以“廷献在工作上常至十数小时，不敢居同志之后”的谦卑、平等思想和工作精神，让我折服。

1930年1月1日《大公报》第十一版《崔市长元旦之演说词》：“崔廷献市长将于今日对各工作人员有长篇演说。其大意谓，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元旦，同时国家又发布明令，实行撤销‘领事裁判权’，所以今天集会不仅是庆祝新年，还有更深的意义。第一，我们对于民国成立纪念日应该有深切的了解。幸经总理积极致力国民革命，与诸先烈抛却无量数赤血白骨，中华民国乃得正式成立。要知道，中华民国的成立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乃是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由民族专横宰割，变为国内诸民族平等结合；由‘次殖民地’变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便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第二，今天既是国府实行撤销‘领事裁判权’的一天，我们更应明白‘领事裁判权’的意义、事实与弊害，以及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本来凡是独立的国家，国内居民不分中外，都应实行统治权，我们中国还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便能让‘领事裁判权’存在呢？原来满清政府时代，我们的国家早已变成‘次殖民地’，不成其为国家了。‘领事裁判权’这种坏制度，对于我国所生的弊害便是侵害主权，保障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势力，使我国人民生崇拜外人，畏惧外人及依赖外人之心，政府于去年12月28日毅然发布明令，自动宣布撤销了。今后我们的努力便是同心合力，政府的建设，法律的完成，官吏的公正，人民的自治，都要做到好处。第三，今年这个元旦不比往年，因为今年是‘训政’实施开始，我们政治工作的人，当分三方面省察，一、就党治方面说，在都市上必‘平均地权’后，财政方有确实的着落，方符合公平征税的原则，方可将人民别项负担减轻，必促进自治，人民真能使用民权，然后政治方面有确实基础。二、就人民方面说，现在一般心理要求与我们政治工作同人，希望并不是很高，最迫切者必维持和平，人民方能安居乐业，必减少苦痛，人民可略为安慰，故在力量可能范围内，必当设法解除。三、就我们自身方面说，廷献向来认‘悔过自新’四字为处理万事不二法门，行政亦然，说起过去一年的工作，不知有多少过错，在此休假三日内廷献只好自己省察，力图自新。我们诸同人过去工作固然努力，但也不能说毫无过错，究竟何错何在，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希望诸同人各自省觉，互相劝勉，从个人自新起，以设施新市政云云。”从这篇激情扬溢的讲话中看出，祖父是多么爱我们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努力奋斗着，并时时不忘严予律己，悔过自新。

1930年2月，天津市妇女救济院成立周年庆典，祖父及各机关团体代表二十多人参加了该会。开会前，被救济院收容的60多人（主要是妓女）列队院中，“要求与崔市长晤面，” 祖父他不是一个人走出来，或者是他一人走在前面，其他的人都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以显示市长的威严，然后微笑着向欢迎他的人招手，而是“崔即与来宾二十余人同至院中，与院生行一鞠躬，礼毕，鱼贯入礼堂。”看到这一场面让我激动，一个大市长不显示他的威严反肯给妓女鞠躬，说明他是一个心灵多么伟大的人啊！也体现着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祖父并给她们妇女补习学校捐款八十元。

1930年2月陕西大旱，祖父被推为西北赈灾筹募委员会会长，《大公报》报道：“担任筹募委员会委员长自接此项聘任后，对此事颇具热心，拟宴全体委员以研讨方法，一切费用概由崔氏本人负担云”；他说：“不幸中国有西北灾情，更不幸中国而有内乱，政府失职，置灾民生死于不顾！政府不管，我们天津人拿起来办！”他派秘书长代他专职办赈灾之事，发动全市人民救灾。当他在一次会上得知有100本“慈善皮毛奖券”尚未卖出时，他甚至悄悄地“查到会人数为110人”，他说：“除能力稍弱者外，每人购买一二本，剰下的由我本人购买或代为推销。“为此《大公报》写道：“倾刻间三万元之皮毛奖券已所剰无几了”。这场发生在八十八年前的赈灾行动共捐款三十八九万元，“实为各省市所未有”。我真被祖父关心灾民的行动倾倒了，一个大市长竟会亲自清点到会人数。

1930年8月，“新麦下来了，面粉价不但不落，反而由每一袋三元七八角增至四元二三角。为防止投机商人囤积面粉涨价”，《大公报》8月8日第七版写道：“成立粮食评价会，已由昨日市政会议通过，崔市长极关心杂粮价格问题，因为老百姓多数吃不起白面，崔市长意思应调查各种粮食出厂价格与市场相差若干，以便评定时有所依据，总之，即使市民少受损失，故杂粮价格也必使其低落，以示政府顾念民生之职。社会局已在派员调查中。”

1930年9月17日，辽宁三个县发生水灾，祖父知道后第二天，立即召集成立辽灾急赈会，他又被推举为会长。想到9月辽宁已进入寒冷期，在水中的灾民急需棉衣，辽灾急赈会当场立即募捐棉衣一万套，而仅祖父和公安局曾局长二人就合捐棉衣八百五十套。于是在他的影响下，警备司令傅作义、宪兵司令袁庆增，也派人来接洽，要求参加急赈会。

我看到《大公报》刊文从来用词十分谨慎，只写事实，不加褒贬。但是他们在写祖父的文章中，却有四处用了最高级形容词，一处是1929年8月30日第十二版“本市试行自治先声，崔市长对举行市民自治极具热心。”一处是1930年2月15日第十二版“崔市长将宴募捐委员，商酌赈灾筹款。担任募捐委员长，接到此项聘书后，对此事颇具热心。”一处是1930年8月8日第七版“当面粉涨价时，粮食评价会已由昨日市政会议通过，崔市长极关心杂粮价格问题。”还有第四处是，“1930年7月18日，河水昨日猛涨逾尺，日内再有降雨水患堪虞，大虹桥堤岸正积极按计划赶修，崔市长对此事十分注意。”四件小事都是关系民生的，说明祖父是一个极其爱民的官，他时时处处把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我为有这样一个爱民亲民的祖父而骄傲！

通过这一件件小事，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祖父站在我面前，他就是用这种态度，这种做法，以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精神在兑现着他在就职典礼上许下的诺言：“凡有益于国家、有利于民众者，必全力以赴之。”他让我崇拜，敬佩！我过去真的是批判错了他，冤屈了他几十年。2000年4月我在《老照片》第十三集上发表了我写的《道一声祖父，对不起！》也让我的心灵得到一点安宁。

这一件件小事也激励着我继续查下去。我从1928年6月一直查到1930年10月祖父卸职，这其中的每一天，每一页报纸我都不放过。我还查阅了祖父在《社会月刊》杂志上发表的《怎样繁荣天津市？》才知道祖父还是一个十分懂得经济学的人，他原来在日本专门研究过政治、经济和法律。他总结美国快速繁荣的经验指出“中国的复兴也要自己繁荣起来”。提出“要振兴工业，奖励生产。”他用天津海关1925～1927年的输入、输出具体数字比较，指出我国“输出的多为原料品，输入者多为工业品，即使商业繁盛也会渐渐民生凋敝。而美国的繁荣是由于工业的发达。”“要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要提高一般购买力，可使本国的工业发展。”“要修筑道路，桥梁，公园，市场及码头”。原来我们现在提的“要想富先修路”，祖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指出：“道路者，文明之母，财富之脉。凡道路所经之处，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道路者地方之文野贫富所由关也。”所以他为了“中国的复兴”大修道路、沟渠；大办工厂，增加就业；减免一切苛捐杂税，免费代办工商业注册，繁荣商业；提倡国货等。由于祖父的不懈努力，所以到1929年政府的财税收入从1928年的每月十几万元、财政入不敷出、没有市政建设，提高到平均每月三十三万元，还办了许多建设。在1997年5月出版的由天津市社科院以厚今薄古的原则编著的《天津通史》“政权志政府卷”158页对1928～1930年末这一段历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天津建市后，城市建设有所发展，繁荣区扩大，转移，形成了以现在滨江道与和平路交叉十字路口为中心的新兴繁华区，在市区边缘新建了不少工厂企业，市区有所扩展，逐渐使其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城市。”祖父的功劳不可没！

祖父认为“教育是一切政治设施的基础”，没有人才国家就不能复兴，因此他十分重视教育。在市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针对天津市有八万多失学儿童，他把“卷烟吸户税”每月六万元作为专项教育经费，并增设了十二所小学，成立了天津市义务教育委员会和各区的教学研究会；为解决师资缺乏，建立了天津人十年前就想建的天津师范学校；还大办社会教育，建立了天津市图书馆一处、通俗图书馆七处、民众阅报所十处、市立美术馆一处、市立民众教育馆一处、天津市公共体育场一处、天津市气象台一处、各种平民职业补习学校一百多处。他为因贫困失学的儿童铺就了一条义务教育之路，为失业工人和市民铺就了一条社会职业教育之路，祖父为天津教育的发展贡献巨大。

祖父还十分关注百姓的建康与卫生，他下令建立了“平民百姓看病可以减免费”的“天津最早、技术最精湛的市立医院”；“建立了化验室，对市民食品、牛乳及饮用水、中成药定期进行化验；建立了传染病检验及防治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实施种痘，夏秋之交注射预防血清”。我没想到祖父会这样爱民。

令我惊奇的是，祖父还是对敌斗争的勇士。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五集上，看到一篇写祖父为反对英国福公司霸占晋东、晋西开矿权进行顽强斗争的回忆文章。文中说：“不料争矿运动发生，（驱逐英人福公司）山西人民群起响应，中西两斋学生带头推举代表，根据万国公法向英人交涉，特别是西斋学生代表崔廷献等理直气壮，使英人理屈词穷，无言应对。福公司英人电请李提摩太亲来太原，对西斋学生用尽种种威胁利诱手段，卒无丝毫效果，乃抱头痛哭离开山西。”我为能有这样一位爱国的祖父而骄傲！

我在天津市图书馆整整坐了四十五天，除了手抄密密麻麻的一大厚本以外，还依据我有限的经济条件复印了一批材料，经过整理归纳，于1997年6月15日写成一篇三万多字的《祖父的市长生涯》调研报告，后经我女儿空余时间帮我打字，终于拿到了打印稿。我带着此文去请谢天培老先生审阅。1997年11月11日，谢老打电话叫我去，并给我介绍了天津文化名人张绍祖先生。谢老说：“把材料给他，以他的名义发表比你说的有力。”后来张先生在《天津史志》1998年第三期发表了题为《天津特别市第二任市长崔廷献》的文章，还在民革中央机关报1998年11月19日的《团结报》上发表了《重视教育的天津市长崔廷献》一文。张先生不仅把我写的主要事迹都高度浓缩了，而且还把他在写《津门校史百汇》中了解到的情况“据统计，1929年天津市教育经费占全市总支出的18.91%”写了进去。而祖父任天津市长之初，财政非常困难，入不付出，也根本没有固定的教育经费，祖父却肯拿出占财政总支出18.91%的钱去搞教育，这个可靠的统计数据证明了祖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我写的《祖父的市长生涯》中写道，“为了解决天津建设所需的高级人才，他提议登报公开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而张先生根据他对旧中国和天津教育的了解，又在后面加了“旧中国以地方的能力派出留学生是非常少见的，这在天津来说是创举。”谢谢张先生！他让我对祖父更了解了。同期，我也在1998年9月3日的《团结报》上发表了《崔廷献两次赈灾》的文章，宣扬了祖父在救济灾民事业上的态度和做法，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官的心里有没有百姓的最重要一条。

二、对不公平的说法进行反击

就在我完成了调查，证明祖父是一个为百姓服务的好官，是一个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模范的执行者时，我的大哥从北京给我寄来一份19８９年出版的《寿阳县志》中关于祖父的传记，那篇文章把祖父写成是一个重私利、轻公益的贪官。我再细看其他人物传记，发现当时在祖父手下工作的、为祖父重用的人，都是正面人物，偏偏祖父是反面人物。不是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朋友的身上可以看到你自己”，这不是矛盾吗？《县志》主编说我祖父重私利、轻公益的事例，我在《山西文史资料》中也看到了那篇回忆文章，不过在那句话前面多了“据说”两个字。他们把“据说”二字去掉了，就将“莫须有”变成了事实，而对祖父做过的好事，一件也没写，让我非常气愤。我决心为给祖父恢复名誉而奋斗！

1997年10月9日我给《寿阳县志》主编岳守荣先生去了第一封信，谴责他不应该以莫须有的事、据说的事，给人定罪名。谴责他不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国民党也有人为人民做了贡献而不予承认。1997年10月29日岳先生给我回了第一封信，信上他说：“《寿阳县志》编写甚早，起步于1977年，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一切工作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经解放思想，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编撰工作中，不论是领导还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难以逃脱这个时代的局限，所以对您祖父的记载就很难公正，这一点在我心中是很明白的。从我内心是很想写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但事与愿违，一是资料就缺，二是外界干扰太大。后来我们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但也遭到不少麻烦，这种麻烦主要来自上面，而且是在中央有身份的人，后来虽数易其稿，但就此直到出版前仍纠缠不休，致使印刷推迟了数年之久。就是印在书上的那个文章，也未得到提议者的赞许。结果是家属、笔者、乃至提议者与读者均不满意，这也就是没能如实反映”。他又写道：“近世人们常常以为哪个政权服务而评论其功过是非，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修志人，要客观公正评价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过的人，是很难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尤其如此，你所说的《血战台儿庄》这类影片，也只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拍摄出来。”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也写过志书，修志人要有修志人的良心，最重要一点不管写什么时候的人，都要实事求是。于是我又去了第二封信质问，岳先生1997年11月13日回信说：“你说‘对一个人的评价问题不应以他为哪个政权服务评功过，而应以他为社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以及他的个人品德，工作作风来评价’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我总觉得不完全，假如此人是上古，中古的历史人物，相对好说，但近代人物就不是如此简单了，尤其是国共两党的人物更是如此，这是一个学术观点，或政治观点，恐怕两者皆有之，总之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尤其为一个政权服务的人，自主权有多少？”我不明白为什么就因为是国民党的官就不能实事求是，但现实就是这样。现在想起来当时岳守荣先生在中央的大人物干扰下多少年，本想客观公正秉笔直书，却不得不忍受如此的艰难，而我把我成为“自己人”用了三十年的痛苦，都发泄在岳先生身上了，指责他不实事求是，冤枉了岳先生。

与此同时，我从一个表亲嘴里听说，在1997年寿阳县中学举办校庆70周年的典礼上，有纪念我祖父的文章。我立刻给寿阳县中学去信了解情况，不久我收到了该校副校长、校史办主任阎振新先生1998年1月14日写给我的信，他写道：“先祖崔公廷献，乃为故里兴教贡献巨大之前辈，与寿阳中学创办、再办，结不解之缘，由于校史由我调查撰述，所以略知一二。崔公是一位知名的支学兴教者，清末科举考试以其卓越的才华，为三晋特拔超超，名列榜首。据一位校友追忆在寿阳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员常以崔公考文中‘将才也，帅才也，均为国家之栋梁也。’赞美文章开局之精辟。1927年4月至6月，寿阳中学创办人李汾、刘怀琪曾三次到并（即太原），觐见崔公，当时崔公任河东巡抚，主管晋南、晋东南五十多县行政，经崔公与省教育厅负责人言妥，方备案批准成立寿阳中学。创办寿阳中学，崔公自捐款八百银元。1937年由于日寇进犯山西，寿阳中学解散，1942年由邑人王成庵又倡办复校。复校后没有地点，巧遇崔公灵柩返故，经与崔公之子商同，崔公之子据崔公遗嘱将寿阳城遗产一处捐赠学校。学校为感激崔公之义举，在院内建一个小亭，亭内立碑，由王成庵撰文，名曰‘了心亭’，以公自号命名。此碑现被作为院内足基石，文字多可看清，校庆时本欲拉回学校重树做念，只是又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如愿。其实这块碑的碑文，对崔公做了较公正的评述，我只择其几句共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