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雨，总带着化不开的愁绪，像一幅晕染开的水墨，将整个川中裹在湿漉漉的哀思里。我撑着雨伞，渡过呜呜咽咽的涪江，穿过烟雨蒙蒙的大榆镇，一步步向东山公墓走去。风卷着雨丝钻进衣领，带来泥土与青草的腥气，也带来遥远岁月里那些温热又疼痛的记忆——我的恩师李文盛，就长眠在这山岗的苍松翠柏下。

走过那横平竖直、干净整洁的长廊，我在那些排列整齐、层层叠叠碑林中，找到了一方花岗岩墓碑，碑身已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斑驳，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李公文盛大人之墓”，落款是“孝子李中华、孝女李中兰立”；碑上镶嵌着先生的遗像。那苍劲有力的魏碑字体，和先生那慈祥的微笑，让我感到锥心的痛。我缓缓蹲下身，将怀里捧着的白菊轻轻放在碑前，“李老师啊，我来迟了，请你原谅学生。”花瓣上的水珠滚落，像无声的眼泪。雨还在下，打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恍惚间，竟像是先生当年讲课时，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

在洋溪这个古老的小镇上，先生就是一代人的传奇。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小镇上的人们大多目不识丁，许多人不但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去镇上买东西连账都算不清，活得像个“睁眼瞎”。毕业于潼川府中学、年纪轻轻的“川中才子”李文盛先生，背着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几册翻卷了边的课本和半截粉笔，在镇上办起了农民夜校。

那时的农民夜校，分十多个教学点，有的在破庙、有的在祠堂，有的在镇里、有的在乡下，而教识字的先生却不多；年轻的李文盛先生，就总是打着把雨伞，背着教学设备，往返奔波于各教学点之间，风雨无阻地为大家“扫盲”。老一辈人都说，先生讲课的时候，眼睛特别亮，像装着星星；他从不嫌大家笨，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一遍一遍地念。“天、地、人、你、我、他”，这些最简单的字，在先生的嘴里，仿佛都有了生命。他还会讲外面的世界，讲北京的天安门，讲毛主席带领大家打天下的故事，那些遥远的人和事，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发生在眼前一样。

先生不但课讲得好，而且字也写得非常漂亮，他的一手毛笔字，要是保存到现在，会令许多“书法家”都感到汗颜。老船工王大爷至今还记得先生第一次教他用毛笔写自己名字时的情景。他握着笔，手紧张得发抖，先生就站在他身后，轻轻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画地写。“王承恩，你看，这是你的名字，多好看。”先生的声音温和，带着鼓励，王大爷的眼泪当时就掉了下来。那是在涪江河边拉了半辈子芊的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名字可以这样写在纸上，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

后来，镇上办起了第一所小学，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文盛先生。于是，先生成了全镇第一所小学校的校长，也是语文和历史老师。那时候的学校，不过是几间土坯房，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旧报纸，冬天的风呼呼地往里灌。可就是在这样的教室里，先生却给老家的父辈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门。

我的父亲就是先生执教的第一批小学生。他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先生讲语文课的样子。他讲《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是干巴巴地念，而是给他们讲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故事，讲他们在陈蔡绝粮时仍弦歌不辍的气节；他讲《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会站在讲台上，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挥舞着，眼睛里闪着光，仿佛他就是那个登楼远眺的范仲淹。

最妙的是他讲历史课。他不用课本，也不用教案，就那样站在讲台上，从盘古开天辟地讲到辛亥革命，从楚汉争霸讲到抗日战争，那些遥远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讲述里一个个鲜活起来。他讲岳飞，会拍着桌子，声音激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讲文天祥，会突然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教室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连最调皮的学生，都睁着眼睛，听得入了迷。

有一次，镇上的几个“混世魔王”跑到教室里捣乱，把黑板擦藏了起来，还在先生的粉笔盒里放了一只毛毛虫。先生走进教室，看着乱糟糟的场面，没有生气，只是笑着说：“看来今天大家的兴致很高啊，不如我们先讲个故事吧。”他讲起了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讲匡衡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就偷偷在墙上凿个洞，借邻居家的光读书。讲着讲着，那几个调皮的孩子渐渐低下了头。下课的时候，他们主动把黑板擦拿了出来，还红着脸给先生道歉。先生摸着他们的头，笑着说：“知道错了就好，以后要把聪明劲儿用在读书上。”

那时候，先生是全镇人的骄傲。谁家的孩子调皮捣蛋，家长总会说：“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李校长那儿去！”可真到了先生面前，孩子们却总是服服帖帖的。先生从不用戒尺，也不打骂学生，他用他的课，用他的人格，把一颗颗躁动的心，牢牢地吸引在教室里。

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却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的一天，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冲进学校，把先生从讲台上拽下来，推推搡搡地拉到操场上。他们给先生戴上高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着写满污言秽语的牌子，逼着他跪在碎玻璃上。先生的脸涨得通红，却始终挺直着腰杆，不肯低头。

“李文盛，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用封资修的东西毒害学生？”一个尖着嗓子的人喊道，那是镇上的一个地痞，以前因为偷鸡摸狗被先生批评过。

先生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我教的是汉字，是历史，是做人的道理，何错之有？”

“还敢嘴硬！”那人上前一步，狠狠扇了先生一个耳光。先生的嘴角流出了血，却依旧不肯屈服。“你们可以打我，骂我，但历史不会被篡改，知识不会被玷污！”

那天之后，先生就被关进了“牛棚”。“牛棚”在镇东头的采石场旁边，是一间废弃的仓库，阴暗潮湿，里面挤满了所谓的“牛鬼蛇神”。白天，先生要和他们一起去采石场拉车运石头。那石头又大又重，先生文弱的身子，根本拉不动。有一次，他脚下一滑，连人带车摔在地上，石头砸在他的腿上，疼得他直冒冷汗。可造反派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还骂他“装死”。

晚上，先生还要挨批斗。他们把他拉到批斗会上，逼着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如果不承认，就拳打脚踢。有一次，一个造反派拿起一根木棍，狠狠打在先生的右耳上。先生当时就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右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可这还不够，他们还要从心灵上羞辱他。趁先生被关在牛棚里，他们霸占了先生的妻子，还逼着先生和他妻子离婚。先生的妻子是个柔弱的女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她哭着去找造反派，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先生得知消息后，在牛棚里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他的头发添了好多白发，他颤抖着拿起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那一刻，这个从来不肯低头的男人，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先生的一双儿女，当时还小，儿子李中华才八岁，女儿李中兰才六岁。造反派们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两个孩子在大街上流浪，饿得直哭。幸亏先生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也就是后来的师母孙海清，偷偷把他们接回了家。还没有出嫁的孙师母那时还是个姑娘，她既要顶着流言蜚语，替先生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得到了镇上正直善良人的尊重。后来先生告诉我，那时候他在牛棚里，最担心的就是这两个孩子，一想到他们可能会冻饿而死，他就恨不得一头撞死。要不是想着总有一天能再见孩子们一面，他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1978年，文革结束，先生终于得到了平反。当他走出牛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右耳失聪的老人了。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自己的孩子。当他在孙师母家里见到儿女时，三个抱在一起，哭得撕心裂肺。儿子也成了大小伙子，女儿已经长成了半大姑娘，他们看着父亲，既陌生又熟悉。先生摸着他们的头，一遍遍地说：“对不起，爸爸来晚了。”

后来，先生与孙师母结了婚，又回到了学校。虽然他的右耳听不见了，可他依旧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 我上中学的时候，有幸成了先生的学生，他当了我们浒溪中学（80）级四班的班主任。许多同学，从大人那里知道先生的过去，都发自内心的敬畏，先生开始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教室里都鸦雀无声，就连课堂提问，大家都战战兢兢的，很少有人举手，我那时好表现，就举手抢答了一个问题；一不小心却答错了，心里十分害怕，没想到，先生不但没有批评我，还夸奖我勇气可嘉，他对同学们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怕错，只有勇敢地去尝试，做到不耻下问，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学生的课堂又活跃了起来，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向先生提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笑嘻嘻地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全班的语文、历史整体成绩一下子上了好几个台阶；当他得知我父亲也是他的学生、母亲已经去世多年时，眼睛里充满了一种“隔代亲”的温柔，轻轻抚着我的头，叹息着说，“你爸他们那一代人都不容易啊！他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给你父母争气。”从此，他对我的要求严格了许多。我对写作文颇有些天赋，却不注重写字，属于“文盖全班，字丑校园”一类，先生就督促我说，“字是文的脸，如果字写不好，文章内容再好，也会打折扣，甚至还会给阅卷者留下内心漂浮，不沉稳的不良映像。”所以在出作文题目的时候，他常常出两三个题目，别的同学完成一篇就算完成了作业，而我则要把他出的题目篇篇都写完才能“过关”；每一篇作文，他都从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主题思想进行点评、修改，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文学天赋”得到了开发，作文水平进步很快，有好几篇作文还被选为范文，让字写得好的同学帮忙抄录到大白纸上，张贴在学校墙上，供大家借鉴、学习。我之所以后来能“以文立业”，并走上文学艺术这条路，与先生当年的教诲是有直接关系的。

三年的中学时光，如白驹过隙。先生虽然对我和同学们倾注了全部的爱和大量心血，但遗憾的是，在全国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因为重文轻理，严重偏科，总分未达到录取分数线，没有考上当时所希望的中师，加之家里缺少劳动力，我只得回农村，跟着村里的人，过那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生活。

我原以为离开了学校，我与先生的师生情缘就“缘尽于此”，后来的经历才让我真正懂得，什么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与先生仿佛是冥冥之中就有安排，任时间怎么漫长，任时事怎么变迁，也隔不断真正的师生情缘 。

在我离开了学校的第二年，我的妹妹黎加芬又考上了浒溪中学，可巧的是她也成为了先生的学生。先生常常通过妹妹了解我的情况，还让妹妹传话给我，要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生活有多么艰难，都不要放弃学习，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文学天赋。有一次，父亲去学校给妹妹送住校粮，先生对父亲说，“你的两个孩子都很聪明，虽然家庭条件有限，但只要好好培养，将来会有出息的。”先生的关心和鼓励，成为一种无形的动力，让我从高考落榜的失意中走出了困惑，在繁重的农村劳作之余，坚持阅读学习和业余创作，丰富和夯实了我的文学根基。

改革开放后，我去新疆兵团参加了工作，并凭着长期不懈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取得了函授大学文凭，成长为团场电视台的记者。

当已经退休的先生，得知我已经走出农村，并在兵团的基层宣传系统做出一些成就的时候，他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写信来鼓励我说，“人的一生就要有目标、有理想，不能浑浑噩噩地活着，要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先生的话，成为我工作的座右铭，时时在我耳旁敲响警钟，催我自警、自省。

先生是一个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他的晚年生活，过得丰富而又多彩。退休后，他不但参加了老年诗词协会、老年书法协会等群团组织，还被返聘到县党校，继续用渊博的知识为国家培养人才；镇上修“众望桥”，他用他那飞扬的文采，为“众望桥”写志；偶尔还会给邻居家的孩子辅导功课；逢年过节的时候，老家人有贴春联、写对子的习惯，先生就会自备纸笔墨砚，写出对联，分送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001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探亲，先生知道后，像多年未见的父亲思念儿子一样，打电话约我到县城的文化公园喝茶。我应约前往，远远望见先高大的身材已不像过去那么挺拔，无情的岁月催老了他的容颜，不时地抬头向周围眺望；想到先生这么大年纪了，还念念不忘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不由得鼻子有些发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紧跑几步，扑到先生面前，恭恭敬敬给先生鞠了一躬，他微微一笑，“都几十年了，还那么客套？”又指着周围随他一起来喝茶的长者问我，“这些老师你都还记得不？”我一眼便认出了那些老师，他们是袁世樵、陶建夫、陈颂明，刘焕奇，都是当年我们那届四个班的班主任，我一一给他们见了礼，彼此都有叙不完的别后情。先生取出他起草的一幅对联，是为纪念陈子昂而写的，上联是：先生本一代文宗，仰鼓角幽台，上不负朝庭下不负黎庶；下联是：我辈乃华夏子孙，逢太平盛世，当无愧祖国应无愧人民。先生向我征求意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学校时师生之间交流互动的情景。我从这幅对联中，再次看到了先生的胸怀。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相聚，竟成了我与先生的永决！

后来听妹妹说，先生是在一个深秋的早晨走的，走得很安详。那天，他还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在院子里浇花。浇着浇着，就慢慢地倒了下去。等儿女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医生说，是心脏病突发。先生的葬礼，来了很多人。有他当年教过的农民夜校的学生，有他当校长时的学生，还有他退休后辅导过的孩子。大家都哭了，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因为远在边疆，没有能够送先生最后一程，得到消息那一天，我站在团场的电视塔下沉默了许久，泪眼向家乡眺望，眼前全是很多年前，先生在夜校里讲课的样子，在讲台上挥舞着手臂讲历史的样子，在牛棚里，那双充满了痛苦却依旧坚定的眼睛。

清明的雨还在下，我坐在墓碑旁的一块石头上，任凭雨丝打湿我的头发。风穿过老松的枝叶，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先生在低声诉说。我从怀里掏出一本旧课本，那是先生当年用过的，里面还夹着先生写的一张纸条：“读书明理，做人向善。”纸条已经泛黄，字迹却依旧清晰。

先生，您知道吗？现在的小镇，已经大变样了。当年的土坯房小学，变成了漂亮的教学楼，教室里有明亮的灯光，有崭新的桌椅。孩子们再也不用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了。您当年教过的学生，很多都成了有用的人，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医生，有的成了企业家。他们都记得您，记得您教给他们的知识，记得您教给他们的做人道理。

先生，您知道吗？您的儿女都很有出息。儿子和女儿都成了人民老师，像您一样，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他们常常说起您，说您是他们这辈子最敬佩的人。

雨渐渐小了，天边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我站起身，对着墓碑深深鞠了一躬。先生，您安息吧。清明的雨，会带着我们的思念，年年来看您。您的故事，会像这山岗上的老松，永远扎根在我们心里，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作者简介

东篱夫，本名黎佳君，原籍四川射洪人，中共党员；曾用笔名巴蜀樵子、雪浪；兵团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公开发表文学作品500余万字，诗歌200余首；代表作有小说《乱世疑案》、《金芊担传奇》、《古镇上的小人物》等；散文《世上只有爸爸好》、《圣洁的枇杷花》、《大美屯南》等；诗歌《我的兵团老乡》、《远去的故乡》、《伟大的公民特殊的“兵”》、曲艺唱本《目连全传》等。

东篱夫从小酷爱文学。“用文字记录有用的东西留给后人”是其毕生追求，无论是早年漂泊流浪的日子，还是处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写作；其作品充满正能量，情感真挚；尤其注重典型人物塑造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故事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传承性与启迪性相结合；深受读者欢迎和文学艺术界的肯定。

近年来相继获得“华夏文学奖”、“国际诗歌奖”、“中华文典奖”、“五一劳动奖”、“文学精品工程奖”、“秦岭文学奖”、“万象文学奖”、“生态文学奖”、“兰亭杯文学金奖”、“金马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奖项数十次；并被授予“全国创作劳模”、“文化摆渡人”、“文曲星”、“共和国文坛脊梁”、“传统文化一级作家（诗人）”、“传播民俗文学博士.教科文传承师”、“中国文学传承大使”、“中国人民作家.全国突出贡献先进个人”、“世界诗人大会亚洲十大诗人”、“荣耀中国.世界文化艺术大师”、“中华文化传承大使”等称号；连续两年获“全国两会重点推荐艺术家”人选；入选“中外华语作家杰出人才库杰出人才”。

历任兵团连队职工、政工员、团机关宣传干事、电视台记者、电视台台长、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等职；2023年退休；现为兵团十师北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世界诗人联谊会副主席、“联盟文化学院、联合传媒书院客座教授”、《文学与艺术》编辑部首席作家（诗人）、《当代文坛》和《新时代中国文艺》编辑部执行总编、《中国人民作家》常务总编、中央电视台中学生频道文化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