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原轻工业部发来的。

      我国驻日本大使馆向文化部提出：日本岗山要建范曾绘画馆，日方在成立范曾绘画馆的同时，邀请范曾夫妇和李平凡夫妇访日。

       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隶属于轻工业部，轻工业部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不知道范曾在日本冈山要建绘画馆的始末，于是轻工业部决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和吴芳以组织的名义向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范曾谈话。明确表示：不同意成立范曾绘画馆，但可考虑成立中国绘画馆。

      范曾表示同意组织的意见。

      根据谈话纪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行成文件，上报了轻工业部。

        但过了没几天，范曾对组织表示不能同意先前的意见，坚持要在日本成立“范曾绘画馆”。

       对于出尔反尔的范曾。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先是被范曾的一记右勾拳打蒙了，待醒过神来，经过一番了解才知道，范曾先前使用了三十六计的“暗渡陈仓”之计。

       同意组织的意见只是为他所实施的计谋争取时间。

      在此期间，范曾托关系找到外交部副部长符浩，符浩不了解范曾的情况，同意范曾可去日本，也可成立范曾绘画馆。

       有了符浩的这个话，范曾开始了早已计划好了的下一步行动——请中央电视台和新闻记者吃饭。

       当轻工业部部长杨波为范曾美术馆事向国务院和外办陈萱请示并上报了轻工业部的意见，等候国务院批示的时候，范曾却在北京饭店的贵宾楼请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一干记者觥筹交错。    

       这顿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新华社播发了范曾为慈善事业捐款二万元的消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文汇报等都报道了尚未经国家批准的日本建立范曾美术馆的消息。

       历史博物馆美术组负责人陈大章曾是范曾的领导，闲聊时也曾说起过那个时候的一件事：那年的八月，日本的一个财团来华要买中国画，不知由谁带着找到了范曾，出资十万元人民币买了范曾的画，因为没有发票，画带不出国。范曾就托朋友找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天堂河劳改农场所属的“中国艺苑”，许诺给“中国艺苑”三万元的好处费，那个年月，三万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北京市公安局天堂河劳改农场所属的“中国艺苑”自然是开了发票。而七万元范曾自然是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七万元刚刚在腰包里暖热，一位朋友告诉范曾，这是犯法的事，为了怕此事暴露出事，范曾才拿出二万元捐给了慈善事业。其实捐钱是为了消灾。那象上面那些电视台、报纸报道的那样高尚。此事过后不久，范曾就私下里对朋友说过那句流传甚远的名言：“外靠奸商，内靠官僚。”

       再往前说一年的一九八二年，香港赵少昂和他的女弟子余妙枝在北京举办画展，范曾和《人民日报》记者胡日升常出入于余妙枝在北京饭店的住处，有一次他们三人在北京饭店吃饭，正好碰上死对头黄永玉等三人也在隔桌用餐，黄永玉高叫一声：“我今天要打一个人。”面对着气势汹汹的黄永玉，范曾也看好了一个装满了啤酒的瓶子备作应对的武器。后被黄永厚劝阻，才没有打起来。

       不仅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文汇报等都报道了尚未经国家批准的日本要建“范曾美术馆”的消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也拍了范曾的记录片。为此，华君武向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反映过。但经过各大媒体的推波助阑，此时的陈荒煤也无法阻止了。

       之后的一九八四年，日本冈山县建立了“范曾美术馆”，同年范曾离开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通过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调到了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