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谦
二哥，小名叫王庄，大名叫郝廷林，我认识他时，他是西安东方机械厂子弟中学的体育教师。他是我的表哥，但不是亲表哥，因为他母亲是我父亲的堂姐。我父亲还有一个亲姐也与堂姐先后嫁到子长县一个叫郝家川的村子。我们把亲姑叫大郝家姑，把堂姑叫小郝家姑。按说我们与大郝家姑更近一点，但是我们与小郝家姑走动的更多一些。
我最先认识的是小郝家姑父，他叫郝子西，大约1915年前后出生。曾在延安市子长县上过解放前的一所高小，与我的外公是同学。郝家姑父具体什么时间参加革命我不知道，只大约知道姑父解放初当过蓝田县的县长，后来当过渭南县的书记，武功农学院的党委副书记，以及西安草滩农场的场长和省农业厅的副厅长，WG中被下放到陕西省三原棉花研究所当书记。
1976年，小郝家姑父在三原棉花研究所书记的职位上去世，我父亲去帮忙处理了后事。姑父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郝廷璧，在子长县老家务农；二儿子郝廷林，1940年12月在子长县出生，解放后在陕西省保育小学上学，1962毕业于西安师范学院，分配到西安东方机械厂子弟中学当老师；三儿子郝廷瑞在省畜牧局关中驴场工作；大女儿在靖边县工作，二女儿、三女儿都在西安工作。
大约1966年前后，郝子西姑父曾到我父母在西安东郊庆华厂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好像是因病治疗，也好像是躲避四清运动，抑或WG初期的冲击。其间，姑父给我和大弟弟一人买了一支玩具步枪，给大妹妹买了一个玩具钢琴。我只记得姑父人比较胖，头发花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那时二哥经常骑自行车来看姑父。他当时在东方子弟中学当体育老师。他长得高大魁梧，足有一米八几的个子，戴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仪表堂堂。他说话声音宏亮，很有磁性。三哥那时也经常来我家，记得三哥刚从北京参加文化GM大串连回来，他激动地向我讲述毛主席接见了他们这批红W兵的情况。他说，串连就是游山玩水，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串连时吃饭、坐车都不要钱！三哥比二哥小一号，手上有公伤，没有二哥长得英俊，也没有二哥说话办事稳重。
大约1968年七、八月，父母工作的庆华厂两派群众组织闹派性，搞武斗，双方各自打死打伤了对方一些人。父亲担心出现安全问题，就带上我逃离了工厂所在地洪庆公社田王村。我们先到咸阳投奔一个叔叔，他也自身难保，又到西安韩森寨工人俱乐部，看到厂里很多逃出来的人都像难民一样睡在俱乐部铺着麦草的水泥地上，父亲才想到去二哥工作的东方中学避难。
那时东方子弟中学和小学在一起，教室和办公室都是平房，有一个巨大的操场。不知道是停课闹革命，还是暑假的原因，学校里当时没有什么人，校园里显得很空旷。我们被二哥安排住在教室里，几张桌子一拼就是床。教室里有学生遗留的书本及验草纸，还有很多花花绿绿的粉笔和任我涂鸦的大黑板。
我们在学校的教师灶上打饭吃，好像经常吃面条或面片。我们用小盆打一盆和菜面，最后碗底的西红柿豆腐、土豆汤汁很好喝，让我记忆尤新。
后来母亲带着小弟弟也来了。母亲来那天是一个下雨天，韩森寨街上有戴着柳条帽的工人民兵和学生在游行，喊的口号是“打D胡炜，打D黄经耀！”胡炜好像是兰州军区21军的军长，黄经耀大约是陕西省军区的司令员。
我和父亲用捡的砖头垒了一个灶，母亲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做饭了，我还在灶上给小弟弟热奶。
一天，我在纬什街人行道上捡了一发子弹，回来扔进燃烧的炉子里，引起了爆炸，被父亲训了一顿。我在校园墙边草丛里逋蛐蛐，逋蚂蚱，还在墙角捉回了一条花蛇，把父母吓了一大跳，还是二哥用铁锹把蛇铲了出去。
二哥那时好像还是单身，住在同一排房子的教工宿舍，他经常过来关照我们的生活。白天，我在空旷的操场上滚铁环、踢足球，有时与二哥在校园里打乒乓球，他耐心地用“和平球”训练我，我经常是练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但是心里很有成就感。晚上，我在电灯下听父亲朗读毛主席语录，很多事情听不明白。
二哥有时白天出去看大字报，晚上回来给父亲讲外面的形势，什么交大学生包围陕西日报社，什么“八五静坐”、什么北郊白家口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了坦克、机关枪，打死二十多人……
有一天，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看他的一位朋友。他们在房子里拉话，我没事就跑到楼外的小路上用粉笔写字画画，鬼使神差的我竟然写了“打D某某”，可是谁能想到这个地方恰巧是敌对方的地盘。“某某”正是这方群众组织的领袖，这下惹大事了，很多人就拉住我不让走，父亲怎么说好话也不行，最后还是二哥带人将我们救了出去。
这下我再也不敢出去乱闯了，就在诺大的校园里看小人书，背毛主席诗词，滚铁环和打乒乓球……东方学校俨然成了我的百草园、三味书屋和我们家的“世外桃源”！
我们在安静、空旷的东方子校大概待了几个月，父亲工厂里两派群众组织就实现了“GM大联合”，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二哥，离开了那个难忘的世外桃源。
临走时，二哥送给我了一副乒乓球拍子，我如获至宝，回家后有空就在墙上练习。后来我经常在家属区的床板上与小朋友练习打乒乓球，以至于上小学三年级时获得了年级乒乓球赛亚军。
现在回想，二哥当年带我在空旷的操场上跑步，带我滚铁环、打乒乓球，培养了我良好的习惯，奠定了人生坚实的基础。
1968年冬季，父亲被打成“现行反GM”，在厂里的砖场劳动改造。在父亲倒霉背运时，很少有人与他来往，但是二哥几乎每年的春节都会骑着自行车，从几十里远的东方厂赶来看望父亲，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
1979年7月，我高考落榜，与大学失之交臂。当时高考录取不是一条龙，考不上大学就不能上中专，只好先上技校以解决就业问题。我第一志愿报的是阎良630技校，第二志愿报的是西安延河无线电厂技校，没有考虑东方技校。后来二哥知道此事，专程骑自行车赶来，动员我改第一志愿为东方技校，他说东方技校是兵工系统的，以后好安排工作。因为分数高，我很容易上了东方技校。上课都快一个星期了，二哥又通过关系将我从车工班调到铣工班。这一系列帮助，无疑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我们家人都相信二哥，尊重二哥，因为当年他是远全国著名的关中书院(西安师范学院)毕业生，是多年的人民教师，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尤其是他曾经创办了西安市第一个女子足球队——东方女子足球队，并在多次比赛中取得了良好成绩，被全国多家媒体报道，这项壮举誉满古城！
在东方技校上学的两年中，我经常到东方中学找二哥，看到他在同事中威信很高。我有事儿去，没事儿也去，当然大部分情况我是去他家改善伙食，给我解馋。
1981年11月，我从东方技校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庆华电器制造厂工作，我仍然有事儿没事儿都去东方厂看二哥。找他聊天，求教一些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把他当成人生导师。
1987年4月，我正式调到陕西科技报社工作。接着结婚、生孩子，工作忙了，去他家就少了。只记得，有一次我带着老婆孩子去看年迈多病的小郝家姑姑，在二哥家吃饭。吃饭时四五岁的女儿竟然大胆地把脚放在吃饭的茶几上，弄得我很尴尬。可是姑姑却说，这娃骨头里亲哩，知道到了自己人家才这样放松！
2019年5月，母亲在西安一家大酒店过85岁大寿，我们请了很多亲戚，当然也有二哥。那次他来参加寿宴时，已经拄上了拐棍，上下出租车明显笨拙。但我总认为他是运动员出身，身体素质好，人品好，好人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近几年，我经常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写点文章，也很想写写二哥，更想从二哥那里深入地了解我父亲。有时就念叨着，应该去看看二哥了，可是不知怎么始终没有成行。
去年12月31日，我们东方技校7931班同学例行年底同学聚会时，我问几个同学郝老师最近怎么样？我的东方厂子弟同学大部分当过二哥的学生，有的同学与二哥家住的不远。他们说，好着呢，就是不太下楼了。我就想，应该抓紧时间去看看二哥。
上周四，我坐公交车出去办事，路上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她说，郝老师去世了。啊，什么时候？去年12月29日。真的假的？千真万确，我刚才遇到他爱人了……
我的眼泪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丝毫不顾车上顾客惊㤞的目光。
这个悄然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人，这个高大健壮、文质彬彬，从事教育工作38年，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就这样悄然离开了我们……
注：几天后，我冒雨去二哥家探望，见到二嫂和大侄女。大侄女讲了二哥临终住院治疗及大雪天安葬的情况。八十多岁的二嫂显得瘦弱、单薄、憔悴。他们住的房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在墙体斑驳的老楼五层，没有电梯，家具、家电也比较陈旧，而周围全是较新的高层住宅，对比非常鲜明。
面对二哥的遗像，我在心里说，二哥，对不起，兄弟来晚了……
王谦，男，60年后，祖籍延安市子长市，大专学历，主任记者职称。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旅游摄影家协会会员，民盟中央美术院陕西分院理事，陕西汉唐文化创意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真元文学社大讲堂主任，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客座教授，曾任陕西广播电视台《视界观》杂志编辑，陕西科技报新闻采编中心主任、执行总编，曾多次获得国家及陕西新闻奖，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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