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钱的冰棍》第四章：2005，槐树下的铁盒
2005年秋天，陈默回到了北方。
火车开了二十八个小时。硬座，人挤人，泡面味、汗味、孩子的哭闹声混在一起。陈默靠着车窗，看外面的风景从南方的绿，慢慢变成北方的黄。稻田，村庄，工厂，河流，一一向后掠去，像一列褪了色的胶片。
他怀里抱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一个塑料水杯，还有那本《迁徙的屋檐》。书已经被翻得很旧了，书页卷边，封面有折痕。但他一直带着。
父亲是三年前去世的。脑溢血，走得很快，没受太多苦。陈默接到电话时，正在加班，手里的电路板掉在地上，零件散了一地。他请了三天假，坐最便宜的大巴回去，三十个小时，没合眼。
葬礼很简单，亲戚邻居来了一些，吃了顿饭，散了。母亲哭得昏过去几次，弟弟撑着，忙前忙后。陈默站在父亲灵前，看着那张黑白照片，想不起他最后笑是什么时候。好像从冰棍厂停工那天起，父亲就没再笑过。
他多请了两天假，帮母亲收拾东西。老房子要拆迁了，补偿款不多，但够在郊区买个小户型。母亲和弟弟以后就住那里。
“你呢？”母亲问他，“还回深圳吗？”
“回。”陈默说，“那边工资高。”
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继续收拾。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里面是父亲的遗物：几件旧衣服，一双还没穿坏的皮鞋，一块早就停了的上海牌手表，还有一个小木盒。
木盒没上锁，陈默打开。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几张粮票，一本工作证，一枚“先进生产者”的奖章，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信。
最上面一封，信封已经发黄，邮戳是1993年。收信人地址是“深圳福田区××电子厂”，收信人姓名是“陈默”，寄信人是“陈建国”。
陈默拆开。信很短，父亲的字歪歪扭扭：
“默儿，家里都好，勿念。你妈腿疼的老毛病又犯了，贴了膏药，好多了。你弟期中考试得了第一名，老师夸他有出息。你在外头，好好干活，注意身体。钱够用就行，别太省。爸。”
陈默一封信一封信地看。1994年，1995年，1996年……每年一封，有时两封。内容都差不多，家里都好，勿念，注意身体。字越来越潦草，到最后几封，笔画都在抖。
最后一封是2002年，父亲中风前一个月。只有一行字：
“默儿，爸对不起你。”
陈默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信重新折好，放回木盒，盖上盖子。
“妈，”他说，“这个盒子我带走。”
母亲点点头，眼睛又红了。
现在，2005年，陈默又回来了。
这次不是为葬礼，是为拆迁。老房子最后一批住户搬走，开发商要动工了。母亲打电话说，补偿款已经到账，新房子的钥匙也拿到了，让他回来看看，有什么要拿的，抓紧拿，过两天挖掘机就进场了。
火车到站是凌晨四点。天还没亮，车站广场上冷冷清清的，几个早点摊刚支起来，昏黄的灯泡在风里晃。
陈默打了辆车，报出地址。司机是个中年人，很健谈。
“红星厂那片儿啊？要拆啦，建商业中心。听说以后是全市最贵的地段。”
“嗯。”
“你在那儿住过？”
“住过。”
“哎，可惜了。我小时候还去那儿批过冰棍呢，五分钱一根，红豆的，那叫一个甜。现在哪有那个味儿喽。”
陈默没接话。他看着窗外。街道变宽了，楼房变高了，霓虹灯闪烁，广告牌上印着他不认识的明星。这座城市，和他记忆里的，已经不太一样了。
车停在老家属院门口。铁门还在，但已经锈穿了，歪在一边。院子里长满了荒草，筒子楼的窗户大多破了，黑洞洞的，像没了眼睛的脸。
母亲和弟弟在楼下等他。弟弟长高了，瘦了，戴着眼镜，像个大学生——他确实是个大学生，在省城读大三，学计算机。
“哥。”弟弟接过他的背包。
母亲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她拉着陈默的手，上下打量：“瘦了。在外头没好好吃饭？”
“吃了。”陈默说，“妈，你身体怎么样？”
“挺好，挺好。”
他们上了楼。楼道里堆着垃圾，墙上还有孩子们用粉笔画的画，已经模糊不清。家门口的对联还在，红纸褪成了白色，字迹斑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门没锁，一推就开。屋子里空荡荡的，只剩几件不要的家具，蒙着厚厚的灰。阳光从破窗户照进来，光柱里尘土飞扬。
“看看还有什么要拿的，”母亲说，“能拿的就拿，拿不走的，明天就进垃圾车了。”
陈默在各个房间转了一圈。他的房间，墙上还贴着泛黄的世界地图，他用红笔在“深圳”那里画了个圈。弟弟的房间，书架上还留着几本初中课本。父母的房间，床板还在，墙上挂结婚照的钉子还在，照片没了。
他走到阳台。以前这里摆满了花盆，母亲种月季，父亲种蒜苗。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层厚厚的灰，和几片枯叶。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
“我去后山看看。”他说。
“后山？”母亲愣了愣，“那儿也快推平了，听说要建什么健身公园。你去干啥？”
“随便看看。”
后山其实是个小土坡，以前长满了槐树、杨树，还有乱七八糟的灌木。现在树被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棵孤零零地立着，地上是车辙和脚印。
陈默凭着记忆往上走。路很难认，到处是碎石和土堆。他找了很久，才找到那棵老槐树。
它还在。
但已经快死了。树干被剥掉了一大块皮，露出里面枯白的木质。树枝光秃秃的，只有最高处还挂着几片叶子，黄不拉几的，在风里瑟瑟发抖。树上系着很多红布条，大概是附近的居民来祈福的，在风里飘着，像伤口渗出的血。
陈默走到树下。他记得那个位置，在树根往东三步的地方。地上堆着碎石和枯枝，他蹲下来，用手扒开。
土很松，带着一股霉味。他扒了一会儿，指甲缝里塞满了泥。然后，他的手指碰到了什么硬东西。
是一个铁皮盒子。
绿底红花的图案已经完全锈蚀了，但还能认出是当年装饼干的盒子。盖子锈死了，他用力掰，掰不开。从旁边找了块石头，砸了几下，盖子“砰”一声弹开。
一股陈腐的泥土味扑面而来。
陈默屏住呼吸，往里看。
最先看到的是钱。一分钱的硬币，锈成了一坨，绿色的铜锈结成块，分不清哪枚是哪枚。他数了数，大概几十个，不是一百个——有些可能被泥土腐蚀了。
旁边是那个印着“上海”的搪瓷缸子，缺口的边缘更破了，里面塞着几本小人书。《铁道游击队》《红灯记》，纸张粘在一起，一碰就碎。
还有两颗玻璃弹珠，一颗蓝色，一颗绿色，蒙着厚厚的泥。
最下面是那叠蜡纸。
陈默小心地拿出来。蜡纸很脆，边缘一碰就碎。他一张张展开，铺在旁边的石头上。
铅笔字迹几乎都模糊了。只有一两张还能勉强辨认：
“蝉声是夏天的标点。”
“自行车铃铛响过十八次，太阳就落山了。”
是沈书仪的字。清秀，工整，但被时间和泥土侵蚀，只剩下淡淡的灰色痕迹，像影子。
陈默继续翻。在蜡纸的最底下，他找到了那些作业本纸。纸张更脆，他屏住呼吸，轻轻展开。
第一张，是李强的，歪歪扭扭的字：“我希望以后天天有肉吃。”
第二张，刘建军的，字很工整：“我要当科学家，造飞机。”
第三张，张小虎的，画了一辆坦克，旁边写着：“我要开坦克！”
第四张，是沈书仪的。她的字最好认：
“希望十年后的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如果没有，希望至少还记得，这个春天我们一起埋下的秘密。”
最后一张，是陈默自己的。字丑，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希望挖出来的时候，冰棍还是五分钱一根。希望你们都还在。”
他看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笑出了声，笑出了眼泪。
冰棍早就不是五分钱了。李强在菜市场卖猪肉，确实天天有肉吃，胖了两圈。刘建军没当科学家，在县城中学当物理老师。张小虎当了兵，没开上坦克，开卡车，去年退伍，在开出租车。
沈书仪出了诗集，在深圳，也许还在写诗，也许已经不写了。而他，陈默，在流水线上装了十年零件，现在是个小组长，工资涨到了两千五。
他们都还在。但也都不在了。
陈默把那些纸重新叠好，放回铁盒。硬币，搪瓷缸子，小人书，弹珠，都放回去。盖子盖不上，他用力按了按，勉强合上。
他抱着铁盒，坐在老槐树下。
风很大，吹得红布条哗啦啦地响。远处传来挖掘机的声音，轰隆，轰隆，像闷雷。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他觉得冷。
他从背包里拿出那本《迁徙的屋檐》，翻到最后一页，又读了一遍那三行诗：
所有融化都是为了重新凝结
所有远离都是为了辨认归来
而所有五分钱的甜
都将在未来
以更昂贵的代价
被赎回
他合上书，抬起头。
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颤抖，那几片还没掉的，摇摇欲坠。天空很蓝，没有云，像一块巨大的、干净的玻璃。
陈默想起1992年春天，他们在这里埋下铁盒的那个下午。阳光也是这样好，风也是这样大。沈书仪系在树枝上的红毛线，在风里飘啊飘，像一个小小的火焰。
现在，红毛线早就没了。但树还在，他还在，记忆还在。
他把铁盒重新埋回去，盖上土，踩实。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下山的时候，他看见山脚下已经立起了围挡，蓝色的铁皮上印着巨大的字：“星河世纪广场 奠基在即”。旁边是效果图，高楼，玻璃幕墙，喷泉，穿着时髦的人群。
他看了两眼，转身离开。
回家的路上，陈默去了一趟超市。
很大的超市，货架一排排，灯光明亮，冷气很足。他在冷饮区停下，冰柜里摆满了各种雪糕冰淇淋：巧克力的，草莓的，香草的，包装花哨，名字洋气。
他找了很久，才在角落找到最便宜的红豆冰棍。简装的，十根一袋，五块钱。
他拿了一袋，去结账。
收银员扫码：“五块。”
陈默递过去五块钱硬币。收银员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冰棍装进塑料袋。
走出超市，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撕开包装，拿出一根。
包装纸很薄，印着一行小字：“老式红豆冰棍”。他剥开，咬了一口。
甜。很甜。太甜了。香精味很重，红豆很少，几乎吃不出豆味。
他慢慢地吃着，一口一口。冰棍在嘴里融化，甜味腻在舌尖，然后滑进喉咙。
他想起1988年夏天，父亲从车间里拿给他的那根奶油冰棍。葡萄干很多，奶油很醇，甜得刚刚好。
他想起1992年春天，沈书仪请他的那根红豆冰棍。已经开始化了，但红豆一粒一粒的，很实在。
他想起1998年夏天，在深圳那家小店，那碗三块钱的红豆冰。甜，凉，沈书仪坐在对面，写那首诗。
现在，2005年秋天，他坐在超市门口，吃一根五毛钱的红豆冰棍。太甜了，甜得发苦。
但他吃完了。木棍上还沾着一点红色，他舔干净，然后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手机响了。是母亲。
“小默，你在哪儿呢？回来吃饭了。”
“马上回。”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塑料袋里还有九根冰棍，他提着，慢慢地往家走。
路过一个小学，刚好放学。孩子们涌出来，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小鸟。几个孩子冲到小卖部门口，举着钱：“阿姨，要冰淇淋！巧克力的！”
“三块。”老板娘说。
孩子递过钱，接过冰淇淋，撕开包装，迫不及待地咬一口，然后笑着跑开。
陈默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继续走。
风吹过来，有点凉。秋天了。
他想起沈书仪诗里的句子：
所有融化都是为了重新凝结
所有远离都是为了辨认归来
他忽然明白了。
融化是必然的。冰棍会化，老槐树会死，筒子楼会拆，人会散。但有些东西，会在融化之后，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凝结。比如记忆，比如诗，比如那个生锈的铁盒，比如这根太甜的红豆冰棍。
它们都在告诉他：你曾经那样活过，那样甜过，那样在五分钱的夏天里，和一些人，一起埋下过一个秘密。
这就够了。
陈默加快脚步。
他想快点回家，告诉母亲，他决定不走了。就在这座城市，找份工作，什么样的都行。陪她，看着弟弟毕业，结婚，生子。
然后，等星河世纪广场建起来，等那个健身公园修好，他要经常来走走。来看看那棵老槐树还在不在，来看看这片土地，曾经怎样承载过一个五分钱的夏天。
他掏出手机，找到那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沈书仪的号码，是三年前她写在纸条上，夹在书里寄给他的。他一次也没打过。
现在，他按下拨号键。
忙音。然后是一个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他挂了电话，没有意外。
然后他打开短信，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书仪，我回老家了。老槐树还在，铁盒挖出来了，字快看不清了。冰棍五毛一根，太甜。我决定不走了。祝你一切都好。陈默。”
他看了两遍，按下发送。
短信显示发送成功。
他收起手机，继续走。
风吹过来，塑料袋哗啦哗啦地响。里面，九根红豆冰棍，正在慢慢地，慢慢地融化。
但他不着急。
反正，所有融化，都是为了重新凝结。
而所有凝结，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勇敢的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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