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钱的冰棍》第三章：1998，南方的红豆冰
1998年的深圳，没有四季，只有永不停歇的夏天。
陈默在福田区的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插件工，工号437。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工资八百五，包住不包吃。宿舍八人间，铁架床，吊扇在头顶嗡嗡地转，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带着汗味、泡面味和廉价洗发水的混合气息。
他来这里已经三年了。
三年，足够让一个北方少年褪去稚气，皮肤被南方的太阳和车间惨白的日光灯打磨成一种黯淡的黄色。手指因为长期捏取细小的电子元件，指腹结了一层薄茧。普通话说得少了，带上了湖南、四川、江西工友的口音碎片，混杂成一种流水线特有的、没有根的语言。
下班铃响，陈默摘掉静电手环，跟着人群涌出车间。走廊墙上贴着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字是红色的，像一道疤。
食堂的电视正在播新闻：“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解放军官兵抗洪抢险……”
工友们端着不锈钢餐盘，仰头看着。画面里是浑浊的洪水，沙袋，手拉手的人墙。有人叹气，有人低声咒骂天气，有人匆匆扒完饭，赶着去加班——加班费每小时两块五，能多买一盒泡面。
陈默打了饭：一份米饭，一份水煮白菜，上面浮着两片肥肉。他找了个角落坐下，慢慢吃。
口袋里的传呼机忽然震动起来。他放下筷子，掏出来看。小小的屏幕上滚过一行字：
“陈默，我是书仪。我在你厂门口。见字回电。”
传呼机是去年买的，二手，摩托罗拉。为了跟家里联系。父亲去年中风，半身不遂，母亲在电话里哭，说药费太贵。陈默把大半工资寄回去，自己留两百，吃饭，买肥皂，给传呼机交月租。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直到屏幕暗下去。
沈书仪。
这个名字像一枚埋在皮肤深处的刺，平时感觉不到，但一碰，就疼。
厂门口有一排小卖部，卖烟、矿泉水、方便面，还有公用电话。一块钱五分钟，老板掐着表。
陈默跑出去时，天色已经暗了。路灯刚刚亮起，飞蛾在光晕里乱撞。厂门外是条拥挤的街，大排档的油烟、汽车的尾气、垃圾桶的馊味混在一起，黏糊糊地糊在空气里。
他站在门口张望。
然后他看见了她。
在街对面，一棵叶子稀疏的榕树下。白衬衫，牛仔裤，马尾辫，背着一个帆布书包。和三年前相比，她高了些，瘦了些，但侧脸的弧度，低头看书的姿势，一点都没变。
陈默的心跳得厉害。他穿过街道，摩托车擦着他的衣角呼啸而过，司机用粤语骂了句什么。
“沈书仪。”
她抬起头，看见他，笑了：“陈默。”
“你怎么……”陈默喘着气，“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舅舅有你的地址。”沈书仪合上书，陈默瞥见封面，《城市经济学》，“他以前是你们厂的供应商。我问他，他就给了我地址。”
“哦。”陈默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了看自己身上洗得发白的工装，沾着油渍的裤子，又看了看沈书仪干净的白衬衫。三年，好像隔了一条很宽的河。
“你……吃饭了吗？”他问。
“还没。”
“那边有大排档，炒粉……很好吃。”陈默指了指街角。
“好。”
他们坐在塑料凳子上。老板娘端来两盘炒河粉，油汪汪的，上面卧着几片生菜。沈书仪从书包里拿出纸巾，仔细地擦筷子和勺子。
“你在深圳……读书？”陈默问。
“嗯，深大，大三了。”沈书仪掰开一次性筷子，“学经济。你呢？在这边……还好吗？”
“挺好。”陈默低头吃粉，“工资按时发，宿舍有风扇。就是……热。”
“北方没那么热。”
“嗯。”
沉默。只有街上的噪音，和盘子里筷子碰撞的声音。
“你爸……”沈书仪轻声问，“我听说，他病了？”
陈默的手顿了顿：“中风，半边身子动不了。我妈照顾他。”
“医药费……”
“我在挣。”陈默说，声音很平静，“加班，多加班就有了。”
沈书仪没再问。她慢慢吃着炒粉，吃得很仔细，连葱花都吃掉。
“我还写诗。”她忽然说。
陈默抬起头。
“给你看。”沈书仪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不是当年那个牛皮纸的，是新的，硬壳，封面印着抽象的几何图案。
她翻到某一页，递给陈默。
《流水线》
我把白天切成等份
每一份六十分钟
每一分钟六十秒
每一秒
安装一个沉默的零件
直到我自己
也成为一个零件
在巨大的机器里
匀速地
生锈
陈默看完，把本子还给她。
“写得很好。”他说。
“你不问，我为什么写这个？”
“你在替我写。”陈默说。
沈书仪看着他，眼睛在路灯下很亮：“陈默，你还写吗？写在蜡纸上的那些诗？”
陈默摇摇头。他没说为什么，但沈书仪懂了。写诗需要时间，需要安静，需要一颗不被生活压垮的心。而这些，陈默都没有。
他从裤兜里掏出钱包，一个破旧的人造革钱包，边缘已经开裂。他从夹层里拿出一张照片，递过去。
沈书仪接过。照片已经有点模糊了，边角卷起，但还能看清：老槐树，她，马尾辫，笑容。
“你还留着。”她说。
“嗯。”陈默把照片收回去，小心地放好，“有时候看看。”
“时光胶囊呢？”沈书仪问，“你回去看过吗？”
“没有。家搬了，后山……听说要开发成公园。”
“哦。”
炒粉吃完了。老板娘来收钱，陈默抢着付了。两盘炒粉，六块钱。沈书仪没争，只是说：“下次我请你。”
“下次是什么时候？”
沈书仪想了想：“下周六？我下午没课。”
“我要加班。”
“周日呢？”
“也加班。”陈默说，“这个月订单多，每天都要加。”
沈书仪不说话了。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些穿着各色工装的年轻人，那些疲惫的、麻木的、或者还在大声说笑的脸。
“陈默，”她忽然说，“我带你去个地方。”
地方不远，穿过两条街，是一个老旧的居民区。巷子很窄，两边是自建的握手楼，阳台上晾着密密麻麻的衣服，像万国旗。
沈书仪带着陈默走进一家小店。门脸很小，招牌上写着“冰冰凉”，霓虹灯坏了一半，只剩下“冰冰凉”。店里摆着四张小桌子，塑料桌布印着俗气的红花。柜台后面，一个阿婆在打瞌睡，收音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粤剧。
“阿婆，两碗红豆冰。”沈书仪用粤语说。
阿婆睁开眼，看了看他们，慢吞吞地起身，从冰柜里拿出两个玻璃碗。
红豆冰端上来，冒着冷气。煮得烂熟的红豆堆在碎冰上，浇了炼乳，插着一把塑料小勺。
“尝尝，”沈书仪说，“这家红豆冰，是全深圳最像北方味道的。”
陈默舀了一勺送进嘴里。甜，凉，红豆的绵密，炼乳的香浓。确实像，但又不太像。像的是味道，不像的是……感觉。
“多少钱一碗？”他问。
“三块。”沈书仪说，“比冰棍贵。”
“冰棍现在多少钱？”
“便利店卖的那种，一块五。奶油的红豆的，都有。”沈书仪慢慢搅着碗里的冰，“但没这个好吃。”
陈默没说话。他想起1992年春天，沈书仪请他的那最后一根红豆冰棍。五分钱，已经开始化了，但很甜。甜得让他后来吃任何甜的东西，都觉得不够。
“我有时候会来，”沈书仪说，“点一碗红豆冰，坐一下午。写诗，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就看街上的人。”
“你舅舅的厂……”
“还在做，但不太好。”沈书仪说，“现在竞争太激烈，订单都往更便宜的地方跑。我爸在他那儿干了半年，身体受不了，回老家了。我妈在菜市场摆摊，卖日用品。”
“那你……”
“我拿奖学金，打工，家教，翻译，什么都做。”沈书仪笑了笑，“深大学费不贵，我能应付。”
陈默看着她。三年，她从一个穿蓝裙子的少女，长成了一个从容的、会安排自己生活的女人。而他，从一个推着自行车卖冰棍的少年，变成了流水线上一个会呼吸的零件。
“你还记得，我们埋的那个铁盒子吗？”沈书仪问。
“记得。”
“我有时候会想，等我们挖出来的时候，那些东西会变成什么样。”沈书仪用勺子戳着碗里的红豆，“蜡纸上的字，可能已经模糊了。小人书可能被虫子蛀了。一分钱的硬币……可能已经不能用了。”
“但还在。”陈默说。
“嗯，还在。”沈书仪抬起头，看着他，“陈默，你后悔来深圳吗？”
陈默想了想，摇头：“不来，我爸的药费就没着落。我弟还要上学。”
“那你后悔……当初没继续读书吗？”
这次陈默想得更久。然后他说：“不后悔。后悔没用。”
沈书仪点点头。她把最后一口红豆冰吃完，塑料勺子在碗里刮出刺耳的声音。
“陈默，”她说，“我给你写首诗吧。现在，在这里。”
她从书包里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又拿出一支笔。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写得很慢，很认真。
写完了，她撕下那一页，递给陈默。
《1998年夏夜，在深圳街边吃一碗红豆冰》
这碗三块钱的甜
足以让流水线暂停三分钟
让汗水倒流回眼眶之前
让一枚锈蚀的零件
梦见自己
还是一块有棱角的铁
在北方某条巷子里
等待被铸成
一辆二八大杠的后座
驮着保温箱
和整个不会融化的夏天
陈默看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然后他把纸折好，放进钱包，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
“谢谢。”他说。
“不用谢。”沈书仪合上笔记本，“陈默，你要好好的。”
“你也是。”
他们走出小店。阿婆又睡着了，粤剧还在咿咿呀呀地唱。巷子里的路灯更暗了，飞蛾执着地撞着灯罩。
“我送你回学校？”陈默问。
“不用，有公交直达。”沈书仪说，“你回厂里吧，明天还要上班。”
“好。”
他们在巷子口分开。沈书仪往左，去公交站。陈默往右，回工厂。
走了几步，陈默回头。沈书仪的背影在路灯下拖得很长，马尾辫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她没回头，一直走，直到消失在街角。
陈默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朝工厂走去。
口袋里，那张写着诗的纸，贴着胸口，微微发烫。
像一颗还没熄灭的星。
那天之后，陈默的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
上班，下班，加班，睡觉。每个月领了工资，留下两百，剩下的全部寄回家。传呼机偶尔会响，是母亲发的，说父亲的病情稳定了，说弟弟考了全班第三，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别太累。
他再没见过沈书仪。
有时候加班到深夜，走出车间，看见深圳的夜空——被灯光染成暗红色，没有星星——他会想起那碗红豆冰，想起那首诗，想起1992年春天，老槐树下，那根五分钱的、已经开始化了的冰棍。
然后他会摇摇头，把那些念头甩掉，回宿舍睡觉。
直到三个月后，一个周日，他轮休。
同宿舍的工友拉他去华强北，说那里新开了家商场，有空调，凉快。陈默去了。
商场很大，人很多，冷气开得足，一进去就起鸡皮疙瘩。工友直奔电子产品区，陈默漫无目的地逛，在图书区停下。
书架很高，书很多，空气里有纸墨的味道。他一本本地看过去，看不懂的书名，花花绿绿的封面。然后，在角落的一个书架上，他看见一本诗集。
封面很简单，白底，黑色的手写体书名：《迁徙的屋檐》。
作者：沈书仪。
陈默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他伸手，把书取下来。
很薄的一本，大概一百页。翻开，扉页上印着作者简介：“沈书仪，1998年出版个人诗集《迁徙的屋檐》，深圳大学经济系在读……”
他翻开第一页。
第一首诗，标题是《1992年春，埋下一个铁盒》。
我们把整个童年
装进一个生锈的铁盒
连同蝉鸣、蜡纸、一分钱的硬币
和一句没说出口的再见
埋在老槐树下
以为这样
时间就会停下
等我们回来
把它挖出
像挖出一枚
新鲜的月亮
陈默一页页翻下去。他看见了那首《流水线》，看见了那首《1998年夏夜，在深圳街边吃一碗红豆冰》。还看见很多他没读过的诗，关于火车，关于迁徙，关于故乡，关于融化与凝结。
他看了很久，久到工友找来，拍他的肩：“陈默，看什么呢？走了！”
陈默合上书，走到收银台。
“多少钱？”
“二十。”收银员说。
陈默付了钱。二十块，是他三天的饭钱。但他把书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易碎的、珍贵的东西。
回到宿舍，他躲在蚊帐里，就着走廊的灯光，一页一页地读。有些字他不认识，有些句子他不理解，但他读得很慢，很认真。
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首诗，只有三行：
所有融化都是为了重新凝结
所有远离都是为了辨认归来
而所有五分钱的甜
都将在未来
以更昂贵的代价
被赎回
他合上书，闭上眼睛。
蚊帐外，工友在打牌，吆喝，说笑。吊扇在转，嗡嗡嗡，像永远不会停的流水线。远处传来火车的声音，轰隆隆，轰隆隆，开往他不知道的远方。
陈默把书塞到枕头底下，翻身，面朝墙壁。
黑暗中，他想起沈书仪的脸。1992年春天的，1998年夏天的。然后他又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想起弟弟，想起老家那间已经不属于他们的筒子楼，想起冰棍厂生锈的铁门，想起老槐树，想起那个埋在地下的铁盒。
他想，等攒够了钱，他就回家一趟。
去看看那棵树，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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