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1990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530页）。1990-1992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1993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1993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第七章  步入科研殿堂

1972年12月下旬，我被调入兵团第三师。十一连用一驾马车和一个牛爬犁把我们全家五口人和全部行李家当，送到了师部那个有着一间住房、半间厨房的砖瓦房里。

说起被调到兵团三师师部，这中间还有一段趣事。姚克的两个妹妹经历了在十一连那两件寒彻心骨的事之后，就决心想办法让我们脱离这个折磨人的地方，恰好姚克的大弟弟也是现役军人，和弟媳二人都在唐山市的大医院工作，他们就托关系把我们俩都调到唐山市工作。当弟弟来信说“商调信”已经发出了，让我们准备收拾东西搬家。说老实话，那时我们的心也的确是寒透了，姚克又正好因为大出血正在十八团医院治疗。可是一直也没收到调令，后来我们听说“商调信”被三师师部扣下了，我就带着孩子去师部找郝政委，正好借姚克生病的机会，请求放我们走。可是郝政委说：“哎呀，你们都病成这样了，我们怎么能忍心让你们走呢！要走也得病彻底治好了才能走啊！安心治病吧！”这期间兵团三师组织部门，专门派人到医院找姚克的主治医生卢副院长，了解姚克的病情，是否真的不能再工作了。卢副院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姚克说：“看来师部要调你去，你若不去也不会放你离开兵团的。”曾经写大字报整我、并成了我们好朋友的高x说：“干部下放劳动是正常的事，你们要是不去，有可能让你在十一连呆一辈子，所以能回唐山是上策，调到三师是中策，留在十一连是下策。”就这样，1972年6月姚克被调到了三师师部粮食科，1972年底给分了房子，我们才搬家过去。为此，我们也要感谢师部，让我们躲过了唐山大地震一劫。

兵团三师师部所在地，原来是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的地方。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是由1959年组建的合江垦区科研所和牡丹江垦区的八一农大农科所合并建成的，1959年时就在这个地方。当时的成员主要是由一大批北京农业大学五十年代的毕业生，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和南京农业大学等一批名牌的农业大学毕业生组成。经过十年拼搏，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在黑龙江省相当有发展潜力的科技队伍。在1969年6月兵团组建时科研所被撤销了，将80%以上的科技人员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其中如小麦育种主持人、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老A，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853农场老头队沿街卖酱油。科研所只留下二十余名家庭出身好的人员，归属三师司令部生产科领导，在那仅剩的一栋科研所化验室里抓各团（场）的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同时十年科研育种所形成的材料，在这次混乱中也损失了大半。而科研所原来办公的三栋房子，变成了兵团三师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所在地，姚克就在后勤部粮食科上班。他们科的科长和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现役军人。到1970年2月兵团才恢复重建科研所。

比在十一连优越的是这里有中、小学校，还有幼儿园、托儿所、机关食堂、百货商店、邮局、银行。虽然没有像在十一连每年白给分烧火用的麦秸、玉米秸秆，还把土豆、洋白菜、西瓜香瓜的，送到家再收钱。可是这屋里有火墙、火炕和炉子，每年冬天卖给每户两吨煤给送到家，从木材厂每年还可以买到二百公斤烧火用的木头，房前屋后还有很大的一块空地，可以自己种菜解决吃菜问题。这样孩子有地方放，吃饭可以上食堂买馒头，冬天屋里也不会再冷了，解决了我上班的后顾之忧。

我急着要上班，就到组织科去报到，等待分配工作。来之前就听姚克说过，师部只有三师科研所和中学适合我去，但科研所不欢迎女的去，而中学并非缺老师，而是缺教学水平高的老师。一位姓毕的现役军人接待了我。我说：“我是学农的，当然我希望到科研所，可是我听说科研所不欢迎女的去，那我就不去了。中学要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我又没当过正式教员，怎么办？”毕干事说：“他们说了不算。你就在家耐心的等着，我爱人刚调来时就等了两个多月。”我不敢想像，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在家呆两个多月？以后每隔一天我就去组织部找一次，总觉得在家呆着不干活儿，像犯了罪一样。终于在1973年1月1日我被正式调入兵团三师科研所，步入科研殿堂了，那是我心中神圣又崇高的地方。可是我回家以后姚克却说：“科研所里大多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好像看不起八一农大的学生，认为你们学校没有教授，教出来的学生没有理论，只会干活。”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干才能叫人家看得起呢？！我在这里开始了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拔涉。

一、发奋撵上

开始我被分配到农业组，跟一个男主持人老林和两名工人小马、小石在温室里搞“小麦T808不育系利用”的研究。什么叫“不育系”，在大学时老师曾简单讲过，但经过七年的生产队劳动，早忘了。我只能跟着工人们学着给不育株套袋、做杂交。我十分着急，一天问老林：“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和你们懂得一样多，你教教我吧。”他说：“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三五年吧。”他拿给我一份在全国会议上介绍T808小麦不育系及恢复系的材料，没讲什么。我觉得他太牛气了。冬季温室结束了，他叫我写总结，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写完后交给他，他却连看也不看地说：“行了，你放下吧。”原来他早已把总结写完交上去了。这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考验。

然后，春天我们又把这些种子播种到了试验田里。到了该鉴定病害的时候了，我和老林在地里大眼瞪小眼，原来林主持人是刚从玉米组调来的，他对小麦病害的鉴定方法也不会。“你去跟他们学学吧！”他指着那边正在调查的一伙人对我说。我走到这伙人前，见到是组长荆玲影、搞区域试验的王高峥、鉴定圃的刘树华、还有主持人老A等七八个人在搞小麦锈病鉴定。我说：“怎么调查呀？老林派我来学学，教教我吧！”只见那位年长的负责人老A说：“你就跟着干吧！干干就会了。”我看着这伙人中只有老A一个人不时的从小麦植株上揪下一片叶子，看了看扔掉，再揪下一片叶子看看又扔掉，揪了许多片叶子后，他说：“40%，轻”。他不停地这么做，王高峥是专门记录的，其他人都跟着走，我也跟着走。可他到底看的是叶子上的什么呢？我一直也看不懂。又不可能越过老荆和老王挤到老A跟前看。跟着他们走了一上午，什么也没学到，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我不理解老A为什么不能拿一个叶片给我讲一讲，锈病的病斑什么样？划分轻中重的标准又是什么？可以说这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在业务上不屑一顾。

我气呼呼地回到家里，想起了毕业前学校发给我们的一份课堂上没来的及讲的参考资料，我翻出来一看，是“各种作物病害的特征及鉴定方法”，资料极其详尽，把各种作物从根到叶到穗上的各种病害的样子、划分类型及标准，全都用表列了出来。我仔细阅读，并在中午地里没人的时候，我拿着材料到地里，对着讲义一样一样的去识别。原来他一片一片地揪叶片，看的是小麦“叶锈病”。可是这鉴定标准上明明写的是按叶片上发病的情况分为“普遍率”、“严重率”和“反应型”三种，“普遍率”是指发病的叶片数占所有叶片数的百分比；“严重率”是指每一片叶子上病斑面积占整片叶子面积的百分比；“反应形”是指发病的病斑是属于那一种类型；可他实际上只调查了“普遍率”和“严重率”，他所说的30%、40%是指的那一个品种发病的“普遍率”，即他一个品种随意摘取十片叶子，有病斑的叶子所占百分比；而他的“严重率”是按叶片上发病病斑的严重程度，按“轻”、“中”、“重”分的；根本没有“反应型”，可是“反应型”却是区分品种是属于抗病的品种还是属于易感染病的品种，非常重要，他却没调查。所以我又在地里对照着书上“反应型”的“免疫型”、“近免疫型”、“高抗型”、“中抗型”、“感染型”的标准样子，寻找不同的植株样本，终于学会了小麦“叶锈病”的鉴定方法，并且以后全小麦组只有我一个人是按这个标准调查的。

后来我想这件事也不能怨人家看不起我、不教我，因为人家一伙人在调查中，总不能让大家都停下来，专给我一个人讲呀！虽然下来以后他也没有来找我，可是我再也没有找他去学呀！但这件事训练了我争气的精神。

1973年冬在吉林公主岭召开“北方春小麦区域试验会”，我们组是负责搞“区域试验”的王高峥参加。我特别想去学习学习，以使自己能尽快的进入角色，就一再地要求参加，没想到李xx所长说：“让她见识见识去吧！”于是我和王高峥一起去了公主岭。在会上，我认识了辽宁省农科院的小麦育种专家陶湛老先生，吉林省农科院的老专家王敬先老先生，东北农学院的佟明耀教授，克山农科所的育种专家肖步阳先生，还有黑龙江省农科院和中国农科院的一批专家。我听他们在评价每一个品种特点时，用的都是专业行话，好神秘又好高深啊！我意识到那就是我今后要攀登的高峰。

也是在这次会上，我才知道了培育成功一个小麦新品种，至少要经过十年时间（利用冬季南繁缩短育种年限），它包括通过“原始材料”的鉴定1-2年，选出供杂交所需要的亲本材料；然后配制杂交组合，进行“亲本杂交”1年；接着对“杂交后代的选育”5-6年；把选出的“决选品系”进行小面积鉴定1-2年；再把经过鉴定选出的优秀品系提升，参加较大面积的多点联合“区域试验”2年，选出连续比试验对照品种增产10%以上的品种；然后将这些品种提升试验面积在半亩地（330平方米）以上的“生产试验”1年；最后要经黑龙江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批准，才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小麦育种是一个大家为了共同的育种目标分工合作的大课题，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干好自己负责的那一段儿，育种进程才能快。

也许是由于兵团成立几年来，粮食产量和向国家上交的商品粮数量都逐年减少，被李先念副总理批为“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1974年科研所搞育种的各课题组长都改行去搞作物的高产攻关。小麦攻亩产800斤，玉米攻亩产2000斤，大豆攻亩产400斤，王高峥被派到58团去搞玉米高产攻关，由我接替了他的“区域试验”任务。小麦“T808不育系研究”课题被砍掉了。

我学习了以往年份的小麦“区域试验”总结，给自己提出了“每年一定要有新的提高”的要求。于是1974年我首先在试验方法上有所改进，舍弃了以往采取的“对比法”、“三次重复”，改为“随机区组法”、“四次重复”，减少了对照品种占地近三分之一的面积，增加了试验品种的重复次数，用“生物统计”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作增产效果的显著性测定（而以往只是和相邻对照品种进行增减产百分比的简单计算）使试验数据更科学合理准确，如测定结果是增产不显著，则计算出的增产百分数即使再高，也是不准确的，说明试验误差比较大。

搞品种区域试验工作，我感到比较麻烦的是播种一环。参加区域试验的品种有三十多个，既有省里统一布置的，又有我们自己安排的，如1974年我就从克山农科所引入克73-402、克73-441、克73-512等品种，1976年我从八一农大引入了农大75-6532、农大75-6533等品种；按成熟期的早晚，既有早熟组的，也有中晚熟组的。首先要根据不同品种的发芽率，计算出亩播种量。为了加快播种速度，要在播前先在小区播种机上调试播量，我和农业试验队的队长田友良一起，一个一个品种的调。这位抗日战争时的老民兵、至今腿上还留着弹片伤痕的老人十分热心认真，我提出播量要求，他负责调机器，我用秤来称重量，调到适宜的播量时，记下播量刻度，然后我和他一起把播种机里面的种子清理干净。为了保証不混种，一粒种子也不能留。接着再调下一个品种的播量，一直把所有的品种都调试一遍。三十多个品种调播量需要两三天时间，最费事的是每个品种都要清理一遍播种机，我们敲打振动着播种机，把每一个齿轮间隙都要清到，防止混种是我们搞品种工作的第一大要务。正式播种时，还要在每个品种播种前再调一次播量，保証准确才播种。每个小区1·5米宽，10米长，15平方米面积，每个品种播四次重复，还不能播在同一条直线上，老田赶着马拉播种机在试验地里，前后左右地按着我设计的随机区组的位置播着。播完一个品种清理一遍播种机，再调试下一个品种的播种量，要保証同一个组的十余个品种在同一天播完。区域试验的三个组要三天完成播种。

种子出苗后，要调查每个小区的出苗密度是否符合要求，然后按计划進行田间管理。收割前，我用我自学的病害鉴定标准对每个品种的各种病害進行抗病性调查。小区收获要求人工收割，每个小区收的麦子要捆成4捆，每捆上要挂两个写明小区区号、品种名称的纸牌子，防止万一刮碰掉一个牌子造成混种。然后把种在四次重复里收的十六捆麦子垛在一起，准备室内考种（调查株高、穗长、每穗粒数、千粒重等）、脱粒、称重、计算亩产量和与对照品种（早熟组对照为垦149，中熟组对照为克丰一号）進行增、减产百分数的计算及進行增产显著性测定。我干的有兴趣极了。

当我把第一年的试验总结报告交给主持人老A的时候，我看到他在我的总结报告中的一些话下，比如“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苗头”，“是大有希望的品种”的字下面，用红笔画了删去的记号。他说：“科学试验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切就靠真实的数据说话，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这对我是一次不小的震撼，体会到了什么叫作“严谨”的学风。他对科学的严肃认真态度，使我对他肃然起敬，我一定要学习他这种态度，决心以后要干的更好。

我爱生活，我爱绿色，我爱花朵。这期间，我利用中午和晚上下班时间，把自己家门前的小园子打扮的跟小花园一样。在屋门一出来的地方，搭起一个架子， 然后种了葫芦、丝瓜等爬蔓的植物，它们的蔓爬满了架子，形成一个绿色走廊，结的小葫芦和丝瓜垂掉下来，人在架下，有好美的意境；我种了刺梅、西番莲、美人蕉、法国芙蓉等许多种花，开得五颜六色，争相斗艳；我还把我学的种菜技术全用上了，种了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土豆、豆角等，满园丰收景象。我看着这些美，欣赏着这些美，我的试验研究工作也要这样美。我要发奋撵上！

二、寒冬

可是当我正要奋进的时候，电影《创业》公演了，从影片中“谁是油田的主人？”引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谁是科研所的主人？”是科技人员还是工人？报纸上也登出了“从旧学校十七年培养出的知识分子，九分无用一分歪曲。”1974年7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八省市科研单位座谈会，认为原来的科研所都是“关起门来搞科研”，“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土壤已经板结了”，会议要求各科研单位，都要抓住“开门办所”和“掺沙子，改良土壤”这两个新生事物。我们科研所党委立即组织各研究室的领导，到大寨、大庆、吉林九站农科所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去参观，学习他们“让科学研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经验。回来以后便在所内提出“开门办所”，“掺沙子”等口号。在课题研究上提出“以工人为主体，技术人员当参谋”；在机构编制上，技术人员与工人混编。在各研究室和各课题组内，设一名工人担任正职或副职领导；并从各农场抽调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到课题组“掺沙子’，以加大科技队伍中工人的比重。比如原来工人试验队的队长田友良，成为我们农业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室从各农场原来是科研班的骨干中，抽调了一批工人充实到各课题组。仅我们小麦组就新增加了四名工人（贾志安，王忠宝，韩慧敏，李毅），并且任命从五师五十四团调来的工人、知识青年李毅为小麦组的正组长，还有原来课题组的两名工人，（知识青年刘树华和冯志文）工人共六人，而科技人员只有4人，组长荆玲影却还被要求搞小麦高产攻关，实际上搞小麦育种的只有三名科技人员。在课题设置上，多数课题都拿到基层去与农场合搞。

记得1974年秋末，北大荒已经开始冷了。所党委要求每个科技人员都要到农场去学习生产，熟悉生产，实际上是去进行劳动锻炼。大部分人都下去了，只剩下我、郑敏、周芳翠和刘静茹四个女同志，因孩子太小都只有三四岁，离不开家。所领导就把我们派到离家最近的生产队-科研连去了，上工的路大约要走三四十分钟。又偏巧当时师部幼儿园正流行肝炎，为防止传染暂时关园了。幸好我、周芳翠、刘静茹的爱人，都在师部机关工作，只好由他们每天带着孩子上班。而郑敏的爱人是科研所的领导，不能带孩子上班，于是每天天不亮郑敏就背着她三岁多的儿子往生产队跑。农村的习惯是一大早先到地里干一气儿活儿，然后回家吃早饭，吃完饭再去上班干活儿。郑敏要求自己特别严，经常是科研连职工还没有到时，她就带着孩子先到了；而我们是吃过早饭才去上班，结果弄得我们三个人非常紧张被动。可在那个年代，谁敢不积极呢。

1975年所里更是成立了大批判核心小组，经常写批判“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大字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我们每人都写大字报。所里还作出明确规定，每个科研人员每年必须有三个月时间参加劳动，而且参加自己试验地里的劳动，如除草、收割小麦等不算参加劳动。我天天计算着已经劳动的天数，怎样才能既把课题研究干出新水平，又能完成劳动的天数呢？可叹的是课题研究干的怎么样没有人管，而参加劳动日的统计表，却是要每月公布的。

记得那年大年初三，为了表示对陈永贵副总理到兵团视察的欢迎，一大早通知我们去清理厕所的粪便积肥。那时的公共厕所都是架在一个有二米多深的粪池子上的，我们一个个跳下粪池子，用镐头去刨已冻成一人多高的大粪柱子，溅起来的粪渣、尿冰，溅在我们的身上、头上、脸上，和汗水交织在一起……。

也是这一年的冬天，所里又提出要挖排水主干渠，每个人都要参加，老弱病残者也不例外。当时气温零下30多度，地冻的超过了三尺深，完全用人工开挖进度十分缓慢，于是有人向领导建议，是否用炸药把冻土层炸裂以加快速度。可是所领导的回答却是：“不行，就是为了让你们体验体验劳动的艰难！”这就是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认为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仍然属于资产阶级，而不算工人阶级，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改造。中午饭由食堂把热包子送到工地，但是如果你想借机坐下来休息一下，要不了多会儿双脚就会冻僵，所以我们只能站着边走边吃，吃完以后立刻干活儿。刨冻土的多数是男同志，我们女同志用铁锹，把他们刨下来的冻土铲起来甩到大坝上。本以为他们会刨完一大堆后，停下来歇一会儿，等我们铲完以后再接着刨冻土，可是那些可爱的“老九们”，（在那个年代最坏的地、富、反、坏、右等八种人除外，知识分子排第九，被称为臭老九）却一下也不肯停，我们铲这堆冻土，他们换个地方再刨。我自信经过1958年、1959年的艰苦劳动锻炼和十一连的几年实践，对这一切我都不会再害怕，可是没想到经过1970年的流产刮宫和肺结核病，1973年又犯了肺结核病，1974年夏又是因为尿血住進医院，我的体力已明显不行了，真想坐下来歇歇。但是看到比我年长的老科技人员都能坚持，他们也都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在证明他们的忠诚，我也不能懈怠。

为了帮助工人同志提高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1976年农业研究室成立了“五七红专夜校”，要挑选可靠的科技人员当教员。我被通知去给农业研究室的工人讲课，让我给他们讲“语文”怎样写作文、写总结；“数学”讲简单的四则运算、百分率的计算；和“田间试验方法”三门课，夜晚还要批改他们的语文、数学作业，而且我的讲课时数还是几个教员中最多的。我感觉这是组织对我的极大信任，心里暖暖的，因此我白天干科研，晚上当教员，干劲十足。可是有一天我去研究室主任办公室找主任问事，办公室里没有人，我无意间看见主任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研究室党支部写给所党委的报告，那上面写了研究室党支部如何贯彻所党委的指示，抽取可靠科技人员当教员，给工人讲课的名单和承担的讲课内容，在我讲课内容的承担科技人员名字下，写的却不是我的名字，而是另一名出身比我好、但却没有承担讲课任务的人。我立时惊呆了，为什么？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一入科研所就交了入党申请书，几年了却没有人找我谈过话？原来我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不能被重用的人，我只能入“另册”。当时，我的心在流血。

但是后来兵团三师设在钢厂附近的“五七大学”、二十八团“五七大学’，也要我去讲“田间试验方法”。记得有一次，三师“五七大学”举行结业式，让我代表兼职的老师讲话，讲完之后会场上掌声不断，下来以后，在会上讲话的一位三师副参谋长问我：“为什么给你的掌声比给我的掌声还多？”我知道我的讲课内容都是从我苦苦钻研的实践中得来的，我经常向学生们讲我的教训，所以受学员们欢迎。在二十八团“五七大学”也是一样。连续三年我给这两所“五七大学”的学生，每年都讲一个星期的课，至于往上级报不报我的名字，我已无所谓了，因为我看到了自己活着的价值。

同时1974～1978的五年中，我一直负责小麦品种“联合区域试验”，为此我几乎跑遍了兵团三师和六师的各个农场试验站，特别是六师的各试验站，因为组里分工我负责六师的试验。所以那几年里，我年年都到那里的各农场试验站去，一是观察了解参加“区域试验”的各个品种在当地的表现，为提出推广意见作依据；二是为推广我们小麦组选育成的“钢107”、“钢108”两个品种作宣传，我把这两个品种的优点和与其它品种比较的结果，都如实告诉各农场，使他们了解这两个品种的特性并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在以后宣布的奖励为推广这两个品种作出贡献者的名单中，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开始心里一惊，但我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依然把干这项工作当成是我的职责，兢兢业业地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小麦组的人员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的课题组长荆玲影调走了，北京知青冯志文和哈尔滨知青李毅都返城了，1978年调回了老科研所时期的小麦组技术员胡祖华和朴玉显，小麦组的技术力量加强了。

三、艰辛的研究探索之路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老A代表我们所去北京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以他为主培育成功的春小麦早熟品种“垦149”、畜牧研究室科技人员选育成功的“瘦肉型三江白猪”和农机研究室科技人员研制的“清淤开沟机”等三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有七项科研成果获黑龙江省科学大会奖；1977年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全国农林科技展览会”中，竟有介绍我们这个地处祖国边陲的小小科研所约十五延长米的科研成果展区；我们科研所分别被全国科学大会和黑龙江省科学大会授予“先进集体”、“科技战线的先进集体标兵”称号。我们组的老A在红兴隆农管局科学大会上被授予“科技尖兵”称号，1978年被提升为主管科研的副所长。我为自己能在这样的集体中生活和工作感到光荣。我们知识分子被由从属于资产阶级提升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的主人了，我又一次想到要入党，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1976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恢复农垦建制，改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兵团三师改称红兴隆农场管理局，我们三师科研所改称红兴隆科研所。我们科研所党委向全体科技人员提出，为提高科学试验水平，要求大家多学习以前的科技文献资料，规定每名科技人员每年要阅读一百篇科技资料。至今我都要感谢所党委的这一英明决策，是它把我引上了开始研究探索的路，并取得一些成绩。

1977年底，农业研究室第一次召开了全室课题年终总结汇报大会。玉米育种主持人老陶把一大堆试验数据列表贴在黑板上，她在进行玉米抗冷育种研究的总结发言，她的这种作法对我激励很大，我感觉这才叫科学研究。我们组的工人组长李毅非鼓动我在大会发言。说老实话，几年以来我一直对我们的小麦育种目标不甚清楚，虽然主持人每年都把“早熟、高产、抗灾、质佳、适应性强”十二字育种目标写在方案里，但这都是些说不准的东西。多少天为早熟？亩产多少斤为高产？高产的品种长什么样？我渴望全组每个人都掌握，这样在大家分管的各项试验中才能按同一个标准去选择，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大海里捞针。如从1973年起我们就大量引进被称为挽救了印度粮食危机的绿色革命-墨西哥矮杆小麦品种，但在我们这儿年年试验产量都不高；全省小麦育种权威肖步阳先生  提出的生态育种-抗旱型、抗涝型和丰产型的不同指标，“克”字号品种在我们生产中也占了统治地位，但为什么在我们试验地里如克73-441、克73-402前期长相大家都认为特有希望，可是一到生育后期叶子就早枯了？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带着所有的这些问题，在组长的鼓动下，在会上我大胆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对育种目标的认识，但我没有试验数据，只是几年来的感觉，一直让我深深思考的问题，我希望能引起大家重视，可使我们少走弯路。

没想到，参加听汇报的科研所所长和红兴隆管局科技处长都说：“好的很！科技人员就应该这么想！”更没想到，科研所的建所元老、育种权威之一的张xx马上站起来说：“小崔，你懂什么叫育种吗？”言下之意，我根本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我羞愧又愤怒。

是的，在一些权威眼里，虽然嘴上说育种的各个环节的试验都很重要，实际上却认为只有负责搞杂交组合配制和对杂种后代进行选择才叫“育种”。而在实际工作中也只有主持人和专家在搞这一部分工作，我只是负责区域试验的，当然没有资格谈那部分的问题了。但区域试验要选好的品种推广，不也是要有个选择标准吗？应该选什么样儿的？为什么我没资格说？

我下班回家，把被张xx当面指责和奚落的事情和爱人姚克说了，他气愤地说：“这也太欺侮人了！咱拼了，从今以后只要咱家能吃上饭，家里髒乱的像猪窩一样你也甭管，争取三年打平手，五年超过他们！”这话也像是我们家的誓师动员令，全家人都跟我忙活起来。姚克在上班之余为我搜集到全管理局五个不同农场气象站从历史开始有记录起的气象资料，他按不同点、按年、月、日的把各项气象观测资料给我规整的抄在资料本上。十岁的女儿帮我写各种小区收获的纸牌子，或傍晚和我一起到田间做补充调查和记录。我从此走上了争气路，停不下来。

1979年初，小麦组安排我负责“小麦原始材料鉴定”研究，即通过对大量小麦品种资源不同性状的鉴定和筛选，从中选出具有极端优良性状的“偏才”（比如穗子特别大、穗粒数特别多、特别抗小麦某一种病害的或兼抗几种病害的，茎杆韧性好的、又抗倒伏的，籽粒饱满度或品质特别好的等等）的材料和综合性状较好、但仍达不到目标要求的品种，提供给“杂交育种”时做杂交的父、母本“亲本”用，所以它是小麦育种最原始最基础的一环工作。接受任务后，我就到东北三省各大科研单位去“引种”。由于在1973年底的北方春小麦区域试验会议上，我认识了那些老专家，而且那时我是一个新兵，渴望学习新知识，所以在会上我不断提问，给他们留下了我好学的印象，结果这次我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并把他们培育出的最新品系（即还没有推广的但却是最有希望的高代品系，如当时引进的辽春八号、克76-686、克77—413、克76-751等，后来都成为我们杂交育种的重要亲本）提供给我，回来后当年我播种了小麦原始材料880多份。我当时干劲特别足。

从出苗起就天天到地里去观察记录，特别炎热的时候，许多人要躲过中午最热的时候才下地，而我要去看哪个品种抗晒不打蔫儿；刮大风下雨的时候，许多人要等风雨停了以后才下地，而我要去看哪个品种不怕风吹、抗倒伏。结果挨了雨浇，我又尿血了，住进了红兴隆管局医院，就在要出院前的一天晚上，在医院广场看了朝鲜电影《勇敢的人》，当那位英雄为了不在敌人面前暴露组织的秘密，它咬下了自己的舌头的这一画面一出现时，我的心脏骤然紧缩了，回到病房就上不来气，呼吸困难，感觉快要憋死了。大夫给我输了三口袋氧气，还吃了治心脏病的药才缓解了。大夫说：“是心血管神经官能症”并告诉姚克，让他注意我以后精神上要少受刺激。

到了收获季节，首先要对这880份材料在田间进行一次抗病性的总鉴定，主要是小麦“叶锈病”、“秆锈病”要按照“反应型”、“普遍率”、“严重率”去调查；小麦“根腐病”、“叶枯病”、“赤霉病”和“散黑穗病”，要按照发病的轻、中、重程度去调查。我的课题辅助工人韩慧敏已经成为我的得力助手了，我教给她识别的标准，开始时我和她一起蹲下，一株一株、一个叶片一个叶片的检查是否有病；后来就经常是她蹲下检查，我记录。

记得有一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为了落实政策，小麦组从农场调来一位年近60岁的女科技人员，由于她五十年代是专学植物保护专业的，所以为了照顾她的专长，让她搞“小麦锈病鉴定”。她从我们每个人手中要了一部分品种，种在实验室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到了该鉴定的时候了，领导把我的助手小韩派去帮她进行调查。她是每个品种随机摘取十片叶子剪碎放在蒸馏水里浸泡，然后再吸取浸泡液在显微镜下观察，检查是否有“锈病孢子”，以“孢子”的数量确定品种的抗病性。小韩是在田里实地检查植株，用肉眼识别。与我们试验地不同的是，我们地里专门种了许多“感染行”，然后在上面“接种”各个不同生理小种的“锈病孢子”（即给其注射“锈病孢子”菌液），让“感染行”发病，以后随风在试验地里传播“锈病孢子”，目的是检验我们那些试验品种，是否具有抵抗锈病孢子侵染的能力。一般情况下，除免疫和抗病的品种以外，多数都发病较重。而她的试验地不接种病菌，所以一般情况下多数品种发病较轻，因此她在早期随机摘取的叶子，就不一定能摘到有病的叶子。可小韩是每一株、每一片叶子都检查，一下子发少了不少品种叶片上有病斑。她把小韩告到研究室主任那儿，说小韩把她的好材料都糟蹋了。小韩却说：“是崔技术员教我这么调查的。”这时有人告诉我：“崔技术员，你要倒霉了。”我信任小韩的调查结果没吭声，最后是在研究室主任亲自监督见证下，让小韩再检查一遍，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当田间调查全部结束之后，我们按“品种”全部连根拔起（每个品种种一米长稀植、密植各一行），打捆，每个捆上挂两个标明区号的纸牌子，然后进入“室内考种”阶段。每个品种要考察二十株，先数“有效分蘖数”（即每一株有几个结麦穗的分枝），然后用卷尺量“植株高度”，主麦穗的“穗长度”；接着检查“有效和无效小穗数”（一般每个麦穗由10-20个小穗组成，结麦粒的小穗称‘有效小穗’，不结麦粒的小穗称‘无效小穗’）及一个小穗上最多结的麦粒数也称“多花性”（一般每个小穗可以结2-5粒麦粒，结的越多，丰产性越好）；然后用手工把全株的籽粒搓下来、用嘴吹干净，查清“单株总粒数”或“单穗总粒数”；再用天平称“单株粒重”或“单穗粒重”；最后记录“种子饱满度”，才算结束一个品种的考察。一般情况下，这几道工序由试验队的几名工人流水作业，我负责记录和最后一项“种子饱满度”的目测。我有事不在的情况下，由我的助手小韩带着工人干。

“室内考种”全部完成之后，我把那880页的调查登记表，晚上拿回家中计算。由于我们家只有一张桌子，要先满足三个孩子学习用，等他们都睡下了我才能开始。当时没有计算器，一切全靠打算盘或用笔算，首先要把每一页中的二十株调查结果计算出各项平均数，并从“单穗粒重”和“单穗粒数”计算出“千粒重”，然后登记造册，用来比较各“品种”的优劣。我爱人姚克经常在睡梦中醒来，发现我还在打算盘，就坐起来说：“来，你读数，我帮你打，这样能快些。”

等880个品种的各项平均数都计算完了以后，我忽然想起在阅读过的文献资料中，有一篇是五十年代中国农科院人写的谷子试验报告，他用“相关系数法”计算出和谷子丰产性状相关的因素，我何不也拿来借鉴一下这个方法，看看小麦的丰产性状和哪些因素相关呢？但是我还没有把握用在谷子上的方法是否也能用在小麦上，于是我先试着计算一下小麦“穗长”和“单穗粒重”的关系。

但是这个计算可不像计算20株平均数那么简单，“相关系数”的计算我在大学“生物统计”课时学过，但从未应用计算过，这是第一次。“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我首先要把880个品种的“平均单穗粒重”加起来就是∑x;把880个品种的“平均穗长”加起来就是∑y；再把这两个数相乘，除以品种个数880，就是

。最后把算出的这些数，代入公式，再用笔计算相乘、开平方、相除等，才能最后求出“相关系数”

。

我终于算出来了，小麦的“穗长”与“单穗粒重”的相关系数r等于0.713，表示“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r大于0·66为高度正相关，在0·33-0·66之间为中度正相关，小于0·33为低度正相关，若为负值说明是负相关。相关系数越大，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越密切）我立刻兴奋起来了，这个结果就是告诉我，在我们这个地方要选穗子长的小麦，产量才能高。小麦的穗子有纺锤形（穗子根部大，顶部小，似纺锤）、棍棒形（穗子顶部大，根部小，像棍棒）、长方形（穗子像长方形）三种，而以纺锤形、长方形的麦穗比较长，说明我们要选这两种形状的小麦，容易高产，而不选棍棒形的。

我决定用我“考种调查”的这些数据，继续往下探讨小麦“株高”、“有效小穗数”、“小穗最多粒数”、“单穗粒数”、“千粒重”与“单穗粒重”的关系。可是谈何容易啊！仅一项相关系数计算就是8800多个数据，要检验五项就是44000个数，为保证算出来的数准确，每次都打两遍。万一遇上某个数打错了，两次计算结果不一样，我们就要再算第三遍第四遍，直到取得两次相加的结果相同为准。而那880个数据我读，都要读一阵子，半夜坐在土炕上头晕脑胀的姚克打算盘，我们不知道一共错了多少次重来。当姚克帮我把这些基础数据算出来以后，我就把这些数据代入公式，再用笔计算乘除，开平方。我没想到我最后算出来的小麦“穗长”、“有效小穗数”、“多花性”和“每穗粒数”，都与小麦“单穗粒重”呈“高度正相关”，均在0.7以上；“株高”与“单穗粒重”呈“中度正相关”，等于0.5；而“千粒重”却与“单穗粒重”呈“低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3以下。也就是说，在我们那儿小麦育种选种要选穗子长、“多花性”好、“有效小穗数”多、“单穗粒数”多的类型，并且“植株”要有一定高度。但不是选“千粒重”高的大粒形。

这一结果让我喜出望外，我没想到科学研究这么有意思，它能揭示出表面看来不相干的东西的内在关系。它也等于告诉我们，前几年学习墨西哥小麦流行“矮杆育种”热，我们配了不少矮杆组合；后来在全国又掀起一股“大粒育种”热，我们又加入大粒组合，这两种作法在我们那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都是不适宜的。这一结果又激励着我，不管多难都要继续往下探索。我尝试着把这一结果写成一篇论文，这也是我这辈子写的第一篇真正叫做论文的文章，并小心异异的在手稿上写了“习作”二字（因为在那个年代写论文有“成名成家”之嫌，知识分子要夹着尾巴做人）我把它交给了主持人老A。

从心里说，开始我是想争气。但从1978年老A当了副所长后，他白天在办公室里当所长，清晨或傍晚都要到试验地去观察、调查。对于一个比我年长九岁的老同志这种工作态度让我折服。我经常看见他一坐下就腰疼的很难马上站起来，所以我从心里想帮他多做一点工作，当有外单位到我们试验地参观时，我生怕他来不及准备，就悄悄递给他一份我掌握的材料，如新的气象资料等。我多么希望他看完我写的论文能提出中肯的改正意见，然后成为指导我们小麦育种的根据。可是我没想到，他看完后对我只说了一句话，竟是“你准备发表吗？！”委屈的眼泪在我眼眶里转，我真想说：“老A，我这是写给你的，你当所长没时间干这些具体事，我替你做了。”

“想发表，我根本就没想过。”因为经历过六十年代不断的思想改造，而且共产党一直要求“知识分子要夹着尾巴做人”；我更不知道自己的论文可以随意发表之事，因为以往科研所出的一些科技期刊所刊登的试验总结之类文章，都是领导说登谁的文章，就登谁的文章，而不是个人投的稿。但他的话不仅激怒了我，也提醒了我，为什么正确的东西不能发表？

结果在1979年底科研所组织的第一届全所科技人员的科技论文宣读会上，农机研究室的熊映青、畜牧研究室的刘云生和我的这篇论文，被评为全所最佳论文，我是农业研究室唯一的获奖者，并在1980年初的《北大荒农业》期刊中发表了，这进一步激励我要继续往下探索。

四、我为垦区争了光，但是……

有了这次经验，1980年我又重复了这个试验，并且新增加了“箭叶面积”（小麦植株最上面一片叶子为箭叶）和最上面一节茎“茎秆长度”的测量。因为我认为小麦籽粒最后“灌浆”靠的是这些绿色部分的“光合作用”，所以我以它们的面积大小来探索与“单穗粒重”的关系。

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小麦育种主持人老A提出将小麦“南繁”（冬季在南方繁殖）的地点从海南岛改为云南省元谋县。他说根据他调查的气象资料，在云南元谋一个冬季可以种两季小麦，而在海南岛只能种一季。因为小麦“杂交育种”的“后代”必须经过六个生长季，才能使各种性状稳定，从而才能“决选”。以往是每年配置400～600个“杂交组合”（如想选育既丰产又抗小麦锈病的品种，就用丰产性好的品种甲作母本，与抗叶锈病的品种乙作父本杂交，为一个杂交组合。但其后代有的像母本，有的像父本，有的却具有父母本的缺点，真正具有父母双方优点的极少，且从第二代开始性状分离，到第五六代才稳定，所以要经六个生长季节才能决选。要做大量杂交组合才能增加选出好品种的机率），将种子在北大荒种一季，海南岛种一季，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这六个生长季的过程。而在云南元谋，一个冬季可以种两季，则可以将决选时间由三年缩短为两年。

在小麦组讨论时，我十分钦佩老A的这种精神，因此我是最积极支持他建议的。但这也意味着要增加全组的工作量，每年两季“南繁”（约需八个月）至少要去4个人。同时大家也有一个共同心理，就是害怕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认定，“第一季”必须由老A亲自去才放心；为了防止万一种两季不行，绝了种，全部种子一分为二，带走一半留在家里一半，并且安排了两季去的人员，没有我。

可是临到要出发了，一天傍晚老A到我家去找我，他说：“我接到通知要出国，去加拿大国际小麦玉米育种研究中心学习考察，你能不能替我第一季去‘南繁’，并且‘打前站’？你若不去，我们这个计划就可能要泡汤。”可我根本也没想过会让我去，因为在我之前像我这样小孩还小（我小儿子9岁）、家里又没有老人帮助照顾的女科技人员，还没有一个去过南繁的。但当时我想小麦组去过“南繁”的人有好几个，特别还有另外一名主持人老林也是很有“南繁”经验的，而我一次也没去过，他为什么选中了我？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最大信任，而老A的期待与计划可能泡汤的现实，使我像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其实我对到那儿应该做些什么？一点儿也不知道，更别说要我一个人先去打前站了。而且这一走至少四个月，把家和三个孩子全部交给姚克一人负担，也实在是够他呛。但为了实现缩短育种年限，为了老A的信任，我只有不顾一切去拼了。

为了抢时间，8月5日我从北京坐三叉戟飞机到了昆明，又从昆明换火车到了元谋，一路上过的隧道山洞比平路还长，修铁路的铁道兵们该是多么不容易啊！后来他们告诉我，几乎是平均修一公里就牺牲一个人，在昆明到元谋县之间就有4座烈士纪念碑。

到元谋县农业局才知道，去元谋县农场要翻过两座小山包。我又走到元谋县农场，先与农场领导落实了试验用地问题。8月15日贾xx带着种子赶到了，他问我：“划印器做了吗？试验用的木牌子准备了吗？”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做这些呢！幸亏有“南繁”经验的小贾帮助了我才没有耽误播种。

8月22日那天农场的钟队长带着工人来了，他们把地整成一个一个的水平池子，（即畦田）池子之间是人行道。他说：“播种吧！”我一看说：“不行！”我想起临走时小麦组的人嘱咐我：“一定要起垄种在垄上，千万不能种在池子里，不然会被水淹的。”我说：“一定要起垄种！”他质问我说：“是你懂得我们这儿，还是我懂得我们这儿？”和我吵的最厉害的是女副队长，她几乎要把我吃了。她说：“咱们队长种地这么多年，不如你们懂我们这儿的土质和条件吗？”经他们这么一说我害怕了，这么多年以来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一直是我思想改造的重点，我怕再被扣上“不向工农群众学习，看不起工农群众”的帽子，就按他说的全部种成了畦田。

天不作美，播种后第二天半夜，一场大暴雨把整个试验地淹了。我和小贾，天一亮就顶着雨一个池子一个池子的抓紧挖小沟排水，以后又要把被暴雨打的已经板结的土壤表壳用小钩子一寸一寸的进行疏松，可是有两个池子的水怎么也排不出去，水面一直有一公分多高。种子出苗时，虽然大部分出的不错，可是那两个池子虽然没有水了，但也没有苗，我不知道该怎样向课题组交代？我担心种子已经毁了，赶紧给小麦组写信做检查，并且为了及时和组里取得联系，我每个星期都给组里写一封详细汇报信，汇报我们的试验情况。

八月底第二期播种期到了，仲队长不再和我争辩，老老实实地和工人们帮我们修一块块小台田。播种后当把水放进沟里时，我又傻眼了。一是各个台面不等高，结果有的台面被水淹了，有的台子水只到底部；二是当地的土壤虽是沙性的，但极细密，水根本不可能从台田的四周渗进台田里。我和小贾又只能用脸盆一盆盆的往台面上浇水。

总结了前两次的教训。我们第三期播种改成了畦台式，就是把整个地做成几个大畦，四面用土作围墙，中间做成一排一排一米宽、四五米长、约15公分高的台田，在南面的几排台田和北面的几排台田之间，是60公分宽的观察道，又是放水的渠道，种子种在台田上。当需要用水时，把水库的水从畦田东面正中打开进水口，把水沿中间的放水道引进来，流入各台田间的30公分宽的沟里，一直放到水位比台面高出1-2公分、保证台面上的土吸足水了，再打开西面围墙中间的放水口，把水全部放出去，这样既保证能浇上水，又不会被水淹。非常成功，播后三天就出齐苗了。后来在那里“南繁”的其他单位，也有的学习我们这样做的。

让我惊奇的是，原来被水淹了没出苗的那两个池子居然又出苗了，而且长得很好，这样我才明白了，原来是那两个池子的种子“休眠期”长，才刚刚睡醒。当地的小麦都是九月下旬才播种，我们竟提前了一个月，正赶上气温仍是很高的时候，当地的老农指着我们的麦子说：“看吧，最多长20公分就该抽穗了，穗子比苍蝇脑袋大不了多少！”老农的话是有道理的，小麦生育前期需要低温，一方面长成繁茂的植株，一方面孕育出大的穗子。我们就想办法延长小麦的营养生育期，每星期追一次肥，灌一次水，松一次土。最终我们种的小麦都在一米高以上，大大的穗子，饱满的子粒，十分诱人，各试验点的人都到我们地里参观，找我们要种子。

这次播种以后，大部分到元谋“南繁”的科技人员（有青海、甘肃、内蒙、北戴河、宁夏等十几个科研单位的）都出去玩儿了。有著名的云南“石林”风景点，有大理的“蝴蝶泉边”，还有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可是我和小贾不敢去，因为他们是只繁殖一季，种子还没出苗。而我们种的既有繁殖一季的（正常季播种的），也有繁殖两季的（八月下旬种第一季，收获后十二月初种第二季）植株已经很高了。我们俩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它时间都长在地里了。我们天一亮就下地，或除草施肥或松土，到晚上7点钟食堂开饭才离开地，心里想的“就是拼掉几斤肉，也不能让麦子再出问题。”可是我们来“南繁”的“种子检疫”手续，本该播种前就去云南省农业局办好的，但为了抢播我们只有播后再去昆明补办手续，于是我和小贾去了昆明，（昆明到元谋坐火车7小时，每天一次）面对这最有名的“石林”景区的诱惑，我俩也没敢去，第三天就回来了。就是这样内蒙的科技人员在路上遇上我们，跟我们开玩笑说：“快回去看看吧，你们的小麦坏了。”吓得我们信以为真，下了火车没敢回家，直奔试验地。一位内蒙“南繁”的人问小贾说：“老崔是不是省劳模？”小贾说：“不是。”那人接着说：“这要在我们那儿，像她这样干法，早是省劳模了。”小贾把这话告我，我心里只能是苦笑，因为在此之前，我连小组的先进工作者都一次也没当过。我只祈求能保佑我们的麦田平安，顺利完成“南繁”任务，回去不受责备就够了。

11月26日老A赶到了。为了保证能在12月5日播上第二季，我们天天日夜加班，突击收获麦子。按照老A提出的意见，我们买了长长的黑布铺在水泥地上，利用黑色能吸热增温的特点，把收获的植株放在黑布上晾晒，以完成种子后熟。但是5日因种子没完全晒干不能播种，老A照顾我们要我和小贾先走，由他们第二季的人负责播种，但同时他提出要我去湖南省农科院、湖南省农学院“引种”；要小贾去贵州省农科院和河南省农科院“引种”。这一年我们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一年一地南繁增两代”的设想，加快了育种速度。

但也正因为我去“南繁”走了五个多月，小麦“原始材料圃”的“考种”全部是由小韩带领工人完成的。试验材料的计算总结，还有小麦“株高”、“有效小穗数”、“多花性”、“单穗粒数”、“千粒重”、“剑叶面积”、“植株最上节茎长”与“单穗粒重”的“相关系数”计算，全都要在春播之前的三个月内完成，可想而知那段日子我是怎么活过来的。这年底我破例第一次被评为小组先进工作者。

为了增加试验的可靠性，1981年我又重复了上述试验，又是算了几个月才算出结果。可是恰好1979年在我们地区的气候是小麦丰年，1980年是小麦平年，1981年是大涝年，每年我算出来的“相关系数”又都差不太多，呈现同一趋势，我太兴奋了，说明我的试验结论是可靠的，我便写成了一篇题为《对提高红兴隆管局地区小麦品种丰产稳产性问题的几点探讨》论文。我利用“库源流”的理论，即小麦种子是“库”；要把仓库装的满，又要仓库多，就要有东西来“源”，即那些可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部分要充足，所以要有足够的“植株高度”、“最上一节茎”的长度、“剑叶面积”和小麦的“穗长”；它们制造的养分通过“流”输送到“库”。我把不同年份三年计算的“相关系数”，又按品种“成熟期”长短，分为“早熟”和“中熟”两个组再算一遍，结果仍然得到了同一趋势，即小麦产量的高低与“小麦穗长”、“单穗粒数”、‘多花性’、“箭叶面积”、“植株最上节茎的长度”呈“高度正相关”，与“植株高度”呈“中度正相关”，与“千粒重”呈“低度正相关”。

我把我写成的论文拿给了我心里崇敬的三位专家看，他们是小麦育种专家老A，玉米育种专家老陶，红兴隆农管局农业处宋处长（他是北京农业大学五十年代的毕业生），请他们给我指点。我首先拿给我们小麦育种课题主持人老A看，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发动全组的同志也用他们的材料算一算，是否也是这个规律，然后用来指导科研。可看完后他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发现的这些规律，是早已被大家都知晓的规律呢还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新兵，来科研所快十年了，也从未听他讲过我们的“育种目标”在田间选择时要注意选择什么样的。是因为“文革”中他被批判走“白专道路”，而从此对理论研究有了戒心呢？还是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原因呢？

事实上，后來我们组的老胡，用他搞小麦区域试验的数据算出了与我近似的结果;搞小麦鉴定圃的老朴在那儿喊：“怎么算啊？我不会呀！我这数据谁要谁拿去吧！”我本想拿她的数据也算一算，但看主持人老A的态度，我没敢动。

1982年2月黑龙江省种子协会下发通知，将要召开全省种子系统（全省各育种单位、各试验站、种子公司和与种子工作有关单位）的学术讨论会，暨论文宣读会。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老L在会上宣读了这个通知，然后问：“看咱们派谁去啊？”没有人说话。当时既是副所长、我们研究室主任、又是我们组课题主持人的老A也没有说话。这时看过我论文的另一个研究室副主任、玉米育种专家老陶说：“崔港珠不是写了一篇论文吗？我看挺好的，让她去吧！”于是正式决定让我去，并由我带去了老陶、小胡写的两篇论文，在会上代替他们宣读。可是通知上明明写着每份论文必须打印200份带到大会，而我3月1日那天只拿着手稿去了。

大会分为“育种组”、“良种繁育组”、“种子检验检疫”和“种子保管”四个组，要求先在各小组内交流，然后每一组选出五篇优秀论文在大会交流。当我走进“育种组”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围着会议桌坐的那三十多人把我震住了，其中黑龙江省农科院的专家就有十多位，东北农学院和克山农科所的专家也有一大批，像我这样来自地区小农科所的只有黑河农科所、合江农科所的四个人，而我们农垦系统的只有我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许子彬副教授，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家争先恐后地宣读自己的论文，我几乎没有了勇气，是在最后宣读的，然后我还代替老陶、小胡，宣读了他们的论文。最后全体到会人员投票，选出五篇优秀论文去大会宣读。没有想到处在劣势地位的我竟被选上大会了。

大会要求每人发言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当我拿着手稿在讲台上讲起来的时候，由于大家手里都没有我的论文打印稿，所以只能抬头听我讲，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主持人说话了：“打断一下啊，下次再拿手稿的不许上大会，下不为例！”我真幸运。我接着非常熟练的把我的论文讲了一遍，而不是读了一遍，因为它是我1000多个日日夜夜辛苦的结晶，都在脑子里，不需要照本宣读。我看着台下观众200来双关注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听我讲，使我越加不胆颤。十五分钟铃声响了，不知为什么没赶我下台，我又延长了两分钟才讲完。也许是老天有眼吧，经200来人投票和专家组评审，我的论文竟被评为该次大会的四篇最佳论文之一，另外三篇是省最有名的小麦育种专家-克山农科所所长的肖步阳先生，合江农科所副所长-玉米育种专家卢凤岫先生，另一名是种子公司搞良种繁育的。东北农学院小麦育种专家佟明耀教授在点评时说：“小麦原始材料是一般人最不愿干的差事，我想不到她竟能从对原始材料的研究中提出了这么重要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能像她这么做……”。

根据会议规定最高奖为一等优秀论文，但是又觉得按照协会规定的标准，一等奖是“国际水平”，二等奖为“国家水平”，三等奖为“省内领先水平”，由于种子协会刚成立不久，我们对“国际水平”是什么样的尚不了解，所以最后决定这次最高奖定为二等优秀论文。并为促进全省种子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决定以后每年召开一次这样的大会，还提出了有关要求。会上《黑龙江农业科学》杂志社的编辑马上向我邀稿。我为在获得最高奖的人中，能有我们黑龙江垦区的代表，能有八一农大的毕业生而感到自豪（因为农垦系统的、八一农大的，常常被看不起，认为我们在理论研究上没水平），说明我们并不比他们差。我为自己能为垦区、为八一农大争了光而感到欣慰！同时更激励我要把研究继续搞下去。

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以我爱人姚克为主，与红兴隆管局农业处张兴合写的关于种子管理的论文，也获得大会三等奖。两篇获奖论文出自同一个家庭，在我们垦区是独一无二的。回到家中我和姚克喝了交杯酒，庆祝我们这几年的辛苦终于结了果。

按照以往的规则，凡代表研究室出去开会的同志，回来后要将会议精神向研究室的全体同志进行汇报，而且我这次论文获得的奖是全研究室成立以来获得的最高奖。我兴冲冲地拿着大会发的材料去找研究室L主任，我准备把那些优秀论文以及人家是怎么搞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以提高我们研究室科技人员写论文的热情。我说：“L主任，我回来向您汇报。”可是他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行啦！把材料放下吧！”当然我没有把我的获奖证书拿给他，也没有把我获奖的消息告诉任何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感觉心里好像冻了冰。而实际上科研所是知道这一结果的，因为多年以后，我在我个人的科技档案中（那时我负责小组的科技档案的收集、整理和装订）看见了当年种子协会发给我们所的我的获奖通知书，但从未有领导说过。

由于长期的身体极度透支，再加上政治上不被信任导致的学术上被打压，我的“神经官能症”全面爆发，贫血，全身痛，心情极度不好。在单位里既要拼命干，却不敢说什么；回到家里，看屋子屋子不顺眼，看孩子也没好脸色，对爱人也冷冰冰。姚克在一篇文章《入睡之前》中写道：“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想回避她的目光，可也不想注视她的双眼，十多年间她那由炽热而变的冰冷、由稚气而变的茫然的眼神啊！十次总有八次一看到她那无神的、黑里带黄的、有时还带怒气的眸子，我的心就发冷，想说的话也不愿说了。我有气，但又不能气，因为心病加身病，她有很重的神经官能症。医生说她这病如不注意，发展下去可能会精神分裂。”我不得不又一次抛下丈夫和三个孩子去大连疗养。但为了赶在小麦收获前能回来参加后期最关键的调查，原定三个月的疗养期，我提前二十天赶回了单位。

我在大连龙王庙疗养院疗养期间，我的爱人姚克5月11日写给我的信上说：“卫生所传出来，你的论文成功，虽然只言片语，然好事也不是完全传不出去的。而资料室传出的是，育种室没眼光。反正一石冲破水底天，够了。路是要走下去的，忆往昔可想可不想，沉浸其中伤人脾胃空烦恼。今后，我们回来再从长计议，我们已获得够多的折磨，何必再自己折磨自己呢！我衷心的希望我的妻，我家明亮的南窗，经过这一番擦抹更多地吸入温暖，她那青春浑圆的双肩能够在擎住丈夫的彷徨之后，又擎起儿女们的希望。啊！我是多么怀念宝东，我是多么期望我的小妹妹，能回到那单纯质朴热情，不为外界所干扰的恬静之中啊！如果说二十多年之后，经历那么多……只能再加上深沉、高雅、大海一样的胸怀，或许这是比药物更好的养生之术，你会得到，也一定能得到。社会因素吗虽然客观存在，而进不进入自我，就在自己了。”

由于我一贯只顾工作不关心孩子的学习，去“南繁”走了五个月，三个孩子不得不为我分担家务，学着做饭、收拾屋子、种菜养鸡，学着用缝纫机自己补破了的衣裤等。而他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大儿子高中毕业要考大学，女儿初中毕业要考高中时，我却去疗养了，结果两个孩子既要学习，又要分担家务，谁也没考上。作为母亲从丈夫的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感到很愧疚。当连续两年高考落榜的大儿子继续在补习班上课时他说：“你们谁关心过我？谁爱过我？你们知道我这么大年龄坐在小孩子中上课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们想积极进步留在这儿，就留在这儿好了，可为什么要把我的户口从天津迁回来，按我的成绩在天津早上大学了。”可是为了取得信任，证明自己，我只能那么干，让心继续痛着。

              五、坎坷的1984-1985年

1983年开始，小麦组给我又增加了“亲本圃”、“F1代”和小麦“太谷核不育材料利用研究”三项任务。“亲本圃”和“F1代”是“常规杂交育种”的开始部分，就需把这些从“原始材料圃”选出的可作亲本的材料在亲本圃种好，管理好，在小麦抽穗开花季节，我带领工人并把老A提出的杂交组合计划分配给参加做杂交的工人，一起完成做200～300个“组合”的“杂交”任务，（“南繁”时再做200-300个杂交组合）。即首先把“母本亲本”（在未开花之前）用小剪子进行整穗，剪去麦芒、顶部和下部多余的小穗儿，每穗只保留中部10到12个小穗儿；然后用小镊子小心地在不碰伤“雌蕊柱头”情况下，把每个小穗中的三个“雄蕊”夹出来摘除，套上羊皮纸袋。待“父本亲本”开花时，再用小镊子摘取“父本”张开的“雄蕊花粉”，把它们小心的撒在“母本亲本”的每一个小穗里张开的羽毛状“雌蕊柱头”上，进行“授粉”。“杂交”完成之后再套上袋子，挂上“杂交组合”的标签。每个“杂交组合”做3～5个穗子，即保证能结60～100粒种子。这些结成的种子即为“F0”，第二年种下去就是“F1代”，他们会具有双亲的特点和“杂交优势”。通过观察淘汰极差的“组合”，剩下的下一年种下去就是“F2代”。

而“太谷核不育材料利用研究”是从未干过的新课题，1982年秋老A把他从中国农科院引回的十几粒种子交给我，让我把它们种好。但这是什么种子？怎么搞试验？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由中国农科院邓景扬博士主持的“六五”全国联合攻关项目。利用“杂交优势”培育“杂交种”，对于“自花授粉作物”是比较困难的，自从袁隆平领导的全国杂交水稻培育试验成功之后，又在山西太谷发现了一株小麦“不育”植株，即“雄花不孕”，经邓景扬博士鉴定为“核不育”材料，这就为培育“小麦杂交种”提供了一个工具，于是又激起了全国培育“杂交小麦”的热潮。我们科研所参加了全国协作组，给了这十几粒种子，由老A担任这个小课题的第一主持人，小麦组组长老林为第二主持人，具体试验由我做。

1983年根据老A的指示和介绍，我首先要利用那十几株‘核不育”小麦，通过“杂交”“转育”成我们当地材料的“不育系”，为此我把在当地认为不错的小麦品种如克69-701等十几个品种，“转育”成了新的“不育系”材料。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干？我特别渴望了解学习全国的先进经验，以提高我的研究水平。可是不久的一天，我们组负责搞“小麦锈病鉴定”的林xx，向我们传达了她参加“全国太谷核不育小麦研究协作会”的情况，我这才知道这个课题国家召集开会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干这个课题却不让我去开会，而她不干这个课题却让她去开这个会？。

1984年5月的一天，我看见负责搞“小麦鉴定圃”的女共产党员-小麦组负责后勤管理的副组长老朴正坐在那儿看“太谷核不育”材料。她见我走近了她跟前，就说：“老A让我去参加‘全国太谷核不育小麦研究协作会’，我又不懂，所以先学学。”这可把我气坏了，终于忍不住了，下午一上班我就说：“请问，是要选劳模呀还是选党员去开会？”有人不懂我的意思，忙问：“你说的是什么呀？”我说：“为什么去参加‘全国太谷核不育小麦研究协作会’让老朴去，她不干这个课题，而我干这个课题却不让我去？去年是让老林去的，今年又让老朴去，这不是选党员选劳模是选什么？”这时小麦组里乱作一团，老胡说：“这是不对，应该谁干课题让谁去开会。”主持人老A终于说话了：“这是研究室决定的（研究室领导包括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老L、党支部委员兼主任老A和一名党支部委员兼副主任老陶）不是我决定的。”“那应该找研究室反映情况”老胡又说。老A出去了，大伙儿散了。第二天老朴跟我说：“老崔，老A说了让咱们俩一块儿去开会。”事后我听说，当老A向研究室反映情况时候，马上有人问：“是谁提出的让崔港珠去？”老A说：“是她自己。”老A又把组里群众的意见也说了，最后是老A提出的折中意见，让我们俩一起去。

这件事使我立刻明白了我的地位，虽然我只是为了争得一次学习太谷核不育技术的机会，而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六七年了，可我一直还是只可使用，不可重用的“另类人”，甚至比“团结、教育、改造”还要糟，实际上是“利用、限制、改造”对象。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这种不被信任造成的心灵上的痛是比任何肉体上的折磨还要甚，可我还要继续悲哀下去。但我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争得了以后年年都去参加此类会议的权利。可是，报复马上就来了。

那时候，科研所和局直机关每年都为了改善职工生活新盖一批楼房，但是先分给各级领导，然后把他们倒出来的房子再分给一般职工。1984年秋有许多人同时搬家，领导和骨干先搬进已粉刷好的新楼房里，一般职工要把那倒出来的旧平房进行粉刷维修才能搬家，可是“搬家假”统一规定三天。我们家也分到了原科研所李xx所长住过的四间平房，但是那个屋子由于原来设计的不合理，冬天屋里非常的冷，我们把屋子进行了改造，把一进门的一整间厨房改到屋子的北面，只留下进门的过道，这样就要拆一堵墙，重新砌两堵墙，把住人的房子与厨房隔开，我和姚克和工人们一起干，并重新安装土暖器。结果我超假两天。那天研究室的文书刘xx告诉我：“崔技术员，怎么这次因搬家超假的八个人，就扣了你一个人的全勤奖？这不是老L在报复你吗？你去找领导说说。”我一看超假的人员名单，除了玉米组的老姚大姐-这个平时就总受气的老科技人员外，其余都是和我一样是改修旧平房的课题组的青年工人，他们本来生活就不易，就说：“小刘，别啃声，如果这事张扬出去，按所里的规定，这些人的奖金也都扣了。”虽然我嘴上这么说，虽然只有五元钱，但我在乎，我要的是做人的尊严，要的是公平，因此心里很不舒服。

秋末冬初，红兴隆农管局召开农学会，L主任是我们品种试验那个大组的主持人。一上来他就说：“今天的论文宣读会先向大家推荐两篇好文章，一篇是林xx去年获得农垦总局农学会二等奖的，最近将在国家级某刊物发表；另一篇是胡xx去年获得总局三等奖的，希望大家认真地听，认真地评选。”我从心里反对他这种“长官意志”，大家都懂得什么是好论文。遗憾的是大家投票结果-老L想要达到先入为主效果的两篇论文，都只评为三等奖，而唯一的一篇得票最多的一等奖论文竟是我的，奖金30元。这时我说：“我感谢大家对我论文的认可，但我宣布我的论文退出评奖。我的论文也曾在省里得过奖，我今天仍拿来宣读，是想让农场搞科研的同志们审查一下，我的观点对各农场是否适合，今天大家的投票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我的目的已达到了。我认为农场的同志搞科研非常不容易，因此我建议从农场同志的论文中补选一篇一等奖论文。”大家接受了我的建议都皆大欢喜。散会回家的路上老L撵上我说：“没想到啊小崔，你真高啊！”我说：“是吗？以后你没想到的事还会多着呢！今天小麦组费了很大的劲，给我从所里申请到30元医疗补助费，小韩把钱亲自送到我家，是我逼着她又退回所里，因为今年我想买洗衣机，我吃了这份补贴心里不踏实。这次的论文一等奖30元奖金，我同样不在乎，但我在乎你扣我5元钱的全勤奖，我认为你一碗水没端平。我也告诉你，如果以后再有这类事情发生，我小崔一定拿到全研究室的大会上去说一说”。终于把我心中的气放了出来。

为了我心中的理想，作一个像保尔一样的人，尽管有阻力，尽管不受重视，我还要继续执著下去。为了给“育种”提供更有说服力的亲本，1984年和1985年我在课题任务以外又增加了三项辅助试验：一、为了选育优质小麦品种，给“育种”提供“蛋白貭”含量高的亲本材料，我从原始材料圃中选了几百份综合性状较好的材料，送到化验室进行“蛋白质”含量的测定分析。二、为了选育抗根腐病的小麦品种，为育种提供抗“根腐病”的亲本材料，我设立了“根腐病接种鉴定区”。（即给测试品种叶面喷洒“根腐病菌”。）三、为了提供抗赤霉病的亲本材料，我设立了“赤霉病接种鉴定区”。

回想当年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自己分担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学习保尔，永远争做第一线战士。我从原始材料中选择了一百多份综合性状较好的品种，一式三份种在地里，一份是根腐病接种鉴定区，一份是赤霉病接种鉴定区，一份是不作任何处理的对照区。三个试验区平行种植，中间间隔一米观察道。

为了搞好根腐病“接种鉴定”，我先去合江农科所引来“菌种”，然后回所“扩大繁殖菌种”。没有超净工作台，我逐渐练会了“无菌操作”，把“菌种”接到“培养基”上。培养好“菌种”后，把稀释好的“菌液”装进喷雾器里，我背着30多斤重的喷雾器，到“根腐病”试验区去喷洒。而“抽穗”以后的北大荒已进入夏天，太阳晒得很毒，为了保证“病菌”发病的条件，要保持田间湿度，一方面我选择在落日后“接种”，另一方面要在植株的行间反复地喷水。可是试验地里没有水源，并且我的试验又是安排在整个试验地的最北边，于是我和小韩，就选择了从有水源的、离我们试验地最近的气象站，用扁担去挑水，一直挑到试验地最北边，（约300多米）然后再把水灌进喷雾器里，用喷雾器在植株行间反复喷两次。为了保证试验条件的一致性，在赤霉病接种鉴定区和对照区也同时在植株行间喷等量的水。

1984年5月我去南京开会时，听说江苏省农科院对小麦赤霉病的鉴定采用单花定量接种的方法，既可保证赤霉病在任何年份都可以发病，且鉴定质量高，我就利用开会空闲时间到该院去学习该项技术和赤霉病菌孢子悬浮液的制作技术。回所后马上开始试制，没有振荡器就一天几次用手摇荡。并赶在了小麦抽穗时进行接种，每个品种用注射器分别往十个麦穗里注射一毫升赤霉菌液，共接种一百多份材料，不分黑天白日地开始了我们所这项新技术的应用研究。

有一次黑龙江省农科院植保所的两位女科技人员来到我们所，看了我的试验之后说：“你现在干的这些，在我们所里是三个人的工作。”可是在我们组里却连一句暖心的话也听不到。

1985年又发生了一件让我伤透心的事。老A为了争取拿到“国家‘七五’重点攻关课题”的经费，在写“课题论证报告”。有一天他把空白的“论证报告”放在我桌子上，要我写“太谷核不育”课题部分。我觉得这应该是课题主持人的事，以往常因为两位主持人不在家，材料又要的急，我曾替他们写过一些材料，但如今两位主持人都在家，当然应该由他们写。于是我把“论证报告”又放回他桌子上去，我说：“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计划的，我写不了。”下班回来见那份材料又放到了我的桌上，我再一次送回他的桌上。他又一次放到我的桌上。我再一次当面交给他。老A说：“你怎么了？组里决定由你写（实际上就是他决定让我写），你为什么不写？”我说：“整个‘七五’期间这个课题主持人打算怎么干，我怎么知道？如果一定要我写也可以，我建议小麦组先开个会讨论讨论，两位主持人先谈谈你们打算怎么干？搞多大规模？一年配制多少组合？一年转育多少份材料？准备搞几个轮回选择集团？你们谈完以后，我根据这些再写，不然我没法写。”他说：“可以”。第二天，老A召开小麦组全体会议，并把新上任的主管科研的金xx副所长（老A辞了副所长职务）也给请来了。我以为是研究“七五”课题规划，结果却是批判我的会。会上金所长质问我：“小崔，听说小麦组决定让你写太谷核不育研究的课题论证报告，你就是不写。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应该感到这是组织上对你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没等他说完我就说：“行了，这种关怀爱护我都感动的心里流泪、全身发热了，可是这本来应该是由课题主持人写的，而不该由执行人我写，再说我也没说我绝对不写……”老A马上打断我说：“你以为只有你才会写，别人都不会写吗？”我说：“我从来没说过别人不会写，但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打算怎么干，我怎么写？谁会写就谁写吧。”结果我挨了一顿批判，最后还是要我写。我的心在流血。

原来老A的意思是不管你怎么写，只要能把课题争到，把课题经费要过来，纳入他的课题使用就算完事，但他又不肯直说出口。而我认为争来课题是为了摆开摊子大干。他却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这不是明摆着骗取国家的钱吗？我不得不按他的说法写了计划大发展的论证报告。偏偏老天又不成全他，由于国家科研经费紧张，“七五”攻关协作组已缩减为只有省一级农科院才能参加，我们落选了。但基于我们以往的成绩，算编外成员，只给予少量经费补助。

但老天还是公平的。1985年10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六五’攻关课题国家验收会”上，验收结果是：由老A主持的“小麦新品种选育”课题，我们有三个新品种被评为三档（合格）；由老A主持，由我主要干的“太谷核不育小麦利用研究”被评为软件二档（良好）；由我主要干的“小麦病害鉴定”开始也被评为二档（良好），但后来由于我们不是病害鉴定协作组的成员（是我自己设的试验）而取消了评审资格。虽然被取消了评审资格，但我干的两项研究都达到了国家二档标准，从心里感到了劳动成果的被肯定，心里十分欣慰。我们课题组获得1986年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农牧渔业部、财政部联合颁发的“六五攻关成果显著”表彰奖状和黑龙江省政府颁发的“六五攻关成绩显著”奖状，这极大的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六、我终于忍受不了煎熬，放弃了。

1986年，我又想起1982年论文结束后的一个影子，虽然“千粒重”与“单穗粒重”只是“低度正相关”，但如果在“穗粒数”提高的基础上，要想高产再高产，就要考虑提高“千粒重”了。并且当年对50多份单穗粒重在2克以上的高产品种的测定结果是与千粒重的相关系数高达0·55，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而我们那个地方小麦“灌浆期”气象条件不利于形成“千粒重”高的品种，因此我希望了解千粒重的提高与小麦“灌浆速度”、子粒结构、箭叶面积、穗轴、颖壳、芒等绿色可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的面积的关系。如果选择“灌浆速度”相对较快的品种，是否就能提高“千粒重”呢？于是，1986年我在自己的试验地里悄悄地种了36个不同成熟期的品种，在每个品种开花后5天，10天，15天，20天，25天，分别取样（麦穗），先称鲜重，再用摄氏105度恒温24小时烘干再称干重，通过对不同品种子粒干物貭每阶段增重的速度，来比较不同品种“灌浆速度”的快慢；又由于我没见过这方面的报导，更不知别人是怎么做的，我就大胆设想，搜集了许多香烟盒里的锡箔纸作为遮光材料，在小麦抽穗后分别设计有：把植株最上面一片叶子和麦芒分别减掉（看没有了这部分的光合作用对千粒重的影响），把麦穗、最上一节茎杆分别用锡箔纸包起来，使它们不能進行光合作用，与正常条件下的千粒重对比（为测验没有这一部分的光合作用对千粒重的影响。由于这项试验是我自己悄悄设置的，所以每天取样、称重等工作都放在下班以后进行。老朴看到我每晚加夜班的情景反问我：“老崔，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组里又不支持你，你又何苦呢？”她的言下之意是我为个人成名成家。我怎么说呢？科研的乐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为了搞科研我情愿吃苦，身体上的苦我不怕，怕的是不被理解的心里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