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远行

吴小军转身，推开院门，走了出去。

走出家门时，天光已经亮了大半。东边的山头被染成了橘红色，像一块烧红的铁，慢慢地从炉子里取出来。空气里有露水的湿气和稻田的清香，还有谁家灶台上飘出来的炊烟味儿。

吴小军站在出村口的老槐树下等班车。老槐树的树干上钉着那块生锈的铁牌，“杨柳湾镇”三个字在晨光里泛着暗红色的锈光。

他靠着树干站着，书包背在肩上，两手插在口袋里。他的目光越过老槐树，越过那片已经开始泛黄的稻田，落在远处的老宅上。

老宅的烟囱冒着青烟——母亲还在烧火，也许是热猪食，也许是烧开水。烟是青灰色的，细细的，直直地往上升，升到一定的高度就散了，融进晨光里，什么也看不见了。

枣树露出半截，树冠像一把撑开的伞，罩着老宅的屋顶。他看见枣树上挂着几个青涩的小枣子，还没有熟透，但已经圆鼓鼓的了，再过一个月就能吃了。

他突然有点想哭。

那种感觉来得毫无征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从脚底板一直冲到眼眶里。鼻子一酸，喉咙一紧，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

他咬紧了牙关，把那股潮水生生憋了回去。

他告诉自己：不能哭。你才刚出门。你还没上车。你还没到兰城。你还没推开那扇门。你现在就哭了，后面怎么办？

他仰起头，看着天。天很高，很远，蓝得像一个谎言。

远处传来班车的喇叭声。两声，短促的，像在催促。

他低下头，把书包带往肩上提了提，走到路边。

班车从弯道后面拐出来，车身是那种褪了色的蓝绿色，车顶上绑着几袋货物，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杨柳湾—县城”的纸牌，纸牌被风吹得翘起一角，哗啦啦地响。

车停了。车门“嗤”的一声打开，一股混合着汽油、汗水和劣质皮革的气味涌出来。

吴小军上了车。

他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书包抱在怀里。车里人不多，几个赶早市的菜农，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一个靠在座位上打盹的老头。菜农的箩筐里装着新鲜的辣椒和茄子，辣椒是青的，茄子是紫的，颜色鲜艳得不真实。

班车发动了。车身晃了一下，然后缓缓地往前开。

吴小军转过头，看着窗外。

老槐树往后退了。稻田往后退了。老宅的烟囱往后退了。枣树的树冠往后退了。

它们退得很慢，慢得像是舍不得走。但还是在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被弯道吞没了。

吴小军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低下头，看着怀里的书包。他把书包的拉链拉开一条缝，伸手进去摸了摸那把旧军号的号口——缺了一块的边缘，硌着他的指腹。

他把拉链拉好，抱紧了书包，靠在了椅背上。

班车在县城的长途车站停下。吴小军下了车，被一片嘈杂声淹没了——喇叭声、叫卖声、拉客的吆喝声、小孩的哭声、摩托车的突突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开的粥。

他站在车站的广场上，茫然地转了一圈。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来县城——以前都是跟着父亲来的，父亲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什么也不用操心。现在他得自己找去省里的长途大巴。

他看了看车站的指示牌，又问了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开往省里的大巴。大巴停在站台的角落里，车身比班车大了一倍，上面印着“XX快运”几个大字，字迹斑驳。

他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大巴的座椅比班车的软一些，但坐垫上有一道裂口，海绵从裂口里挤出来，像一朵棕色的花。

他买的是下午两点半发车的票，他把书包抱在怀里，靠在椅背上补起昨夜的瞌睡。七月的中午，车外正热，客车师傅还得等车站到点才能发车。

当车站的播音员发出指令时，吴小军刚好睡醒，看着大巴晃晃悠悠地开出客运站、开出县城，上了国道。车窗外的风景开始变了——稻田变成了丘陵，丘陵上种着茶树，一排一排的，像绿色的梯子。然后丘陵也退去了，变成了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平线在远处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线，线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天和地的交界。

吴小军从来没有见过平原。他从小在山里长大，看惯了连绵不断的山——山后面还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山的那一边永远是另一座山。现在，他突然看见了一片没有山的天，觉得天一下子大了很多，大得让他有点心慌。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封信。信封的硬角硌着他的掌心，像一个小小的锚，把他锚在这个巨大的、陌生的平原上。

经过三个多小说的颠婆，长途大巴在武昌火车站弘基客运站前停下的时候，从弘基出发步行一百米就是火车站，火车站是中国最早建设的那一批，名气很大，很好找，这是吴小军在出门前就做好的功课。到达车站已经是下午六点左右的样子，武汉的天渐渐变黑。

火车站比长途车站大了一百倍。广场上人山人海，拖着行李的、扛着蛇皮袋的、举着牌子的、蹲在地上吃盒饭的、躺在报纸上睡觉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广场上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白晃晃的，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惨白

吴小军站在广场中央，仰着头看着火车站的钟楼。钟楼上有一面大钟，指针指向六点二十五分。钟面的灯光是橘黄色的，在暮色里显得温暖而遥远。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车站。他手里攥着一张刚买的火车票，是一张临时无座票，武昌到兰城，十一个小时，票价六十三块钱。售票员说无座就是没有座位，得自己上车找地方站着。

他跟着人流进了站，过了安检，上了站台。

站台上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他站在站台的边缘，看着铁轨——两条铁轨并排着往前延伸，延伸到黑暗里，看不到尽头。铁轨在灯下泛着冷光，像两条银色的蛇，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很长，很响，像一头巨兽在黑暗中吼叫。

然后火车来了。

它从黑暗中冲出来，带着一阵狂风和巨大的轰鸣声。车头的大灯亮得刺眼，照得整个站台一片雪白。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况且况且”的声音，一下一下的，有节奏的，像一个巨大的心脏在跳动。

吴小军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当火车停下。车门打开，一股热浪和人流一起涌出来。下车的人挤挤挨挨地往外走，上车的人争先恐后地往里挤。吴小军被夹在中间，书包被人流挤得歪到了一边，他赶紧用手护住书包——军号在里面，不能被挤坏了。

在一阵眼冒金花之后，他确认自己被人群抬上了车。

闷热，车厢里像一口煮饺子的锅。

空气是浑浊的——汗味、烟味、泡面味、脚臭味、劣质香水的味道，混在一起，浓稠得像一锅汤。灯光昏黄，照在每个人脸上，把所有的表情都染上了一层疲惫的灰黄色。

吴小军挤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这里是全车最糟糕的位置——没有座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关不严实的车门，从门缝里灌进来的风带着铁锈和煤灰的味道。地板是铁皮的，上面铺着一层不知道什么东西——也许是垃圾，也许是某个乘客铺的报纸，已经被踩烂了。

他靠着车厢的隔板站着，把书包抱在怀里。他的腿已经站酸了，膝盖发僵，脚底板像踩在石头上。他把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又从右脚换到左脚，反复地换，但没有一个姿势是舒服的。

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工作服，靠在车门上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对面蹲着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睡觉，小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很匀。女人自己也闭着眼睛，但她的眉头是皱着的，像是在做一个不好的梦。

吴小军把书包放在脚边，靠在隔板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

车厢里的灯光太暗了，他看不清信上的字。但他不需要看清——他已经把那两行字背下来了。“吴小军同志：经考察，你符合我校招生条件。请于八月一日前，持此信至以下地址报到。详情面议。兰城，铁营路188号，附86号信箱。”

他把信封翻过来，手指摸着那枚红色军徽的凸起纹路。军徽在灯光下——不，在昏暗的车厢里，那枚红色的油墨自己发着光，不是反光，是从里面透出来的光，像一小块烧红的炭。

旁边打瞌睡的中年男人突然醒了，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瞥了一眼吴小军手里的信封。

他的目光在信封上停了一下。

那是一个老人的目光——不是年轻人的好奇，是那种见过很多东西之后、对某些东西格外敏感的警觉。

中年男人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小兄弟，你这是……去哪儿的？”

吴小军把信封收起来，礼貌地笑了笑：

“兰城。”

中年男人点了点头，目光还留在吴小军放信封的口袋上

“好地方。”

他说完这两个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但没有点——车厢里不让抽烟。

中年男人把烟从嘴上取下来，在指间捻了捻：

“我当过兵。七九年的。”

吴小军看着他。他这才注意到男人的工作服里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领口处隐约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褪了色的领章印记。

吴小军顿时来了兴趣的问道：

“叔叔，你在哪里当兵？”

中年男人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苦涩，不是骄傲，是一种很深的、被时间打磨过的平静：

“在云南。边境线。那时候……不说了。”

他把烟塞回口袋里，低头看了看吴小军脚边的书包。书包的侧袋里露出那根褪色的红布条，在昏黄的灯光下，那根布条的颜色显得很暧昧——不是红的，不是白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说不清楚的、属于记忆的颜色。

中年男人指着红布条，声音放低了：

“那是什么？”

吴小军低头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

“我爷爷的军号。他是新四军。刘家庄牺牲的。”

中年男人的手停住了。他把目光从红布条上移开，看着吴小军的脸。他看了很久——久到吴小军觉得不自在。

中年男人声音突然变了，不是沙哑了，是变得很轻，很柔，像怕吵醒什么人：

“你爷爷……是好样的。”

他伸出手，拍了拍吴小军的肩膀。那一下拍得很重——不是用力，是那种当兵的人特有的拍法，手掌很大，力道从掌心渗进去，一直渗到骨头里。

中年男人：

“你也是。”

他说完这两个字，重新靠回车门上，闭上了眼睛。他的嘴角微微翘起来，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住什么。

吴小军站在他旁边，感觉到肩膀上的那只手留下的温度——热热的，麻麻的，像被烙了一下。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封信。

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你爷要是还在，会叫你去。”

现在，一个素不相识的退伍老兵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是。”

他把这两个字放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

火车在黑暗中继续往前开。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很有节奏——“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像一个巨大的心跳，又像一个声音在反复地说着两个字。

吴小军听了很久，终于听清了那个声音在说什么。

它在说：往前。往前。往前。往前。

夜深了。车厢里的嘈杂声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闷的安静。有人在打呼噜，有人在说梦话，有一个小孩在哭，哭了两声就被母亲哄住了。

吴小军靠着隔板，半睡半醒。他的腿已经麻木了，脚趾在鞋子里蜷着，像五只缩成一团的小动物。他的头一点一点地往下垂，每次快要垂到胸口的时候，他就猛地醒一下，抬起头，然后又慢慢地垂下去。

他做了一个很短的梦。

梦里，他站在一片麦田里。麦子已经熟了，金黄色的，风吹过来，麦浪一波一波地翻滚，像一片金色的海。麦田的尽头有一棵枣树——不是老宅院子里那棵，是一棵更老的、更大的枣树，树干粗得像一堵墙，树冠遮天蔽日。

枣树下站着一个人。是祖父。二十六岁的、穿着灰布军装的祖父。

祖父没有吹号。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吴小军。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麦田尽头的天空。

祖父朝他招了招手。

吴小军迈开腿，想走过去。但他的脚陷在麦田里，拔不出来。麦秆缠着他的脚踝，像无数只手，拽着他，不让他往前走。

他低下头，看见麦田里不是土——是铁轨。无数条铁轨，纵横交错，铺满了整个大地。铁轨上停着火车——不是一列，是无数列，有的在开，有的停着，有的翻倒在路边，锈成了废铁。

他抬起头，枣树下的祖父还在招手。但祖父的身影在变淡——从脚开始，一点一点地变透明，像一块被水浸泡的墨迹，慢慢地洇开，慢慢地消散。

吴小军急了，他用力拔腿，想跑过去......

他被晃醒了。火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车，车身猛地晃了一下。

他睁开眼，车厢里还是昏黄的灯光，还是浑浊的空气，还是靠在车门上打呼噜的中年男人。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封信，还在。

他把书包抱得更紧了。

一夜煎熬，天快亮了。车厢的窗户外面，黑暗在一点一点地退去，像潮水退去，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沙滩。地平线上一抹橘红色的光，慢慢地扩大，把天边烧成了一个巨大的、温暖的伤口。

吴小军站在车门旁边，透过那扇关不严实的门缝，看着外面的风景。

平原还在。一望无际的平原，在晨光中显出了它的轮廓——平整的田地、笔直的白杨树、远处的村庄、村庄上空的炊烟。一切都那么开阔，那么敞亮，和他长大的那个被山围住的世界完全不同。

他把手伸进书包的侧袋，摸到了那个红布包——父亲给他的，枣树底下的土。

他把红布包攥在手心里，感觉到里面的土细细的、凉凉的。他把红布包举到鼻子前面，闻了闻——什么也闻不到。但他知道那是什么味道。那是老宅院子里枣树底下的味道，是雨后泥土的腥气、是落叶腐烂的甜味、是祖父和曾祖父和曾曾祖父的脚印踩出来的味道。

他把红布包小心地放回侧袋里。

火车好像是在减速了。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了城市的边缘——工厂的烟囱、铁路旁的仓库、堆满集装箱的货场、一条混浊的河流。然后出现了楼房——低矮的、灰扑扑的楼房，一栋挨着一栋，像一排疲倦的士兵。然后楼房变高了，变密了，街道出现了，红绿灯出现了，早起上班的行人出现了。

车厢里开始骚动起来。人们纷纷站起来，收拾行李，叫醒同伴，往车门方向挤。那个中年男人也醒了，他揉了揉眼睛，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中年男人看着吴小军，笑了一下:

“小伙子，到了？”

吴小军点头：

“到了。”

中年男人：

“兰城是个好地方。好好干。”

他伸出手。吴小军愣了一下，然后也伸出手，握住了。那只手很大，很粗糙，掌心有厚厚的茧子，握力很大，但只握了一下就松开了——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是当兵的人的握法。

中年男人：

“我叫王德发。退伍老兵。”

吴小军：

“我叫吴小军。今年……刚毕业。”

王德发点了点头，把目光转向窗外，声音很轻：

“吴小军。好名字。小军……小兵。你爷爷给你起的？”

吴小军摇头：

“不是。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不在了。我爸起的。”

王德发：

“你爸也是好样的。”

火车进站了。车速越来越慢，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从“况且况且”变成了“哐当——哐当——哐——当——”，最后是一声长长的、沉重的叹息，然后停了。

车门打开。晨光涌进来，明亮得刺眼。

吴小军背上书包，跟着人流走下了火车。他的腿在发软——站了十一个小时，膝盖已经不会打弯了。他踩在站台上的时候，脚底板像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整个人晃了一下。

他站稳了，抬起头。

站台上方的灯箱上写着两个大字：兰城站。

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铁轨的锈味、柴油的烟味、清晨的露水味，还有一股他说不上来的味道——也许是大城市的味道，也许是某种他不知道的东西的味道。

他把手放在胸口，摸了摸那封信。

吴小军对着晨光，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兰城。我到了。”

他迈开步子，跟着喧杂的人流走出了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