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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钓寒江雪
——阮尉先生素描
作者：沈志敏（澳洲墨尔本）
“第一片雪花预示着鹅毛般的大雪将覆盖大地。那时候，我的家乡还经常下雪……”他回忆着他童年时代的家乡，一块靠山近海的土地，一个名叫路桥镇的地方。他是从那座小桥上孤零零地走过来的，这好像是一种命运的预兆。
一
那天晚上，他给我叙说了他的过去……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是在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中度过的。他的父亲虽然也算是一方乡绅，以前还在旧政府中干过一段时期乡长,但家道中落，如今只是在下陈街上开着一家小油酱铺，要养活妻儿老小八口人。他想让儿子去店铺当学徒，挣点钱补贴家用，这个读书颇有天分的孩子死活不肯，要去路桥镇中学读书。在中学里，他是一个进步学生，担任青联会主席等职，因为家境贫困，学杂费都是由新政府供给的。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从山里窜出一股土匪在街上抢劫，到处是鸡飞狗跳的喧闹声。他父亲从搁楼上一拐一拐地走下木梯。这时候，只听见“咚、咚”的敲门声，父亲打开了门板上的小窗，看清外面的匪徒，“X X X你们认识吗？”父亲讲出了一个匪首的名字，那些土匪顿时散去了。
儿子感到奇怪，他认为父亲和土匪有关系，当夜就劝父亲去向共产党政府坦白。父亲说他人小不懂事，他和父亲争执起来，父亲骂了他几声。
第二天一早，他从下陈街赶到十三里地外的路桥中学，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是，他的父亲因为这件事，和通匪罪挂上了钩，这是一项大罪。他父亲在被枪决时喊出了“冤枉”两个字。
这位大义灭亲的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前，一直是积极向上的团员干部，各项功课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可是在另一件偶然事件中，因为他的几言语，他被中学校长打成了“埋藏得很深的反革命”，然后受到拷打，被囚禁在学校的一个黑暗的小屋里。
几个月后，一位正直善良的妇女干部将这个浑身上下长满疥疮的十六岁的孩子从囚禁的小屋里放出来，把他搂在怀里说：“你是冤枉的。”她流泪了，他也流泪了。
随着两次悲剧性的事件，一颗充满矛盾色彩的种子埋入了这个年轻人的心中。
父亲的“冤枉”，是他曾经和那位土匪首领有过一面之交，他不想出卖别人，作为一名乡绅，必须顾及到乡里乡情等因素，他遵照他的生活准则做人办事。儿子对组织的忠诚在那个年代也成为了一种准则。两种准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但是以另一个角度观察，两种准则却包含着父子两代人在人格上的一致性，也许，这也都包含着某种性格悲剧的因素。因此儿子也没有逃脱被“冤枉”的结局，这似乎成了一种必然。
五十年代初，这个受过创伤的少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大学担任助教。五七年，这位青年助教又被送上了“右派”的祭台，属于这所名牌大学里最年轻的右派，又一次跌入深渊。
而在以后文革的岁月里，他更是屡遭磨难。
于是，在偶然和必然中间构成了交叉，偶然的事件可以发生在一位乡绅的身上，同样，没隔多少时间，也可以在他的儿子身上一次一次地复现。中国有句古话叫：“一言九鼎”，那是说一句话产生的威力。其实，由一句话和一席话产生的份量，或者由一句话和一席话引来的灾祸，更多的是产生于双方言语交际中的诸多因素。如果在土匪抢劫的夜晚，那个青少年能够真正地了解父亲的言语交际意图，如果当时的政权机构在处理他父亲的时候，能够真正地把握住人们在交际活动中的社会历史性、场合性、和个人性之间的关系，并注意到当时的交际背景。也许他父亲就不会因“通匪罪”而吃上一颗子弹。
这不仅仅是假设，这是多年以后，阮尉先生对于自己生活经历和对于自己事业追求交融在一起的思考。理性的思考已经跳出个人悲喜结局的圈子，抽象上升为学术研究的框架，从而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智慧往往和孤独者的心灵有一片默契，孤独却成了培育智慧的一种养料。
他是孤独的，当他在少不更事之时，却以几句言语将父亲送上了黄泉之路。
他是孤独的，当他从一个红色少年，一下子跌入黑色的陷阱。
他是孤独的，当他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被卷进反右的大潮。
他是孤独的，在下放改造的日子里，在农村泥泞的道路上肩挑重担；在城市清晨的街道上，独自一人拉着一辆粪车。
他是孤独的，在文革的洪流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在他的背脊上……
然而使他感到最孤独的时候，却是当他站在上海图书馆门口，这个五十年代国家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因为没有一张工作证，无法跨进图书馆的门槛。他站在图书馆门口流下了眼泪……
二
他是孤独的，当他作为一名脱帽右派回到大学，被支配到图书资料室里，默默地整理着一张张卡片……
也许，正是由于孤独，人才能积累起一种坚强的毅力，在孤独内孕育着智慧之光。在清冷的资料室里，他啃读着一本本古今中外的理论著作，编制了一套套卡片目录。古圣贤人格的力量和他们智慧的光芒伴随在他的身边，学者们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在他的眼前构成了灿烂辉煌的图景。这时候，他并不孤独……
走过了年年月月的苦难日子，他的面前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又经过千难百折，他终于重新回到教师队伍，去一所教师进修学院，执教形式逻辑和现代汉语。一九七八年，他得到正式平反。一九七九年，他被一位赏识他的校长调入一所业余大学。
我认识阮尉老师就是在业余大学读书其间。
我们这一群人在各个岗位上工作，但都被文革浪潮耽搁了读书的黄金年华，所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修学习。阮尉先生用他的“言语结构分级连续层次分析方法”渗透在古代汉语的教学中，既和其它教师满堂灌输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又和我们在听课时早已形成的心理惯性格格不入，但却使我们感到别开生面。我们在听课时，不仅仅是听，所学的每一篇文章，听进去的每一句话都需要进行思考琢磨。久而久之，学生们在脑海中开拓出一条崭新的思路，认识到自己学的是一种真正的“能力和方法”。有一本书里说，古希腊的智者认为：学习并不仅仅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教师更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真正的教育就是引导，引导学生自己领悟知识。
在业余大学毕业后，我们十几名学生又跟随阮尉老师组成了一个“言语结构研究班”，这个所谓的研究班既没有经费，也没有“名正言顺”的地位，大家都凭着对于这一门“新学科”的爱好和热情。在学习研究中，涉及到古今中外许多学科的知识，师生们一起无拘无束地探讨摸索，思辨争论。我感到我们这个“研究班”颇有点像古希腊时期那些探讨学问的小团体。有时候讨论学习到天黑，阮尉先生掏腰包，请大家一起去小食店里吃一碗面条。
我们的“头儿”当然是阮尉先生，他中等个子，那张圆脸上是一对温和的眼睛，他衣着随便，烟却抽得很凶，一支接着一支，常常写文章至深夜，手指上还燃着烟卷。他那点收入大概都花在抽烟和买书上了，狭小的屋子里挤着几个书柜，床头桌上到处是书。
阮尉先生在分析每一篇文章时，就像挖土机一样，能层层深入下去，还能对被专家们阐释过的古典名篇，发掘出更深刻精彩和完整的意义。我们这些从社会上来的见多识广的学生们都对阮尉的这种“挖土机”的能力表示惊奇和佩服。他说这主要是归功于他使用了言语结构分析的方法。
他在研究时把文章和话语称为“言语载体”，提出了：言语交际的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描绘了人们从交际意图的确立，交际内容的组装和交际手段的选定，交际导体的建构和言语作品的独立成型，交际对像的接受和领悟，交际对象的反馈或交际意图的实现。这中间存在着交际双方由立体意识到线型语流，由线性语流再到立体意识的几个转换过程。
这段文字也许比较难懂，但人们不难看出，这样的描述和现存的一切语言学理论有所不同。和传统的语文教学相比较，这样的描述清晰严密，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阮尉先生的“言语结构”并非空穴来风。
“语言”和“言语”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最早对“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进行思辨的是瑞典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全世界的语言学家公认这位阿尔卑斯山下的学者是现代语言学的鼻祖，是一位最伟大的语言学家。这位日内瓦大学的教授毫不含糊地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的两个范畴，他认定：“要用同一个观点把语言和言语联合起来，简直是幻想。……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
在索绪尔的身后，“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言语学”却像断了线的风筝，始终在空中飘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曾经有过“语言”和“言语”的一场大讨论，但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只能读到一些零敲碎打的，触及到“言语学”边缘的文章。海外，对于“言语学”的研究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果。
这一根风筝的断线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阮尉先生抓住了，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在图书馆里的书海中，在他斗室的不眠之夜中，在一根接着一根燃烧的香烟中，他抓住了“言语结构”，他要打开“言语”的黑匣子，揭示“言语”的奥妙。
三
我出国多年。第一次回国，阮尉先生已经调到上海市的一所工业大学。我去看他，他忙着用他的“言语观”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我说：“你应该多花点精力整理出你的书稿，别把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他还是照旧忙碌。后来，我才领悟到：一种新药在投入市场前，必须有千百次的试用，以证明这种药是对人体是有益无害的。阮尉先生要用他的一次次的教学实践，来证明他的“言语结构”在语文教学中的实际功效。可见他的用心良苦。
以后的岁月，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他身边的学生都忙于生计，无暇顾及“言语结构”了。而他还在那条狭小的路上踽踽独行。
五年后，我又一次回国。他已经退休了，想整理上百万字的关于言语理论研究的文字。可是力不从心，他的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回故乡去疗养。疗养其间，他不肯闲着，又和故乡的一所中学挂上了钩，用他的“言语结构”理论运用到中学语文教学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前不久，我又听到他犯心脏病的消息，医生对他说，不能进行过度的脑力劳动。这使他感到悲哀，因为他的上百万字还积压在书柜里。已经问世的十几篇文章，只是一些零星的光亮。他已经不在乎名利，而只想把自己毕生研究的成果献给这个世界。
他走的是一条坎坷的路，这不仅仅是指他一生的多灾多难。在学术领域的征途上，前面更是关山叠叠，障碍重重，门户森严的语言学领域要接纳一门全新的“言语”学科，从而推翻许多陈规陋习，让“言语学”来指导语文教学，这几乎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我在国际长途电话中听到了阮尉先生很吃力的声音，他告诉了我两件事，一件是他已经戒掉了香烟，另一件是，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已经答应派两位语言学研究生，帮助他整理“言语”研究的成果。
古希腊的时候，战火纷乱，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正在地上演绎着一道难题，一群士兵抓住了他，要把他押上刑场，他说：“让我做完这道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位东欧的犹太学者在地下室里研究犹太民族受难的历史，而在他的头顶上正发生着一场更大的灾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有那位受了“宫刑”屈辱的司马迁，写下不朽的“史记”。除了功成名就的那些大师外，更多的是那些皓首穷经，一辈子都在默默耕耘的精神财富创造者，有时候他们比成功者更加孤独，更加寂寞，因为他们头上没有光环。然而，他们同样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凡境界。他们是人类精神的载体……
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画面，记忆中的阮尉先生化成了意境中的一个形象：“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本期实习编辑：刘雨青校改
2026年4月2日
作者简介
沈志敏：上海人。1990年赴澳，各类文学作品分别在中港台湾报刊杂志.北美和澳洲中文报刊杂志上发表，不少作品在澳华文坛产生过一定影响。现已出版学术论著一部，长篇小说四部，小说散文选一部，儿童文学一本，长篇纪实文学一部。
作者先后获得近二十次文学奖项，三次获得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两次获得獲北美“世界日報”征文獎，中篇小說“變色湖”獲中國大陸海外華文文學雜志“盤房杯”小說優秀獎。并在澳洲各个报刊征文中屡屡获奖。其文学创作情况已被收录于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三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及澳洲的“澳华年鉴”等辞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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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韩菜菜、朱双碧
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