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办教师的逆袭之路

王慧仙

1971年，我所在大队的学校民办教师升任大队书记，学校因此缺了一位民办教师。经队委会研究，决定让我来担任。想到父亲、姐夫和姐姐都是老师，我从小耳濡目染他们的工作——父亲带着学生在操场打篮球时的活力与欢笑，姐夫作为理化老师指导学生做实验、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模样，姐姐放学后家访或批改作业时的认真与喜悦，我觉得当老师充实又有底气，便认定要做个好老师，说不定还有上大学的机会，于是痛快地去学区报到了。

可第一次走进学校，眼前的景象让我愣住：只有一间由两间平房打通的教室，几张别的学校支援的破课桌，学生两人挤一张桌、三人凑一条凳；老师的办公桌是张缺了支架的大方桌，往东边靠就歪向西，朝北倚又斜向南。更让我意外的是，全校只有1名三年级学生和12名一年级学生。初次见面后，还听到有人说“学校来了个‘黄毛丫头’老师”，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眼前这一个个困难，该怎么克服？我一筹莫展。

于是我去学区请教小学老师王芝秀。她听完我的简述，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队之前的老师是大队长兼民办教师，重心在生产，没顾上学校。现在你是专职老师，首先要抓小学普及教育，发动学龄儿童上学。学生多了，上报文教局才能解决硬件问题，拨款修学校、添课凳。等你成了好老师，学生就不会叫你‘黄毛’‘绿毛’了。”老师的话让我茅塞顿开。

白天我按正规时间给学生上课，放学后就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登记并发动适龄儿童报名。一段时间后发现，男孩报名的多，女孩几乎没有。调查了解后才知道，农村落后，封建思想束缚着家长，他们说“女孩子上学抛头露面、失体统，反正是要嫁人的，上学没用”。我便以自己为例，耐心细致地做家长工作，宣传女孩上学的必要性；还在边远山沟开办教学点，培养村里学习好、能力强的学生当小老师，教教学点的孩子当天学的字和算术题，每周检查一到三次。教学中我发现，原来12名一年级学生里，有些已学过一年级课程，上课交头接耳、不认真听讲。我便请示学区批准，通过简单考试，把有基础的学生升到二年级，这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家长支持。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冒了出来。

一天我去学区开会，布置好作业让班长管理。第二天上课，发现回民学生一个都没来。问汉民学生原因，都说“不知道”。我立刻去二里地外的回民村挨家挨户询问，家长们纷纷反映：“汉民学生欺负我们孩子，绑他们手背、让盘腿坐，还用嘴叼地上的鞋，更过分的是逼他们吃大肉，这样的学校我们不敢让孩子来……”我一边保证“绝不让汉民学生再欺负回民学生”，一边疑惑：为什么这么多汉民学生都不说实话？难道有孩子王在背后指使？

我通过上思想品德课讲团结友爱的故事，又一个个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和蔼询问。原来张有成、王全喜两个学生带头做坏事，还不许其他同学告诉老师。我特意教育他们，细心观察，只要有进步就表扬鼓励。很快，这两个学生就转变好了，类似的问题再也没发生，回民学生学得安心，家长也放了心。

学校已有一、二、三年级三个年级，学生七十余名。上报县文教局后，1973年县里拨了修建经费，在大队的积极支持下，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大队安排各生产队出劳力，建起了两栋教室、一栋教师宿舍，添置了新的桌凳、黑板等教具，同时新增了两名教师。

同年县里通知大学招生，我满怀希望地报名，抓紧每分每秒复习高中课程。大队、公社、学区的鉴定同样写得很好，材料报上去后，结果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我痛苦地想：是谁这样卡我？百思不解，便去县文教局询问原因。文教局的有关人员说：“是组织科没通过。”我找到组织科部长杨永清，他盛气凌人地说：“社会关系的影响很大。”我说：“我家是贫农，姑父、姑母不算直系社会关系。”杨永清恶狠狠地说：“别人不算你的算。”我气得说不出话，只能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先是生气片刻，而后安慰我：“我们孤儿寡母的，有理没处说，只能受着气。人活一世……安心做好你的教学工作，再等机会吧。”我只有忍气吞声，继续做好民办教师的工作。

1974年，由于我狠抓小学普及教育成绩显著，全大队七个生产队的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学生增加到九十余名。我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在全县教师会上做经验介绍。当年民办教师转正时，学区、公社、大队给我的鉴定同样写得很好，老师和同事们都说这次一定能转正。我已是惊弓之鸟，既迫切希望转正，也做好了承受打击的准备。结果等来的仍是“政审未通过”，我欲哭无泪，只觉“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顽强地坚持民办教师工作。

1976年，民办教师转正以考试成绩为基础。我听到消息后，全面复习语文、数学、政治、心理学，白天给学生上课、改作业，每晚在小油灯下攻读到深夜。政治、心理学资料一摞摞的，背得滚瓜烂熟。最终我考了全县民办教师第一名，同事们都说这次转正不成问题，我自己也想：凭成绩转正，一定能成吧？还为考得好成绩沾沾自喜。谁知结果还是“政审未通过”。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多大呢？这已是我前进道路上第五次思想打击，我还有什么信心坚持下去？

我苦苦思索，想到远在新疆的姨父是人事科长，不如投奔他们。做好去新疆的打算后，便去公社开路途证明。公社文书的挽留让我铭记于心，他说：“你在教学中的成绩，公社、大队、学区的领导，还有老师、学生家长都有目共睹。县上政审让你转不了正，对你打击很大，我们都看在眼里。可你不能把辛辛苦苦一手办起来的学校说扔就扔。再说现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么多，民办教师的工作也不好找，你现在去新疆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建议你不妨等暑假再去新疆看看。”听了他语重心长的劝告，我又安心地继续坚持民办教师工作。

作者简介：王慧仙，退休教师。爱好写作、绘画、旅游等。早年创作，有作品见诸报端，《上海“母亲陵”》曾获奖。近年来，相继在《茌平文苑》发表散文、诗歌若干，2025年被评为都市头条优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