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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长篇小说《大刀记》里的“文学秘码”
谢文成
四、《创业史》、《大刀记》之于“史记”
有人说，《创业史》是作家柳青把农村合作化放在中国农村历史的长河中而创作的“合作化”，并没有单纯地为“合作化”而写合作化。同样，在《大刀记》中，作家郭澄清不是单纯地写抗日战争，因为自建国至1975年《大刀记》出版之前，优秀的抗战小说层出不穷，郭澄清不可能再去简单地重复他们，而是把抗日战争放在中华民族反抗压迫、反抗封建，反抗侵略的历史语境中创作完成的，最真实的“解读了中华民族悲剧的根源”，“在中华民族沉重、悲剧的历史中探求光明，寻找出路”，（13)表达的是由“认命、拼命、革命直至牺牲生命”的上下求索、永不服输的“大刀精神”。
也可以这样说，《创业史》和《大刀记》是一对姊妹篇，二者互相映照，互相关联，把《大刀记》和《创业史》连续起来读，就是自民国初期至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一部艺术化、形象化的“史记”。
在这里，作家郭澄清通过小说《大刀记》，即完成了自己与建国初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的衔接，也完成了与陕西作家柳青《创业史》的融合。
史记，史、记，一部是史，一部是记，史是历史，记是传记，传以史立，史以传存。作为早已定评的具有史诗性质的《创业史》，笔者不想再做过多的评论。而是对新发现的《大刀记》之作为“记”，有必要进行一下重点的解读。
首先，《大刀记》本身就是历史，撰写中国1975年至1978年的年鉴或是历史，在“文化艺术”一栏，不能越过《大刀记》，因为《大刀记》影响了三代人，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否则，就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人民也是不会答应的。
《大刀记》的出版，如在中国的大地上下了一场透地雨，在短时间内浸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滋润了人们干涸的心田，并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小说、评书、电影、连环画、话剧、广播剧等等，引领了中国文坛上郭澄清时代的到来，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可产生的影响却史无前例，用“洛阳纸贵”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大刀记》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与《大刀记》带有“自传体”小说的性质有关，在《郭澄清自传》（油印本影印）里，作家有这样一段叙述：
2016年，郭澄清之子郭洪志在《舍命追求文学梦 植根泥土颂人民——回忆父亲郭澄清》一文中写到：
“第一部主要描写清末民初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及国仇家恨下的自发斗争。父亲苦难的童年生活及血泪家族史，还有父亲长期在农村收集的素材，他写的得心应手。父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写作，进展非常顺利，速度很快。夜以继日地创作他也不觉得累，30多万字的第一部很快封笔。”（15）
郭澄清之子郭洪志，曾不止一次透露他的家族史，然而正是“苦难的童年生活”让我们看到了郭澄清家族的贫穷，属于被打压的弱势群体。“血泪家族史”更是让我们意识到两个家族之间不同寻常的矛盾。自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又是“千顷地一棵苗”，势必会影响郭澄清性格的形成，从《大刀记》主人公梁永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少年郭澄清内心深处的影子。“怕虎怕狼别在山上住。”“穷人别怕死，怕死别活着”。正是当时少年郭澄清心理活动及“愣葱精神”的真实写照。
“从很快封笔”这一结果上，再联想到后来《大刀记》（开篇）第一部的成功上，可以看出，《大刀记》融入了郭澄清先生的真情实感，是他“血泪家族史”的一个缩影。作家把个人到集体，由小我到大我，这一转化过程写得是那么自然、真实、可信。甚至连小说中的地名，如宁津县、柴胡店、宁安寨、黄家镇、龙潭等等，也是自过去到现在还在沿用的实实在在的地名，进一步印证了《大刀记》作为“传记”文学的特质。
在《大刀记》第三卷第十九章《刀铣河山》一章里，作家又写到：
死亡，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最可怕的东西。不过，它在真正的革命者面前，却失去了所有的威风！因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时刻为革命而战斗，时刻都在准备着为革命而牺牲；他既然明白了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自然就会不仅不感到死亡的可怕，反而会在危及到生命的斗争中，骤然产生出无穷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并能做到平素本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当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死的有价值的时候，他面对死亡时的心情，却比素常里更兴奋，更轻松，更从容。（16）
没有在紧要关头上对“生”与“死”的经历和抉择，没有对“生死抉择”的亲身体验和深刻理解，没有在关键时刻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绝心态，一般作家是说不出、写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由第一部里“认命、拚命、革命”，至第三卷结尾处的“生、死论”，《大刀记》完成了它的史诗品格，由于又具有“传记”的性质，所以这也是郭澄清先生的人生感悟与肺腑之言。说三卷本《大刀记》是郭澄清先生的一部心灵成长史，是比较确切和符合历史事实的。
正是这一理论，使《大刀记》的主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其他抗战小说写到革命就停止了。那么革命之后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牺牲，书中对“死亡”的终极理解，是革命者在刑场上面带微笑、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时的心理写照，也道出了革命者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勇敢前行、不怕牺牲的真实心声，反映了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千百万劳苦大众，由“认命、拚命、革命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这一真实的心理路程。
郭澄清先生把《创业史》与《大刀记》誉之为“史记”，其史诗性质由此窥见一斑。
然而，无论是为自己作“传”还是为家族作“传”，是一种以自我为“主干”的叙述过程，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上讲，这种叙述方式，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作家太多的真情实感，突出了个性化的存在和个人的声音，在当时“千人一腔”“千人一面”的创作环境下，是不被允许的。可恰恰正是这一点，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满足了人民的渴望，填补了文学的空白，与时代的脉博产生了共振。
有人说，《大刀记》的成功，沾了当时“文学沙漠化”的光，是一个巧合，如果《大刀记》晚出版几年，很难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可历史没有假设，只有机遇，这是一个历史赐予的机遇，千载难逢，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得到的。当机遇来临之时，谁敢于挺身而出，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振臂一呼，发出时代的最强音，谁就能创造历史，谁就能成为时代某个单项纪录的创造者、引领者与保持者。
1975年《大刀记》的出版，与当时进步的地下文学——1976年的“四-五”运动——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属于同质同源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种历史的衔接与延续，并起到了互相参照的效应。
所以说,《大刀记》是“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过渡的一座桥梁，是作家主体化、个性化创作的先声，《大刀记》中那永远也不服输的“愣葱”和“大刀精神”，是社会大变革即将到来的第一声春雷。
五、直面批评：不得不说的《大刀记》“正传”
“正传”一词，取之于75年版《大刀记》第16节“开篇”最后一句话：《开篇》就“开”到这里。以下书归正传------此说正与《大刀记》的“传记”性质相吻合。（17）
从《大刀记》创作的体例上来讲，与短篇小说《黑掌柜》有相似之处，不难发现有鲁迅《阿Q正传》的影子。
众所周知，《阿Q正传》大俗大雅，通过乡村流浪汉“阿Q”的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我们民族灵魂深处的劣根性，是举世公认的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同样，《大刀记》也不例外，它的深刻性和批判意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已经深深地淹没在朴素语言的表象之下。
1975年版的三卷本《大刀记》，是连续一体的，未分第一部和第二部，而是分为“开篇”和“正传”两部分。第一卷开篇16节，正传5章，第二卷正传7章 ，第三卷正传8章，共计开篇16节，正传20章。
最早对长篇小说《大刀记》提出过异议的是华裔美籍女作家於梨华。
於梨华，原籍浙江宁波镇海，生于上海。著名旅美华人小说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主义者。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梦回青河》。被誉为“留学生的文学鼻祖”，“无根一代的代言人”。（18）
笔者很早就听说过有一位海外作家，在《大刀记》小畅销和评书热播之际，对《大刀记》提出过异议，可始终找不到确切的文字记载。笔者无意中翻阅德州供电公司编辑出版的报告文学集《迎着彩虹一路歌》，其中的压卷之作《文化的魅力》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在北京第二次见到於梨华，我把郭澄清送我的《大刀记》转赠给她，同时还送她一套《艳阳天》。”
“听您说，当时北京市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大刀记》不是还排起长队吗?精神食粮太不济了！”
“第三次来大陆，你猜她怎样评价?她说《大刀记》是应时之作，一本书的东西拉长到三本。”（19）
这个“第二次见到於梨华”的人，叫刘谷一，上海人，是一位对德州电网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电气工程师，1972年由省直下放到德州齐河县“五七”干校，被当时的德州电网的领导请到单位，共同筹划德州电网发展蓝图。1975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唯独刘谷一主动要求留下来，表示要继续为德州电网建设做贡献。
刘谷一与作家於梨华的关系，是姑表兄妹。这段对话中的“她”，就是指的女作家於梨华。
尽管於梨华女士常年旅居海外，对当时的国情不甚了解，但她凭借阅读小说的直觉，提出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尤其是后一句：一本书的东西拉长到三本。其言外之意，是批评小说内容出现了松散、拖拉的问题。可以说，於梨华的担心并非多余，而是道出了很多读者的心声。
近几年，由于《大刀记》入选“建国七十年七十部长篇小说典藏”，再一次得到很多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可也有一些人紧紧抓住“正传”中出现的一些“松散、拖拉”的问题，在网络上公开批评《大刀记》是“伪小说”，并试图对《大刀记》全盘否定，这就逼迫着笔者不得不对这部充满正能量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读。
郭澄清先生作为一位短篇小说大师，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字斟句酌，惜墨如金，深知创作之要，可到《大刀记》长长的“正传”部分，为什么要这样写？
而松散、拖拉最为主要的证据，是“一字一行”的书写方式，使小说文本出现了大量的页面空白，让广大读者难以接受和理解，直接影响到阅读《大刀记》“开篇”时所带来的快感。有些热爱《大刀记》的读者和评论家，在谈到《大刀记》正传时，也是有意无意地在回避这个问题，很显然，这不是一部名著应该有的样子。
“一字一行”的频繁出现，反复出现，即没有与其相对应的场景，也没有人物的表情来衔接，更别提什么意义了。细心、耐心读来，行文节奏缓慢，语言松散拖拉，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压抑的不能再压抑的几乎要窒息的感觉。小说读到此处，即进入了绝境，再也无法继续阅读下去。
然而，绝境之处，正是逢生之处，逢生之处，也正是石破天惊之处。
如果把这些“一字一行”的字提炼出来，集中起来，总结出来看，又该如何呢？
经笔者统计，在“正传”部分，“一字一行”出现的字有50余个，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是、对、啥、好、咋、行”。“是”130余次，“对”80余次，“啥、好、咋、行”各40余次。“嗯、哎、有、不、”各20余次，还有“谁、啊、噢、走、咦、哟、嗬、嗖、哼、妙、懂”等等。
在出现40次以上的字中，“啥”和“咋”是虚词，是一个反问词，虽然没有明确的意义和固定的指向，过多的出现则是表达了作者不耐烦的心情。
在出现20次以上的字中，“哎、有、嗯”有应答之意，且有随叫随到的意思。“不”有反对否定的意思，可这个微弱孤独的说“不”之声，早已淹没在了“是、对、好、行、哎、有、嗯”的大合唱的声音里。
这样就剩下了表述明确的四个字：“是、对、好、行”。也就是说，在《大刀记》第二部里，在“一字一行”最醒目之处，出现最多的字是“是是是、对对对、好好好、行行行”。
这正是郭澄清先生在创作《大刀记》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作家用曲笔传递出的那个年代的真实信息。反复的修改，大面积的删除，高高在上的指责，毫无来由的否定，仅开篇部分，33章竟被砍去了十六章-------凡是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到作家内心的痛苦。
写到这里，读者肯定明白了，这是作家对当时“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以“曲笔”的形式，在进行不屈的抗争。
一字一句，一句一行，白纸黑字，了然纸上。一字一行所留下的空白处，也正是让读者的思考处。怕你看不明白，还一次次推到你眼前，端端正正，一本正经，让你反复地看，反复地读。你觉得明白了，就是真糊涂了。若觉得不明白，尚有明白的可能。这是郭澄清先生在用幽默的方式，与他的对手面对面地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人忍俊不禁，开怀大笑，可笑着笑着，泪水就会不知不觉地流出眼睛。
一个是高高在上，划定的红线不准越雷池一步。一个是作家的尊严，视人格比生命还要重要。二者狭路相缝，短兵相接，势必会碰撞出金石激越之声和耀眼的电光石火。
作家有作家的抗争方式，他把“是、对，好、行”隐藏于“正传”宏大的叙事之中，如一支支奇兵，时隐时现，待机而动，只等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呐喊着奋力杀出，一齐帮助读者去揭开历史的真相。
而那些“哼、啊、谁、噢、嗯、走、奔、懂、妙、呀”等“一字一行”的文字，配合“是、对、好、行、哎、有、嗯”等，有的在打掩护，有的在冲锋陷阵，如闪电，如辟雳，如投枪，如匕首，对那些指手画脚、不懂装懂、横加指责的外行的审查者，以“打哈哈”的幽默方式，进行面对面的无情的“揶揄”和“嘲讽”，以表达作家对他们的不屑、蔑视和愤慨。
只要了解了作家有关“一字一行”的写作意图，再阅读小说《大刀记》，看到那“一字一行”的文字，居然一点也不感到松散和拖拉，心里反而感到是那样的愉悦和释怀，禁不住为作家表现手法的高明而拍案叫绝。
如果把这些“一字一行”或是配合“一字一行”不必要出现的短语，进行删除或重新排列，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大刀记》“正传”里所谓的“松散、拖拉”只是牵扯到一个排行的问题，小说中的故事主线仍很完整，内容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仍然是一部优秀的可读性很强的作品，所谓的“松散、拖拉”，只不过是作家故意使出的一个“障眼法”。
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作家为人的定力和静气，看到了作家那坚定的信念、至死也不能动摇的钢铁般的意志，古代的忠臣良将也莫过于此。“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间三尺见方的小黑屋里，一位勇者凭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深情，沤心沥血，以笔为‘刀’，发出了真理的呐喊”。（20）
郭澄清先生在塑造抗日英雄梁永生的同时，也在现实生活中塑造了自己。
《大刀记》是郭澄清先生用生命诠释的一部宣言书，如果在艺术形式上有某些残缺的话，也恰恰促进了作品主题的升华以及文学的完美。
注释：
1、（1）（4）（5）（6）《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二卷第二编第五章第二节，“柳青及其创业史”，第148页。电影《柳青》，田波、王苗霞、马秀华编剧，田波执导。2021年5月公映。参照影片中柳青的谈话。
2、（2）《创业史》第一部，作者，柳青。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5月，题叙部分，第9页。
3、（3）《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选》，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1966年3月。“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作者郭澄清，第324页。
4、（7）（8）《大刀记》2005年8月出版，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作家为人民”（序一）作者：张全景（作者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5、（9）（10）（11）（13）吴义勤：“在历史的缝隙中发现诗与美——序《郭澄清短篇小说选》”，2005年3月，中国文学出版社。新版《大刀记》（序二）——序《大刀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
6、（12）（20）吴开晋：“论郭澄清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王科主编：《2004年中国小说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披肝沥胆 翰墨春秋”，原刊《齐鲁名人》2002年第6期，录入《郭澄清研究资料》李宗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第98页。
7、（14）“郭澄清自传”，《郭澄清研究资料》，李宗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第25页。
8、（15）郭洪志 口述 梁临平 执笔：“舍命追求文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原刊于《宁津文艺》2016年第一期，缩减后，刊发于2016年8月17日《文艺报》。后选入《郭澄清研究资料》2016年12月出版，李宗刚编。
9、（16）（17）《大刀记》1975年版，第三卷，第十九章：刀铣山河。1656页。《大刀记》新版，2005年版，第二部（下）第十九章：刀铣山河。492页。《大刀记》1975年版，开篇第16节，239页。
10、（18）於梨华简介，来源于网络“百度百科”。
11、（19）《迎着彩红一路歌》王广善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报告文学作品集，2010年11月，281页，“文化的魅力”，作者史建政。
作者简介：谢文成，山东宁津县人，生于1964年3月，曾任宁津县文联主席，《宁津文艺》主编。出版有长篇小说《流浪的红蜻蜓》、中短篇小说集《抒情的鲁北》。系山东作协会员。“宁津县郭澄清文学研究会”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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