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统帅周恩来》

（下）

五、拉进来为我所用

隐蔽战线的长期斗争，不仅要善于“打进去”，还必须重视“拉出来”，要想方设法在敌人的侦探机关建立反间谍关系，在敌人的要害部门建立线人，从而使自己时时处于主动地位。在这方面，周恩来从建党早期就已予以高度重视。

国民党特务机构刚开始筹建时，他们首先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起初，国民党对特务工作尚无经验，也没有内行的专业人员，于是负责人陈立夫到上海，找到亲信、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一番密谈后，两人以办案为名，同上海的党、政、军、警、宪及外国巡捕房广泛联系，积极物色特工人员。经多方考察，杨剑虹选中了自己的同乡杨登瀛。

杨登瀛的原名叫鲍君甫，1901出生于广东中山，自幼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善于交际，在日本政界、军界、商界及新闻各界都有朋友，被称为“日本通”。杨登瀛不仅是杨剑虹的同乡，并且也是后来接任陈立夫担任调查科第二任科长张道藩的知己、亲信。因此，就把杨登瀛推荐给了陈立夫。于是，杨登瀛就当上了由蒋介石亲自签署任命的“中央驻沪特派员”，统管上海国民党及军警宪特的特务工作，并也得到中统调查科长徐恩曾的信任、重用，把陈立夫交下来的遗留案子，全部直接交给杨登瀛办理。

后来，杨登瀛又与英国巡捕房建立起深厚的交情，成为政治部探长兰普逊的座上宾。兰普逊那里的情报、资料，杨登瀛可以随便看，重大疑难案件也会找杨登瀛商讨，后来还给了一亇英国和法国巡捕房顾问的头衔。兰普逊还特地放风对他人说：英国巡捕房不希望与除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是一个交际广泛的人，因此也认识一些共产党人，比如与中央特科的陈养山也有较深的私交，平时对共产党的境遇也表示同情，党组织有时找他帮忙，他也会尽心给办。

1928年春，陈养山在北四川路的杨登瀛家住了一段时间。推杯換盏间，杨登瀛就把陈立夫专程来上海，要他建立办案机构，加强对共产党和反蒋活动的侦探以及加强与外国巡捕房的联系勾通等情况，一般脑儿告诉了陈养山。并向陈养山诉说了自己对特务工作的思想矛盾和烦脑，说当特务做侦探，是他职责所在，但有关情况不让共产党知道，也对不起共产党，而且如果不取得共产党的帮助，那他也将一事无成，如果对共产党太绝情，还可能引来个人生命危险。而假如能帮共产党做点事，又能弄到一点共产党的一些消息去应付国民党，就可以既在国民党做官，又不会在共产党那里担风险。

于是，陈养山就把杨登瀛的这些情况给特科写了专题报告。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进行了认真分折研究，认为与杨登瀛建立特别关系，政治上虽不是很可靠，但对隐蔽战线的斗争却非常有必要。于是指示中央特科，一是加强教育引导，二是注意控制使用，使其为我党工作。

不久，陈赓直接与杨登瀛见了面，并为其配备了保卫人员。中央特科派了人高马大、精通武术的连德生到杨登赢身边。对杨而言，平时是不付钱的保镖，必要时又是传递重要情报的地下交通员，杨登瀛很是满意。为了稳定杨登瀛，中央特科还派专人去做了杨登瀛夫人的工作。其夫人为人正直，通情达理，深明大义。从此，杨登瀛由陈赓直接领导，成为我党在敌特机关中建立起的第一亇反间谍关系。

为了帮助杨登瀛应付工作，中央特科有时也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假情报、假据点，让杨登瀛有所收获，从而提高杨登瀛在敌人眼中的地位。

随着时间推移，杨登瀛为我党提供的情报，日益增多。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是及时为我党提供了不少有关内奸的情报，使我党免受叛徒内奸的祸害。如1930年春，杨登瀛私下报告，我党已有两处活动据点暴露。当年秋天，又报告说有一山东省委负责人来上海联系工作时，在旅馆被捕，在威逼利诱下已经招供叛变。为核实其身份，陈赓与杨登瀛商定，让二科副科长刘鼎以“鉴别专家”名义和叛徒见面，并拍照留存。不料，此人曾和刘鼎一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受训，一见面就指着刘鼎大喊“他是共产党！”幸被刘鼎和杨登瀛机智地搪塞过去。刘鼎将照片带回后，经查证，确系山东省委一负责人。又如，1930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生黄弟洪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便对革命前途悲观生望，秘密写信给蒋介石，决心叛党投敌，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时间、地点作为投名状说了出来。蒋介石接信大喜过望，立即批给陈立夫去办，陈立夫批给徐恩曾去办，徐恩曾又批给杨登瀛去和黄弟洪具体接头办理。杨登瀛得悉后，就把黄弟洪已经叛变、并要诱捕周恩来的情报迅速传给中央特科，黄弟洪很快被中央特科红队及时镇压。

令人可惜的是，顾顺章在1931年3月在武汉被抓后叛变，供出了杨登瀛是共产党线人的情况，致杨登瀛于同年4月不幸被捕，但他什么也没讲，后被释放。1934年，杨登瀛当上了国民党反省院副院长，后又到汪精卫伪政府任职。解放军进入南京后，杨登瀛在街上摆小摊，生活颇为困难。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杨登瀛曾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周恩来、陈赓知道后，通报情况把他放了出来，并每月给予150元的定期经济补助。1956年，总参办公厅还接杨登瀛到北京游览了二十天。期间，得到李克农接见。1966年特殊时期，杨登瀛因复杂的政治经历，又不免受到政治冲击，1968年11月被列为专案押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要陈赓和陈养山去专案组说明情况，并多次和杨登瀛见面谈话，后于1969年12月，因心肌梗塞突然病故。

下面，介绍一下周恩来团结旷世奇才杨度入党的事。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1920年去日本留学后，受西方学说影响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后又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提倡君宪救国论。辛亥革命后，又曾是拥护袁世凯的主要人物，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五四”运动后，他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逐步由反动转向革命。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他专门去找过孙中山，承认自己过去一直标榜的所谓君宪救国论是错误的，表示愿意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期间，他在孙中山介绍下认识了李大钊，并深受李大钊的影响而加快了转变革命的步伐。

1927年李大钊被捕前一天，杨度在一私人宴会上获悉张作霖要抓捕李大钊的消息，便立即通过他途转告警示。但由于中间人耽搁，李大钊已走避不及。李大钊被捕后，他将北京的“悦庐”寓所以4500元银元的价格，卖房来营救李大钊。虽然营救不成，但其毁家纾难的精神令人难忘。这年深秋，蔡和森去北京策动北方暴动，杨度也尽力给予经济资助，平时积蓄耗费一空。后来他移居到上海，期间写了《论圣贤同志》一文，借用孔门师弟论圣贤言志的大同思想，阐发共产主义理论，表明这时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杨度到上海后，还通过中央特科的熟人关系，积极向党靠拢，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这样一位具有复杂历史的人物，是否吸收入党？不少人提出异议，有人认为他是在搞政治投机。杨度知道后笑着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提出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并真诚表明心迹说：我一生经历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眼见都一一失败了，看来只有中共的社会主义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我要求入党，就是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不久，周恩来亲自找杨度谈话，作了进一步的深度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考验，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秘密入党，安排他只与党组织指定的同志保持单线联系。

因杨度知名度很高，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所以常常有重要情报报给中央特科，还帮中央特科同各方面建立关系。比如，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动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青、红帮情况。杜月笙身为上海滩大佬，场面上也会附弄风雅，为显得尊重文人才俊，就向杨度讨要墨宝，还亲自盛邀杨度当他的秘书，承诺奉送一处豪华住宅。杨度觉得杜月笙是上海黑帮老大，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去给他当秘书不适宜。周恩来知道后，就告诉他：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应该应聘去当秘书，以便组织及时掌握更多的情况。后来，中央特科还借杨度的这层关系，和杜月笙建立了特勤关系。除此，杨度还曾帮助营救过一些革命同志。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报头，也出自杨度的手笔。

杨度入党后的表现与贡献，周恩来一直记在心上。杨度入党较迟，去世较早（1931年9月病逝），又是秘密入党，所以一般外人都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周恩来逝世前一年1975年的一天，特意叫秘书去一趟国家文物局，让其告诉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年“筹安六君子”第一名的杨度，系中共党员，是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并直接领导的。并要王冶秋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在杨度的辞目中，须把他最后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的事写上。

六、开创红色密码战

无线电通讯，是通过密码电讯来传递信息的。因此，及时破解敌方密码，是侦查敌方战术情报的最佳途径。

红军时期，我军总是能在国民党设置的层层包围圈中找到空隙成功转移，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依靠无线电台的侦听工作，靠的就是及时破译敌方密码的真功夫。

在周恩来领导下，我党自1930年1月建立起上海至香港的无线电联络。1930年2月，苏区中央军委成立。在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的参谋处，又单设了一亇侦查敌情的谍报科，并在谍报科下成立了一个无线电队，专门从事收集敌方的无线电通信。当时，敌人常用明码发报，所以无线电队往往能侦听到不少敌方的动态。后来，蒋介石强调无线电通讯的保密工作，下令不得使用明码发报。因此，红军无线电队每天虽抄录下数不胜数的一组组的电码，但电码象天书一般无人能识，红军的电子侦察工作陷入困境。

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1932年2月，中央军委谍报科改为情报局（即军委二局），局长为曾希圣，副局长是谍报三杰之一的钱壮飞。为了加强电子侦察的谍报工作，在谍报科下还设立了一个专职从事敌方密码破译工作的机构（第一科），成员有曹祥仁、邵毕北等人。局长曾希圣重点关注的，就是第一科的破译工作。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关心下，在曾希圣等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掌握了敌方密码的发报规律，于1932年10月破译了国民党所使用“展密”的全部密码。到1932年底，只用两亇月时间，军委二局已先后破泽出国民党17个密码本，几乎把中央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多支部队的密码本全部破译了。如此一来，国民党以为自己下的是凶险的暗棋、危棋，而对红军而言实际上是在下明棋，红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于是红军每每总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1933年建军节之际，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为表彰谍报科的卓越贡献，给曾希圣三人分别授予了二等、三等红星奖章。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占领了土城，川军郭勋祺部尾随而至。战斗打响后，发现敌人越打越多，国民党中央军和贵州军阀部队正从四面合围过来。敌情究竟如何？是打还是撤？情况十分危急。中午时分，周恩来从指挥部来到军委二局，对局长曾希圣说：我给你们做午饭，你们抓紧侦听敌情，赶紧把川军密码破译出来！可当时，二局并未掌握川军密码，而川军用的又是来去不同的“来去码”，破译难度很大。在这生死存亡关键之时，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北等三人就在野外架起天线，一人手摇发电机，一人戴上耳机就地侦听、抄报，另一人则反复推敲、就地破译。经破译三杰团结协作，川军密码在很短时间内被破译了出来，发现土城四周已基本被包围，唯有西北角尚有一处空档，建议立即从该处突围，军委马上下令撤退，从而成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破译三杰的完美合作，创下了世界密码战中的奇迹！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11月，国民党为其部队配发了一种理论上说是永远无法破译的新型密码，但经军委二局数月的艰难探寻、攻关，终于从浩瀚的数字海洋中找到破绽，发现规律，攻克了“不可破”的密码，基本做到敌动我知，先敌主动。仅淮海战役，二局就凭破译的敌方电报，发出重要的敌情报通1000余份。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所作的64份电报指示，有50多处引用了军委二局上报的敌情通报。

七、周恩来的“莫斯克文"俄文名

在隐蔽战线，敌我双方的人员都不会使用真名，往往是以别名、化名取而代之，或者干脆以代号代之。我党早期的白区地下工作，正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对革命者的搜查、突袭、围捕、悬赏，常有发生。特别是党的重要领导成员和工作骨干，更是国民党警、特、宪的重点抓捕对象，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我党早期领导人、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更是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无时不刻都想把周恩来抓起来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国民党光发布捉拿周恩来的悬赏就有三次，悬赏价格一次比一次高。敌特一旦闻到一絲一点的异味，就会兴师动众、倾巢而出。

周恩来从1927年11月从香港回到上海，一直到1931年底去江西瑞金，期间在上海整整工作了四年。四年中，环境恶劣，险象环生，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

在如此严竣的形势下，地下工作者如何生存、如何工作呢？一般而言，躲避敌特缉捕的最有效方法，无非是深居简出、及时转移丶随时化装、更名隐藏等四种。

周恩来在上海从事白区地下工作四年中，为躲避敌特鹰犬双眼，常常是四种方法同时采用。

居住地经常更换，长的一、两亇月換一次。一般情况，一处住址不超过半个月。短的住上几天就搬走。平时一般少出门，要出去就安排在早上5-7点就出发，回来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晚上7-9点。来回从不坐公共交通，以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防止行动泄露。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特别善于用化名来大隐于市。比如，“伍豪”“胡公”“少山”“大美”等化名广为人知，“维思”“非非”“周翔”“李知凡”等化名亦可谓耳熟能详。据统计，周恩来一生用过的名种各样的化名，就达到三十多亇。周总理使用过的诸多化名，有些是信手拈来，有些则是经慎重考虑而取的。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俄文化名，便是慎重考虑后取的俄文名。

周恩来的俄文化名，叫“莫斯克文”。这个化名，从俄文发音可知源于莫斯科一词，顾名思议，让人觉得此人应该是在莫斯科工作过或是在莫斯科出生的人。事实上，在苏联确有不少叫“莫斯科文”的人，有的还是苏联名人，如苏共中央书记处重要成员“伊万.莫斯克文”，还有苏联著名电影摄影师、功勋艺术家“安德烈.莫斯克文”等。

“莫斯克文”这一化明，查见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之《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

周恩来这一俄文化名，是在与苏俄电文往来中使用的。主要是出于保密考虑，既是与以前在白区工作过的化名做一个彻底切割，同时也可造成是俄国人同中共在密切联络的表象，以迷惑敌人。一直到1936年7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发回的《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时，才开始公开使用周恩来本名。

       （全文完）

编者简介: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退休后长期担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

          2026.03.20编撰于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