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幽长者》九（中）



但是王元化先生为了张可老师，要在文章中提到那个教师的名字，我认为万万不可，因为那会产生"佛头着粪"的恶果。高贵永远无法对付卑鄙，圣贤永远无法对付虫豸。一对付，反而抬举了对方。这很无奈，实在是人世间巨大的悲哀，君子们难逃的宿命。
听了我的劝说，王元化先生同意了，不在文章中提那个人的名字。
那天与王元化先生分手后，我一路在想，以前一直认为张可老师总算在"文革"中大致平安，现在才知道并非如此。祸害的来源不去说它了，只觉得张可老师这一生，真是一天也不得消停。人世间的每一个磨难都不放过她，而且一个一个都咬得那么紧。
她来不及诉说，也不想诉说。此刻不能讲话了，只能让所有的凄楚和苍凉，全然消失于天地之间。
但是，未必全然消失。因为她有一个能够用笔来追踪天下善恶的学生。
我一直想找王元化先生好好谈谈张可老师，然后写点儿什么。
在这么大的城市当宣传部长确实太忙了，找不出成块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他离休，他、黄佐临、谢晋、我，成了上海市四大文化顾问，经常见面讨论。但四个人一聚，我眼花了。黄佐临和谢晋我也想写一写，借以唤醒上海文化的自尊。而且，因为他们两人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写起来也会比较顺手。最难写的是张可老师，我把她放到最后，因此没有在那个时候
打扰王元化先生。 
后来，国际大专辩论赛邀请王元化先生、我与哈佛、耶鲁的两位教授一起，担任"四人总评委"，中间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我开始不放过王元化先生了。
王元化先生说："由你的文笔来写张可，就会成为一座纪念碑。"
大概在两个月后，我送去了《长者》文稿。
王元化先生看后，立即通知我到衡山饭店找他。
这是衡山饭店朝西的一间不大的客房，王元化先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这是怎么回事？王元化先生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是一个企业家为我租这间房的。"
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不说，我也不问。这就像当年对张可老师，她不说，我都不问。胡导老师说，这是"地下工作的规则"。
王元化先生从抽屉里拿出我的《长者》文稿，我以为他要提一些修改意见，却不是。他郑重地对我说："能不能在你的文章中留出一个不大的篇幅，说说我对张可的评价？"
当然可以。而且，这样也增加了这篇文章的分量，我太高兴了。但是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很能动笔的丈夫，要把自己对妻子的评价放在别人的文章里？
王元化先生解释道："如果由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只能是丈夫对妻子的回忆，容易陷入过程性叙述，会显得一般。出现在你的文章中就有了第三者的目光，而且，你的文章拥有最多的读者，我不妨借一把力，把事情做得隆重一点儿。但是你最好候明一下，文章中这一段是以我的名义写的，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份纪念。"
这就清楚了。我就问："你的评价，是你亲自写，还是我派人来记录？"
他说："我亲自写。"
"几天？"我问。
"三天。"他说。
三天后，我又去了衡山饭店。一敲门，门立即就开了，开门的王元化先生，手上拿着几页文稿。
下面、就是王元化先生为张可老师写的几段文字。我数了数、共约一千二百个字﹣-
张可，一九二O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的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 
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