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幽长者》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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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在学院资料室里翻北京的一本学术杂志，发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心中一喜，却不知道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有一家上海报纸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没想到，几天后报社的编辑亲自来到我家，满脸抱歉。

"感谢您终于为我们报纸写了专文，而且写得那么好。但是，这篇文章暂时还不能发表。"编辑说。

"为什么？"我笑着问，因为这是第一次遇到退稿。

"原因只有一条，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

"王元化究竟是谁？"我问。

"您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编辑十分惊讶，"我们编辑部还以为，是因为您与他爱人同在一个学院的关系呢。"

"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

"张可嘛！您真的不知道？"

"啊！"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又到窗口站了一会儿，回想着张可老师与我交往的点点滴滴。她怎么一点儿也没有吐露，而我怎么一直也没有追问一句？

这就是中国人的师生伦理。好像学生不应该去揣测老师的家庭生活，更不应该随便打听。结果，代代传承，变成习惯，连想也不会去想了。

我怀着慌乱的心情，去找了那次在乡下向我暗示张可老师有"传奇"的胡导老师。胡导老师听我一问，就把隔壁办公室的薛沐老师也叫来了。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长辈，兴致勃勃地轮番叙述着，让我知道了这篇文章前面写到过的张可老师的历历往事。她宁肯退党也不愿意改变婚姻，正因为有这位丈夫王元化。

但是，在退党事件后没几年，王元化被牵涉进了"胡风案件"，因为他是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与诗人胡风有业务交往。由于案件快速膨胀，他被逮捕入狱。那时张可才三十出头，不仅对蒙冤人狱的丈夫不离不弃，而且还处处寻找经常变动的关押地点，又不断地向各个相关部门上访诉冤。王元化出狱后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精神又有点儿失常，全靠张可一人撑持着照顾。一年年下来，直到眼下，形势才有所变化，王元化可以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了……

我听了两位长辈的叙述，非常激动。张可老师给人的一个个"惊讶"早已叹为观止，没想到还在不断增加。这中间，还夹带着我自己的一个惊讶。就在我们下乡劳动的那些日子，她仍然处于为丈夫上访、为丈夫治病的过程中。我哪能想象，那顶挤在老太太和羊窝之间的白帐里，兜藏着中国女性最贞淑的品质，最坚毅的心灵。

外面，一天一地都是黑夜、暴雨和泥泞，而那顶小小的帐子，却是如此洁白无瑕。

我托请《辞海》 编写组的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打听，张可老师什么时候会回学院一次。打听到了，那天我就守在我们经常聊天的那个路口。

果然，她来了。

毕竟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开头。我突然觉得不如"中心突破"，一开口就说了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并为他终于能发表文章而高兴。

张可老师的表情很吃惊，连问我怎么全都知道了。我正支支吾吾，她又拉着我的衣袖到一边，轻声说："他到现在还没有平反，但从种种消息看，快了。平反后一定请你到我们家去长谈。"

"为什么要等到平反才去？王元化先生什么时候有空，我随即登门拜访。"我说。

"他呀，什么时候都有空。"她笑得很开心。

我们又聊了很多话，临别时，她又说："我一定把你对文章的评价立即告诉他。"

过了三天，与张可老师一起在编 《辞海》 的柏彬老师找到我，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是王元化。

王元化先生详尽地叙述了以前如何在张可老师那里一次次听说我的过程，然后郑重约请我去他家一聚。在长信的最后他写了一段话：

秋雨，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 

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这段话让我感动，因为写的人还没有获得平反。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按照地址找到了他们家。是在淮海中路新造的一幢宿舍楼里，按当时上海的居住水准，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他们是新搬进去的，我想，既然上面有了给他们分房的举动，平反的事可能真的不远了。这在中国官场，叫作"正在走程序"。

张可老师一见我乐坏了，忙忙颠颠地端茶、送点心。他们家里雇了一个头面干净的老保姆，张可老师说："她是你的同乡，余姚人。"老保姆用余姚话与我打过招呼，就去忙饭菜了。

王元化先生坐在我边上，说："开头要说的话都写在那封信里了，今天开门见山吧。你读了这篇文章没有？"他拿起一本杂志放在我眼前，我一看，是李泽厚的《论严复》。

"我觉得这一篇，比他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写得好，尽管那篇资料收集得更细致。"王元化先生说。

张可老师一听，立即嗔怪起来："人家秋雨那么远的路赶过来，茶都没有喝一口，一下子就谈得那么严肃！"说着就拐身到厨房里去了。

我就与王元化先生谈李泽厚。我说王元化先生有眼光，这几年李泽厚进步很大，远超自己的五十年代。尤其是他以康德为背景的美学理论，已经把朱光潜、宗白华比下去了。

王元化先生睁大眼睛看着我，估计他会把朱光潜看得更高一点儿。但他还没有开口，张可老师已经在招呼吃饭了。

菜不多，但很精致。张可老师不断地往我的盘里夹菜，自己几乎不怎么吃。他们家的饭碗很小，我几口就吃完了，张可老师忙着一次次添，添完又夹菜。连王元化先生看了也觉得有点儿过分了，不断笑着说："让秋雨自己来，自己人不用太客气。"

我看着张可老师，想起在烂泥小屋我们一起吃盐豆五个月，想起她在老祠堂把草扎肉让给我……她似乎也想起了什么，对王元化先生说："秋雨像骆驼，可以吃很多，也可以饿很久。"

吃完饭，王元化先生一挥手，要我到隔壁房间谈学问。张可老师向我一笑，说："你们谈学问我就不参与了。"

乍听这话像家庭妇女，但我分明记得，在农村，她一直在给我谈学问啊，而且谈得那么好。

与王元化先生谈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此刻浑身蕴藏着一个被废黜已久的学者对于学术交谈的强烈饥渴。反过来，他的知识结构又让我不无惊喜。他出事，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那时，中国在文化领域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形成气候。等到他被羁押之后，社会上倒是越来越"左"了，他已经没有权利投入，因此也就保持了一份特殊的纯净。

为此，我们两人决定多谈几次。

在第一次拜访之后，我又在一个月里三次重访。为了谈得长一点儿，我一般都是下午二时去，不要与晚饭靠得太近。张可老师还是不参与，只是与老保姆一起，在厨房准备点心和晚饭。大概在三点半，点心就端出来了，四个煎馄饨，或一小碗酒酿圆子。

通过几次长谈，我大体领略了王元化先生的知识结构。由于父亲是教师，他小时候住在清华园，"那里连鞋匠都讲英文"，因此有不错的西学背景。原是基督徒，后来加入共产党，较多的时间着力于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也没有安心求学的可能，但对十八、十九世纪欧美的文化思潮都大致了解，又更多地受到俄国别林斯基、丹麦勃兰兑斯和法国罗曼·罗兰的影响。因此，在社会关怀、人文激情上，都超过了很多留学归来的"民国学人"。

"胡风事件"使他改变了文化道路。从监狱释放后，他随妻子张可研究了莎士比亚，自学了黑格尔哲学，又把《文心雕龙》作为理论解析的中国标本。这使他从一个文化评论者转化为专业研究者。

他文化视野的下限，大概止于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这也是"文革"结束后几年他看书自学的。由于年龄的制约，他不可能学得更多。因此，在几次长谈中，他非常仔细地向我询问了弗洛伊德的学说，荣格所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接受美学，以及由卡夫卡起头的现代派文学，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对于其中一些关键的命题和人名，他还询问了英文字母的拼法。但看得出，这一切，基本上都进入不了他的欣赏范围，他也缺少研究的兴趣。因此，他是一个带有十九世纪的文化印记的学者。他的重返，对上海文化界来说，是一种隔代风格的隐约重现，颇为可喜。

在整个长谈过程中，我一直等待着张可老师的出现。我暗想，即使在学术上，张可老师也会产生一些独特的观点，让王元化先生和我惊喜。但是她一直没有出现，始终在厨房里忙碌。

夏衍曾说："大家都在称赞钱锺书，我却更欣赏杨绛。妻子比丈夫写得更好。"我对张可老师，也有近似的判断。至少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直觉上，她一定强过王元化先生。而这种直觉，来自天性。不错，张可老师应该比王元化先生更靠近无邪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