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幽长者》六

六、

"文革"开始后，舞台美术系的同学带头"造反"，组织了一个叫作"革命楼"的造反组织，全系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参加。表演系也有同学造反了，大约占全系人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戏剧文学系和导演系的同学没有人造反，就由我带领着，对抗造反派同学临时学来的暴行，例如批斗老师、抄家、打砸抢。他们开大会，我们也开大会；他们刷出了打倒谁的标语，我们就紧挨着刷出正面标语；他们准备要抄哪个老师的家，我们先赶到一步，贴出布告"这家已由革命群众查检完毕"；他们要烧图书，我们就围成三圈高喊反对的口号……

我的这些对抗行为，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代表"、"三座大山之首"。但有一段时间，毕竟是反对暴力的师生要多得多，我一时广受拥护。有一次，在红楼前的热闹通道口，一位年迈的女教师大声表扬我是"正派的好孩子"，边上很多人鼓掌。我正为"孩子"的说法烦恼，肩上被拍了一下，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最近有没有见到李惠民？"

我转身一看，居然是张可老师。李惠民，是我们在农村同住一家的那位地方干部，几乎忘了，她怎么突然提起？原来，她是想用一个陌生的话题把那个女教师的表扬和别人的掌声打断，把我引开。

我跟着她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她轻声而快速地说："你应该赶快躲起来。在学院里我们是多数，但这是暂时的，从中央的势头看，会有大翻转。你不能站在风口浪尖上。"说完，她拍拍我的手臂，转身就走了。

其实我也在关心形势，已经预判造反派会很快压倒我们。既然这样，张可老师说得对，应该往后退。正好我爸爸被他们单位的造反派打倒了，我要天天代笔为爸爸写交代，就从学院隐退了。

此后，我经常想起突然拍肩又突然转身的张可老师。她在"文革"中，没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因为她不是党员，不是干部，也不是正式教师。她原来所在的导演系没有造反派，而后来她的编制又划到了演出科，那是一个由裁缝、木匠组成的舞台服务机构，没有人对"文革"有兴趣。但是，如此安全的张可老师那天对形势作出的判断，实在是一种充满政治经验的远见。她喊一声陌生人的名字把我引出来的情景，让我联想到了某些间谍片。

当时我的遭遇已经是片凄风苦雨，爸爸被关押，叔叔被逼死，全家八口人失去经济来源，而我又是大儿子。正在苦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面又下达通知，立即下乡劳动。

下乡不久前的一天，我拿着造反派掌权者为我做的"长期对抗文革"的最低等级思想鉴定，丧魂落魄地在学院里走，又遇到了张可老师。与上次一样，她喊了我名字后先从一个陌生人开头："我家邻居是你中学时的同学，最近从北京回来了…."边说边往小路引。看到周围没人了，就转入正题。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急切地问。

"是的，已经动员过了。"我说。其实，动员到出发的时间很短，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用卖书所得的三元钱买一套防雨的棉衣，但还没有买到。

"去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

她突然沉默了，低下头去一会儿，又抬起头来。

"一辈子，让带书吗？"她艰难地问。我猜度刚才她沉默时也许会想起我们在烂泥屋里靠谈论书籍熬过了半年的往事。但这次是一辈子，而不是一年半载。

带书，这事我也在想，前几天卖书时还咬着牙齿留下了几本，因而就对张可老师说："让不让带书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

说是这么说，心里却明白，如果允许带几本，也一定不是"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她又问。

张可老师所说的那种书。

刚问，她又露出一个抱歉的表情。因为在那个年月一切命令都无法与父母商量。而且我想张可老师也听说了，我家已陷于大祸。

她叹口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

没想到，不是一辈子。

一九七一年，由于"九一三事件"、重返联合国、准备欢迎美国总统，"文革"的逻辑断了。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文化建设悄悄地代替了文化破坏。

复课、编教材、编词典、办学报，都火烧眉毛般地着急推进。这是另一种逻辑的启动，我们也就随之从农村回到了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遇到的第一件好事，是抽调专家去编《辞海》。抽到的第一个人，恰恰是张可老师。她当然合适，《辞海》里的很多条目都能够参与。

接下来的事情就分好几个等级了。复课招生是第一等，既热闹，又有点儿权；编学院里的专业教材是第二等；与外校一起编通用教材是第三等；到外校去编我们学院用不着的教材是第四等。我分到的是第四等，到复旦大学去编我们学院用不着的教材。第四等倒无所谓，比较麻烦的是复旦大学太远，去一趟要换好几路车，没人想去。我同意去，是另有所图，想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外文书库来充益我已经独自悄悄在编的教材《世界戏剧学》。 

从我们学院到复旦，我看到教育恢复的势头十分振奋。有趣的是，所有的造反派骨干成员，全都置身在这个势头之外，他们气鼓鼓地等待着一场"反击"运动。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文革"中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教育恢复的势头来的。

我历来不怕极左派，现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标语边贴了一张纸条，在当时叫"戳一枪"。我写的是：

上海流氓总把别人说成流氓，

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样。

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刚贴出，就围着很多人在看，表情兴奋。可见，社会气氛已变。当天下午我还在那里转悠，看到张可老师也来了，她又把我拉到路边，说："那一枪，很准。"

我说："看了那么多年，发现破坏文化的，都是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痞。"

张可老师说："这我早就知道。但文痞很滥，你要小心。"

我说："不怕他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贴纸条的下方，一条新标语又出现了： 

警惕老保翻案！

我又在这条标语边"戳一枪":

天地大案尚未审，

何人翻案未可知。

这次我干脆署名为"老保大山"。这是当年造反派封我的，"保皇派"、"三座大山之首"，我把它们合在一起了。这条标语贴出后，他们不再来闹，可见形势确实变了。

这事的两年之后，他们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击，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但不到一年，"四人帮"被逮捕了，天佑中华。

其间事情太多，不去写了。我只记得，自从那次在教育楼标语前讨论"文痞"之后，一直没有见到张可老师。偶尔想起，估计她还在编 《辞海》，什么时候有空，应该去拜访。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有空的时间，而且我也始终没问过她住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又过了三年，我遇到了一件与她有关的事。这件事，让我一时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