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刚下乡时，正逢雨季。村里有规矩，天一下雨就要开会，开会的地方离我们的烂泥屋不近。这就太难为张可老师了，因为门外一片泥泞，她走一步摔一跤，浑身是泥。其实，她到河边洗漱，也寸步难行。雨停了，就要下田劳动，但田埂还是泥泞，她仍然无法行走。
这就需要我来搀扶了。我时候在农村时成天赤脚玩泥，不把泥泞当回事。因此，几个月中，我成了张可老师最称手的拐杖。
对于吃饭，当时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尽管交了饭费，但绝不能吃饭桌上的任何荤菜，连农民在河沟边自捞的小鱼小虾也不能动。幸好这家人家没有这种麻烦，下饭的菜永远是一碟盐豆。为了怕费油，青菜都不炒一个。几个月下来，我们的脸色已惨不忍睹。
张可老师看着我说："你正在长身体，不能一直这样。"但是，又能怎样呢？她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上上下下都喜欢摆弄苦，炫耀苦，却忘了当初革命是为了什么。"
我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人，最有资格说"当初"。
也有下雨不开会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在烂泥屋中间那一间的门内，看看书，说说话。
那天，我在一角看书，张可老师从她的泥屋子走了出来。只是远远地瞟了一眼，她就说："不要只读兰姆，要读原文。"
这下我脸红了。我确实在读兰姆姐弟（Charles and Mary Lamb）合编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从外文书店买来的英文版。原来以为已经很牛了，却被真正的莎士比亚专家一眼看破。她怎么粗粗瞟一眼就能认出哪一本书呢？这就叫专业。
我嗫嚅着："莎士比亚原文是上了年纪的英语，很难。"
"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满脸都是光辉。
"如果由中国的剧团来演出，用谁的译本比较好？"我问。
张可老师说："一般用朱生豪的，他只活了三十二岁就翻译出了二十七部，令人感动。但也正因为太匆忙，有点儿粗糙，对那个时代的神韵传达不够。这些年北京大学吴兴华等人进行了校译，质量就提高了。梁实秋倒是翻译全了，翻得从容不迫，但少了朱生豪的那种激情，又不太适合演出。"
顿了顿，她说："记住，现在中国最好的翻译家是傅雷，我们很熟。你听说过他的儿子傅聪吗？大钢琴家……"
我知道，这就是上课，就恭恭敬敬地找了一把小小的竹椅子摆端正，请她坐下，我就坐在对面三块叠着的泥砖上。她一笑，便坐下了，显然，她也愿意在这被大雨封住的小泥屋里讲这样的课。以后每次这样一坐，彼此心头就响起了学院的铃声。
"你能读兰姆，也算不错了，那书是在福州路外文书店买的？"张可老师问。
我说："兰姆是我的中学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吩咐买的，现在这样的书买不到了，满架都是《毛选》的各种外文版。前两次下乡，我为了学英语，把《毛选》的英文版读了一遍。"
"那是偷懒的办法。"她说，"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你们系里平常上一些什么课？"她问。
"太差了。当时是以全国最难考的招牌把我们吸引来的，一听课，多半是政治教条。我们等着顾仲彝先生来讲贝克技巧。"我说。
她笑了一下，说："贝克不重要。技巧只是技巧。"
"亚却呢？"我追问。贝克和亚却，都是美国的编剧教师，小有名气。
"也不重要。"她说。
"劳逊呢？"我又问。劳逊的书，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稍稍好一点儿，讲到了结构，但还是浅，而且啰唆。"她说。
她三下两下，就把我们所企盼的课程全给否定了。其实按照当时已经泛滥起来的以政治压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这些课程也不可能进课堂了。这就像一群应招女婿还没上门，就被她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听了，是心存怀疑的。
他的什疑，烧讲了一段话："艺术的最高处。不团都靠时代力量州个人大舞。莎士比亚是一位伟》」向他学什么编剧拉巧，实在是委轻了他。而且，华夏展主事，目光由手能只在编剧。中国语剧的发展，先堑在导我曲，美键在演员。"
"那是王是要学习斯坦尼和布莱希特的表演理论体系"我问。
"也不必。他们两人都是好导演，但是一钻到理论里就夸张子、把里势撑得大大。凡是艺术家自己搞的体系，都不能太橙脑。"她说。
后来我每次回想，都感谢张可老师在我刚懂事的年代示范了如何做减法。这种减法思维，使我毕生受益。
别的老师喜欢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当作宝贝往学生肩上胀、张可老师正相反，以自己的阅历衡量轻重，对比高低，去芜存菁，早早地为学生减省负担。并且，把减省负担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门径，启发学生。
我想，如果不是那间雨中烂泥屋，而是一直在高楼深院里接受一系列正规教育，那么，我不知道会在大量"看似重要的不重要"中浪费多少年月。
有一天又下雨，她与我谈起了文学。她对中国现代小说居然全都看不上，包括一系列已经上了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在内。
"都不大气，缺少人性和神性。只是社会化、观念化、个人化的东西。既显得神经兮兮，又显得可怜兮兮。"这两个"兮兮"是上海女性的口语，一说出口，她就笑得很开心。
"您会不会也去翻翻当代小说？"我问。
"翻得很少。粗粗的印象，我觉得陕西的作家比较认真，像柳青、王汶石。看起来王汶石更好一点儿，笔下有一种爽朗的劲道，可惜题材太窄。"
我对她读过王汶石，有点儿吃惊。
接下来是她问我了："外国小说你喜欢谁？"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海明威。"我说。
"我知道了，你不喜欢精神撕裂型、心灵忏悔型的作品。"她说，"正好，我也不喜欢。"
就这样，过了五个月。一天上午，乡里一个通信员推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来通知，说上海戏剧学院的领导来慰问下乡劳动的师生，今天就不用下田劳动了，大家到南边一个旧祠堂里去集中，中饭就在那里吃。
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我陪着张可老师走了不少路，找到了那个旧祠堂。来慰问的领导就是费瑛书记，她一见张可老师便着急地迎过来，握住手之后又一遍遍上下打量着，那表情的意思是，真不该让她在这里待那么久。
分散在各村的同学和老师重新见面，都非常开心。这时才发现，旧祠堂的一角正烧着两只大锅，飘出阵阵无法阻挡的香味。原来，费瑛书记听说我们在乡下不仅劳动艰苦，而且吃得很坏，就决定来一次最实际的慰问。那就是请学院食堂的厨师一起下来，办一次聚餐，每人分两块草扎肉、两个馒头，进行"营养速补"。
所谓草扎肉，就是把五花肉切块后用一根根稻草扎了，放到锅里焖煮。煮烂了也不会散块，掂起稻草分给各人。由于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好好吃饭了，很多男同学打赌，能一口气吃下十块。女同学只闷笑，心想十块怎么够。看到同学们的狼吞虎咽，费瑛书记眼泛泪光，轻轻摇头。张可老师只吃了一块肉，把另一块放到我的盘子里，就起身又到费瑛书记那里去了，我连推让的机会都没有。
这时，在我们邻村劳动的胡导老师挨近我，问："你知道为什么费瑛书记这样尊重张可老师吗？"
我摇头，看着胡导老师。
胡导老师打趣说："看你和她在一起劳动快半年了，她都没有透露。可见我也不能透露，这是地下工作的规则。"
看我发呆，胡导老师又加了一句感叹："传奇啊，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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