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金庸 》之三



三 
事情还要从远处说起。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爆发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最后都指向了文化的重新选择。文化的重新选择应该首先在文艺上有强烈表现，例如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的每次重新选择都是这样，但中国在这方面却表现得颇为混乱和黯淡。
有人主张对传统文化摧枯拉朽，提出"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这既不公平，也做不到，因为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留存至今的悠久文明，绝不可能如此粗暴地被彻底否定。而且，彻底否定之后改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填补，这些人完全没有方案。他们自己写的作品，虽然在话语形式上做了改变，却没有提供任何足以代表新世纪的重大文学成果。
有人相反，主张复古倒退，因循守旧。这在整个国家濒临危亡的形势下完全失去了说服力。这种主张的代表者之一林琴南还在别人帮助下翻译了大量西方作品，因此便成了一种言行不一的论调。
更多的人是躲避了文化本体的建设重任，只把文学贬低为摹写身边现实、发泄内心情绪的工具。所谓现代文学史，大多由这样的作品组成，因此显得简陋和浅薄。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三拨人无论骂着、供着或躲着，谁也没有直接去碰触，去改造，去更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金庸。他不做中国文化的背叛者、守陵者和逃遁者，而是温和面又大胆地调整了它的结构，成为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于现代都市的文学创新者。
两年前，我曾应潘耀明先生之邀，在香港作家联谊会的﹣次聚会中，做了以下三方面的演讲
第一，金庸在守护中华文化魂魄的前提下，挪移了这种文化的重心。重心不在儒家了，也不在彻底反叛的一方，而是挪移到了最有人格特征和行为张力的墨家、侠家、道家和隐士身上。这是以现代美学和世界美学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长廊内所做的一次重新发现。重新发现的结果，仍然属于这种文化、这部历史、这片山水。只是由于割弃了僵滞，唤醒了生机，全盘皆活。因此，如果原先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下﹣代和外国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活力，也并非误读。
第二，他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动用的是纯粹的小说手法，那就是讲故事，或者说"精妙叙事"。中国现代作家可能是心理压力太重，虽然文笔不错，却严重缺少讲故事的能力。几乎没留下什么真正精彩的故事。本来，以万般虚拟故事来补充人生，乃是天下小说家的天职。金庸在小说中所讲的故事，有别于《三国演义》的类型化，《水浒传》的典型化，《西游记》的寓言化，《聊斋志异》的妖魅化和《红楼梦》的整体幻灭化，而是融化这一切，归之于恩怨情仇的生命行动。这种生命行动就是故事的本体，不再负载其他包袱，因此显得快捷、爽利、生气勃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尽到了一个小说家最质朴的职业本分。


第三，这些为了逐日连载而写成的小说，几乎天然地具有强烈的情节性、行动性和悬念的黏着性。而且，它们又必须快速流传、流传在信息密集、反馈迅捷的街市间，人人抢读，处处谈论，随之也就成了现代都市生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金庸不但让现代都市接受了他的江湖，而且让现代都市也演变成了他的江湖。江湖的本来含义，应该是"一个隐潜型、散落型的道义行动系统"；自从有了金庸，江湖搬到了城里，搬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间，它的含义也变了，变成了"一个幻想型的恩怨补偿系统"。对于这样的一个江湖，香港不仅欣赏了，而且加入了。结果，金庸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似乎也都取得了"香港户口"。一座城市因金庸而产生了文化素质上的改变，这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作家做到过。
以上这三个方面，金庸显得既勇敢又沉着。他说北京有青年作家调侃他不会写文章，我大概猜出这位青年作家是谁了。这位青年作家很有才华，善于在反讽中解构，在解构中幽默，创造了新一代的文学风范。但他在反讽金庸时可能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前辈，完成了更艰难的解构。把庞大的古典文化解构成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现代江湖，居然还让当代青年着迷，这还不幽默吗？
海明威坚信，最高的象征不像象征。那么我们也可以顺着推衍下去：最高的解构不像解构，最高的突破不像突破，最高的创新不像创新。金庸的小说，从总体上也可以看成是绣满了古典纹样的"后现代文学"。
听了我上面这个演讲，香港作联会的好几位年长作家同我，这种观点会不会引起内地那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不悦？我说，让他们不悦去，我其实是在帮助他们。背靠着神奇的大湖视而不见，却总是在挖掘那些小沟小井，挖掘得一片狼糖。我劝他们转个身，看一眼水光天色，波涌浪叠。然后，到水边洗净自己身上的污泥和汗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