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们村十几个初中毕业的适龄同学，像一群即将展翅却被迷雾笼罩的小鸟，站在了人生求学的十字路口。本应顺着学业的阶梯顺利升入高中，然而公社教育组吝啬地只给了村里两个名额，且这一年选拔的天平不再倾向于考试成绩，而是由大队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推荐。

那个像被命运之手涂抹得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和五六个怀揣着忐忑与期待的同学，悄无声息地溜到大队部后窗下，把耳朵贴在那隔开未知与希望的后墙璧上，偷听从后窗传出的推荐人选的讨论。大队革委会书记如一位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官，简单开场白后，宣读了那如紧箍咒般的推荐条件：必须是贫下中农成分，仿佛这是进入知识殿堂的第一道门禁；必须品学兼优，好似在狭窄的门缝里又加了一道滤网；且只有两个名额，这数字像一把冰冷的剪刀，剪断了大多数人的梦想之线。随后，大队革委会会计发纸条开始投票选举，那一刻，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我们在窗外紧张得如同被猎人瞄准的野兔，不敢呼吸，生怕弄出一丝声响惊破那脆弱的平静。只听到屋内传来轻微的讨论声，像深夜远在田野中小河里的幽咽溪流，而后是计票、唱票的声音，那声音似命运的鼓点，一下下敲击在我们的心尖。最终，大队革委会书记那如洪钟般的声音宣布：“今年上高中的是吉祥家克友、满茬家汝义。” 听到这个结果，没被推荐上的一个伙伴心中满是愤懑与无奈，恰似被暴风雨摧残的花朵，借着月光，捡起一块砖头砸向后窗，那砖头像是承载了所有的委屈与不甘，而后我们像被惊扰的马蜂群，一哄而散。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一些伙伴仅仅因为家庭成分是中农或上中农，就像被贴上了无形的封印，学习机会被无情剥夺，他们的青春之路也因此被改写，长大后当兵受限，有的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去了新疆，大部分如迷失方向的孤雁奔赴东北，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陆续回乡，宛如漂泊的船只终于寻到归港的灯塔。而我和汝义是幸运的，他家是贫农，母亲是党员，我父亲也是党员，我的学习成绩也一向不错，被推荐上高中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之事，好像是命运在荆棘丛中开辟出的一条小路。大队将推荐名额交到公社教育组后，我们很快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通知书像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虽不华丽，却充满希望。麦假结束，我和汝义带着通知书前往杨官屯中学报到。

踏入杨官屯中学的大门，校园里一片质朴的景象，好像一幅未经雕琢的画卷。东面瓦房山墙前围聚着许多人，我们走近一看，原来是录取榜。我被分到八二班，汝义则在八一班。教室是瓦房，窗户玻璃残缺不全，像一位缺了门牙的老者，紧邻校门。班上共有50多个学生，之后又有一些有关系的同学陆续加入，他们来自不同的公社，仿佛是不同溪流汇聚于此。老师们也各有特色，语文老师张泮舟、刘伯杰，如文学海洋中的两座灯塔，为我们照亮文字的航道；数学老师张金桥、李建明、荆富山，似精密仪器的制造者，雕琢着我们的逻辑思维；物理老师李丙申、李福岱，像探索物质奥秘的探险家，试图带着我们挖掘知识的宝藏；化学老师朱元，是微观世界的解说员；政治老师刘玉梅毕业于山东大学，宛如政治天空中的一颗启明星；体育老师任金枝，是操场上活力的播种者；音乐老师李胜强，用音符编织着校园的梦。班主任是宋朝群老师，他面容白净清秀，戴着眼镜，透着斯文之气，仿若刚从大学走来的书生。当时有传闻说几位年轻老师本有着更好的发展前途，比如张老师本有机会进入《大众日报》社当编辑，像一颗即将在新闻天空璀璨的星辰却被乌云遮蔽，宋老师差点成为外事翻译，虽不知真假，但这些传闻也为校园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似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的神秘倒影。报到之后，便是排位、分组、打扫卫生等入学事宜，宋老师还指派了班干部，班长孙玉德像班级的领航员，体育委员李尚江是活力的倡导者，文艺委员刘秀华是欢乐的传播者，劳动委员吴玉政等。那时各乡镇都设有高中，学制为两年，教材编写积极响应毛主席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号召。语文教材多为大批判文章，名家名篇寥寥无几，仅有《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谁是最可爱的人》《叶公好龙》等，仿佛是一片荒芜的文学沙漠中几株顽强生长的绿植。数学内容大致相当于如今初三的水平，像一座未完全竣工的建筑，物理和化学合并成《工业基础知识》，分化学与物理部分，似一对被捆绑的伙伴。英语课不受重视，当时有 “不学 ABC，一样当接班人” 的论调，只上了两周便被砍掉，宋老师也被安排去管理劳动事务，如同一只被囚于笼中的飞鸟，失去了在知识天空翱翔的自由。那个特殊的年代，高校停止招生，老师被称为 “臭老九”，校园里学习氛围淡薄，但母校在乡下，受文革冲击相对较小，大部分老师仍秉持教书育人的初心，如李丙申老师、李福岱老师，看到学生不愿学习，满心焦急，李福岱老师甚至因学生迟到在课堂上落泪，那泪水像珍贵的珍珠，饱含着对学生的殷切期望。

正常上课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在这一年里，课堂就像一艘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知识的传递时断时续。老师们在有限的教学空间里努力播撒着智慧的种子，我们也在懵懂中吸收着那些珍贵的养分。然而，命运的波澜并未平息。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参与校外劳动，我们曾前往学校附近的李招安村，和社员们一同挥洒汗水。在田间地头，我们学着农民的样子劳动，劳作间隙，我们在一个叫李成明同学家里吃饭，他家腌的萝卜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那爽脆的口感，独特的风味，仿佛是那段艰苦岁月里一抹别样的甘甜。回来后，刘秀华写了这样一首诗：“英姿豪迈的八二班，今天来到李招安。同吃同住同劳动，回到学校要大干！” 这简单的诗句，却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记录下了那段特殊的经历，也彰显出八二班同学的热情与干劲。

我们这个班61名同学，当时，令全校刮目相看，可谓人才济济。爱好写作的，直今依然笔耕不辍；爱好书法的，有一个同学已入土为安，另一个同学屡屡在全国大赛中拿得奖项；爱好文艺的，大部分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进入县城，组建家庭；爱好体育的，每每在学校组织的篮球、排球比赛中，，使我们班屡屡夺魁。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通过升学走出来的屈指可数。有的从事了教育事业：有的成为行政干部，有的进入金融系统，有的当了兵，转业在地方，混得风生水起；有的去了东北、新疆成了国营农场职工，；大部分同学，还是回到老家务农。唯有一位同学，靠着自己非凡的能力，在单位从基层做起，终于成为集团公司老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企业，发展成全国赫赫有名的龙头老大，却英年早逝。

后来，报纸广播关于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少年黄帅等等违背常理的所谓事迹连篇累牍地报道、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进一步打乱。我们才上了不久的英语课，也只得从课程表中拿下来，我们仰慕的英语老师，也被安排去做了劳动课老师。学校的教学秩序被进一步打乱，我们开始频繁地参与到各种劳动中。学校曾组织我们去学农基地拔草，收割庄稼，去菜屯林中参观。记得我还写了这样四句：“开学才三天，菜屯去参观。教育学大寨，回来要大干。”被李尚江抄写在黑板报上。

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参与修建校园的围墙。同学们分成小组，有的搬运砖块，那沉重的砖块在我们稚嫩的肩膀上，像是生活的压力，却也磨炼着我们的意志；有的搅拌石灰，白色的泥灰在手中翻滚，如同我们当时迷茫却又充满希望的青春。在劳动的间隙，我们也会围坐在一起，听老师讲述那些书本之外的故事，历史的风云、社会的变迁，就像一幅幅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让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能感受到知识的魅力与思想的启迪。

还有一回，学校举办了一场文艺汇演。八二班的同学们像是被点燃的火焰，那些爱好文艺的同学纷纷登台献艺。歌声悠扬，像山间清澈的溪流，淌过每个人的心田，那是一段短暂却又无比绚烂的时光，让我们在压抑的学习与劳动生活中，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与快乐。

时光匆匆，我们毕业是1976年6月25日（农历5月8日）那一天，我们带着刚发的一本新书《工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好像是电学内容，回家了！一晃毕业已五十年。全班61个同学，已有9个同学、8个老师相继离世，死亡像一位无情的收割者，带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世的同学天各一方，年龄大的已过古稀，似夕阳西下的余晖，小的也过了花甲之年，如渐入暮霭的霞光。想要再次相聚一堂，已难以实现，唯有少数脾味相投且距离较近的同学还能偶尔相聚，回首往昔，感慨万千。那段中学时光，虽充满坎坷与无奈，却也成为了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宛如一首低沉而悠扬的老歌，承载着青春的梦想与岁月的沧桑，在记忆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永远值得回味与珍藏，似一座被岁月尘封却宝藏满溢的城堡。

附：高中同学花名册：74级2班

姜曰涛  吴玉政  李守富  李长全  毕于建  任留菊  刘秀华  王爱新  潘桂芳  赵淑芹  谭秀芹  赵文英  孙玉德  桑望之  孙聘之  孙学玲  康西臣  冯克友  周传印  杨维英  杨秀云  耿安庆  冯恒明  于乐兴  桑桂香  泮延刚  周景华  宋继贤  耿香玉  刘明国  张自顺  冯洪平  李建全  李尚江  杨居旺  吉玉英  胡庆祥  刘延全  刘君友  苏兆荣  李秀英  袁树姐  刘吉香  刘丕增  刘丕来  初保江  王长宝   乔丙英  王春英王曰海  谢丙前  吴兰英  秦富海  黄梅英  王绍明  王一孟  蒋 某 某

谢桂荣  孙学安  （回族）   孙洪中   宋天昌  

（61人）1976年5月28日毕业

文革主任（校长）：刘好明  团总支书：王兰英  会计：冯若阶

语文：张泮舟 刘伯杰 数学：荆富山 张金桥 李建明 英语：宋朝群

物理：李富代 李丙申 化学：朱元 政治：刘玉梅 刘好明 李克训

音乐：李圣强 体育：任金之       历史：耿富水

班干部：

班长：  孙玉德 姜曰涛 刘秀华 团支书：刘明国

体委：  李尚江  宣委：冯克友 文  委：桑桂香  

学委：  任留菊  刘秀华       劳  委：吴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