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共之心不死，继续实行独裁统治，把伪军变成国民党军，搞什么蒋日合流，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长清县地处济南郊区，六区在长清的东南方，北至济南仅30多公里，南距泰安也只有15多公里，津浦铁路直穿六区中心，设有5个火车站。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就地停战，武器只能交给国民党，不交给共产党。在日本投降时，我新四军占领了从泰安郊区到六区中心的阴灵关，以铁路桥为界，桥北是日、伪军站岗，桥南是我新四军站岗，就是说六区实际上只解放了一半。在日、伪军占领的铁路沿线的据点，表面上不像出动"扫荡"的样子，但仍然在据点附近抢夺财物，有时开枪打群众，支持地主封建顽固势力，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就组织民兵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根据六区还未完全解放的形势，以区委书记杨志为首的区委全体干部，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恶霸、反奸诉苦斗争。1946年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即《土改指示》)后，土改与反奸诉苦结合起来进行，就是在敌人占据的张夏镇、石店、青杨村，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支持下也进行了土改。区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全面整顿恢复和建立健全乡、镇、村政权和民兵，农会等各种群众团体组织，党的组织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46年底，全区90％以上的村建立党支部，未建支部的村也发展了党员，基本上消灭了空白村。

1947年6月，国民党组织近50万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当时国民党的新五军已经北上，铁路沿线的敌人疯狂地"扫荡"。这时县委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坚持。区委书记杨志同志回区传达了会议精神，要求组织大部分农村党员、村干、积极分子和工作脱产干部迅速转移到黄河西暂时躲避，留下比较精干的就地坚持。当时，上级提出的口号是：区不离区，县不离县，誓死和群众站在一起就地坚持。

为此，区委在小寺召开了全区脱产干部和党员、村干、积极分子会议，传达贯彻了这个精神。当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重点进攻，避免损失，保存力量，组织了近200多比较红的党员、村干、积极分子和部分区干部，由区武委会主任王学武、区抗联主任刘芝兰同志带领，由黄家峪出发绕道胶济铁路过黄河，经济南北部津浦铁路到达黄河西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同志们都在关心继续恶化的形势，要求回区进行战斗，有的参了军，有的留到县里，大部分回到区里坚持斗争。

这时六区区队由陈茂林带队已于1946年底升级到县大队。为了对付已经恶化了的形势，组织区武工队，留下坚持的区干部都参加，还挑选了撤出来的党员、村干部、积极分子共约70多人。根据铁路穿过六区中心、路东路西来往极为困难的情况，决定分两部分：区委书记王明新，副区长李北岩及薛其平、杜连溪、薛其俊、邢振廷、王立才等同志带大部分武工队在铁路东；由区长王建民、县委派到六区帮助工作的县民政科科长刘振清、刘德荣等同志和少部分武工队员在铁路西，从此开展了艰苦的游击斗争。一方面到处开大会讲形势表决心，宣布坚持阵地，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并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搞土改复查等工作。当时形势已经很恶化，铁路沿线已驻有敌人重兵，地方上被斗过的地主顽固势力也蠢蠢欲动。我们对形势缺乏认真地分析研究，不重视斗争策略，还一个劲地在离敌人较近的黄家峪、东西野老庄等村搞土改复查（也叫扫地出门），白天弄出来的东西，有的群众害怕，晚上偷偷地送回去，事实上这些山村也没有大地主，有的是富裕中农。

当时还是受刘格平、王力指出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口号的影响。在杀人问题上提出了"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两个"，想收到杀一做百的效果，也曾错误地提出要薄薄地杀一层。由于形势紧张报批困难，有一段县委把杀人权放到区委。有一次区委分析估计这些人，列出被斗过的人的名单，可能去投敌、资敌、倒算、为敌送情报的，把武工队分成若干组，分工负责抓，一个晚上就杀了十几个。有一次决定在万德西峪要杀五六个，刘振清、李清图到官庄去抓郑某某，抓到后拉不出来就地杀在他的大门口。上述行动，惊动了许多人，被斗过的人害怕了，有的跑到敌区躲避了，有的干了还乡团和我们公开为敌。这样以来，赤白对立更厉害了。敌人杀了我们一些村干、积极分子，仅长城村一次就杀了我们村干部刘德禄等六七个，我们的军属也大受其害，甚至造成我们部署隐蔽在家的村干、积极分子也不敢接近我们，使我们工作十分困难。由于形势越来越恶化，敌人力量继续增加，当时除六区铁路沿线驻有国民党的大批正规军外，敌人在六区境内设有两个伪区公所、10个乡镇，共有12个区、乡伪自卫队（包括还乡团），都配有机枪，各伪保公所也都有武装，还有地方武装五六百人。而我们只有不足百人的武工队和区干部，武器也很差，这给我们坚持斗争造成极大困难。

据据当时极端恶化的形势，区委采取精干分散、白天隐蔽晚上活动的方式。为了精干、灵、实战，动员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带着撤出来的村干、积极分子和军工家属到鲁东历城县的山区，留在区的干部和武工队采取分散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活动，把武工队和区干部分区，武工队由薛其俊任队长，我们以边沿村和历城的山村作依托选择时机，夜间深入到敌占区撒宣传品，抓出坏人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后，写出保证书释放回去。我们还经常深入敌区找关系，了解敌情，所有这些活动都起到很好的效果。一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和揭露了敌人的谣言。如有一次敌人造谣说把王明新抓到万德枪毙了，万德东峪卞家庄一位老大娘听了后很不放心就到万德去打听，有人说昨晚还到镇上活动呢，才放了心。二是增强了群众坚持的信心，知道我们还在活动，并没有被消灭。

有一次我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纸坊抓了坏人并鸣枪和撒宣传品，对敌人震动很大。我们武工队还担负着给大部队当向导和配合打敌据点的任务。有一次薛其萍同志带领武工队配合历城县大队打万德东峪的贾庄据点，还担负着护送鲁东鲁西来往过路的领导干部过铁路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敌人对铁路封锁很严，铁路东这一部分几个月与县委失掉联系，县委报告区党委把我们的组织关系转到鲁东历城县委领导，当时历城县委书记是李颇同志，王明新曾代表区委参加过历城县委召开的几次区委会议。1947年12月．敌人对历城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我们跟随县委转到章丘县的山区，敌人"扫荡"过后王明新就带了几位同志偷过铁路与县委联系。县委书记高逢五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放了心。

上级为了粉碎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扩大主力部队，1947年五六月间，县委提出要动员参，并分配六区要组织一个新兵连（连、排、班干部健全）的任务。当时铁路沿线仍有国民党的重兵，形势十分紧张，我们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群众的情绪波动也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动参工作很困难。区委决定在距敌人较远的黄家峪、井子峪村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参军动员大会，在会上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的口号。经过回忆诉苦提高觉悟，在会上就有一二百人报了名。区委决定，区民政助理员刘子超任连指导员，区委宣传干事段方正任连长带头参军，大大鼓舞了到会人员的参军热情，经过挑选，批准了110多名新兵组成新兵连送到部队。   

这一次之所以既快又好地完成这一参军任务，一是县委决定干部带头，起了重要作用；二是我们的村干部、党员确实觉悟高；三是说明了我们政府平时拥军优属工作做得好。这次不少是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总之，县委提出干部带头参军的决定是正确的，群众觉悟高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这件事在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上，县委书记高逢五同志在会上表扬了六区区委并记大功一次，并说六区环境并不好，还很快就动员了100多人参军，其他几个区更有条件动员更多的人参军（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冀鲁豫日报》上登载了）。会后，七、八等区很快动员起七八百名青壮年参军，壮大了主力部队，为支援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贡献。

1948年8月，济南解放前后至1949年2月这段工作情况。随着形势的好转，在解放济南前，六区南半部铁路上的敌人就撤走了。当时撤出去的党员、村干、积极分子回到村里的和留在村隐蔽下来的村干部、党员、积极分子都成为村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骨干。没有投敌叛变和仅以村干部、民兵名义向敌人写过悔过书的，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经过认真地审查逐步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同时，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为恢复整顿和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织和村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做军鞋、组织担架队支前打淮海战役，曾提出"砸锅卖铁也要支援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等口号，以此鼓舞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

为支援新解放区，1948年12月，县委分配六区要组织一个新区委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经区委调查了解，县委批准确定南下区委班子是：区委书记岳剑秋（上级派的）、区长王荣庆、组委王庆来、宣委孔繁佐、民委孟凡洪、区财粮助理员王治臣，于1949年2月南下。

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地主还乡团剥削和反攻倒算，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区委首先抓恢复和发展生产，把地主倒算的土地归还给人民耕种。对缺乏劳力和生产生活困难的农户采取互助，对军、工、烈属采取代耕救济等生产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支前和稳定群众的生产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济南解放后，我们在县委的领导下，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执行政策上比较稳妥，对到敌区躲避的、没干坏事的、被斗过的对象，回来登记讲明情况不予追究。对干过伪军和还乡团的，除了罪大恶极的严惩外，其他按政策区别对待。因此社会比较安定，群众情绪较好，各项工作都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