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提高农民养老金 提高农民养老金，成了北京两会的热门话题。笔者在网络上看到两会代表的此类提案，都点了红心予以点赞，并且在评论区发表雄辩的理由予以支持。
这次人大会，着重强调“民生为大”的政策导向，提出“投资于人”的理念。作为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之福利待遇，是绕不过的话题。亿万农民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无论从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都需要给予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老年农民尊严的度过晚年生活。
笔者虽然离开农村多年，但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加上集体化耕作方式，粮食产量很低，而征购任务很重，这个剪刀差，造成农民负担过重。那时，除了缴纳作为“农业税”的公粮，还有统购、统销政策下的收购粮食任务，农民自身口粮就所剩无几了。自古有“谷贱伤农”之说，在改开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严重存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只能卖给国家，而粮价是由国家定的，小麦每斤一毛多，玉米几分钱一斤。交公粮是农业税，不给钱，而且只要细粮。粮食收购任务年年加码，除了基本任务外，还要增购“爱国粮”、“丰产粮”，第二年会变成正式任务。每年小麦正在收割、还没上场，县、社两级干部组成的“催粮队”就进村了。粮食产量超过亩产500斤就算“过黄河”了，超过800斤就“跨长江”了。过黄河、跨长江都是要增加粮食征购任务的。过不了黄河咋办？在公社干部的敦促下，大队干部扛着大秤到各小队仓库过秤，秤锤向下滑，产量自然就提高了。这事我是自己亲自经历过的。连红薯、洋芋都要折算成粮食产量，去冲“黄河”，做贡献。于是，农民的口粮就所剩无几了，记得每年都要短缺两三个月的口粮，只能糠菜度日。
早在建国初期，梁漱溟先生面对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别，在政协会上反映了“城里人在九天之上，农村人在九地之下”的真实情况，结果受到严厉批判。也许当时的政策规划是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工业，让农业垫底，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后盾。出发点是好的，实现工业化也是必要的，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农业、农民却长期承担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和困难。改开之前，没听说有那个厂矿要交税，而农业税是雷打不动的，农民把最好的细粮晾干、吹净送到国家粮站，还要接受严格的检验，略不达标还得在粮站广场再次晾晒。送公粮路上翻车死人的事故也屡有发生。当时的各项事业好像都是由农业这个已被吸得干瘪的乳房哺养着。我在国外的驻外使馆听到一个文件传达，其中说到大约“八个中等县的农业收入，养一个驻外使馆”，原来农民居然和外交还挂上钩了。说这些并不是诉苦，也不是对以往的否定，当时有当时的考虑，总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振兴。只是不能忘了农业、农民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是由亿万农民组成的队伍浴血奋战而取得胜利的，建国后农民又为国家建设做出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我们国家宪法规定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民也是国家的主人，不能让他们在作牺牲、做贡献的时候是主人，到福利待遇方面却被边缘化了。且不说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各行各业的产业工人都叫“农民工”，道路、桥梁、高楼大厦无不渗透着“农民工”的血汗，“基建狂魔”的主体正是无数埋头苦干的“农民工”。改革开放的红利惠及他们，不是最应该的事情么？最早出来打工的“农民工”，现在已经逐步迈入老年，如果不给他们适当增加养老金，让他们尊严的活着，公平何在？
自古以来，“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以应付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何况上战场多数依旧农家子弟。期待两会之后出台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法规，较大幅度增加农民养老金，让“九天九地”成为历史。
王越峰（岳枫）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