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提高农民养老金 提高农民养老金,成了北京两会的热门话题。笔者在网络上看到两会代表的此类提案,都点了红心予以点赞,并且在评论区发表雄辩的理由予以支持。
这次人大会,着重强调“民生为大”的政策导向,提出“投资于人”的理念。作为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之福利待遇,是绕不过的话题。亿万农民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无论从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都需要给予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让老年农民尊严的度过晚年生活。
笔者虽然离开农村多年,但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加上集体化耕作方式,粮食产量很低,而征购任务很重,这个剪刀差,造成农民负担过重。那时,除了缴纳作为“农业税”的公粮,还有统购、统销政策下的收购粮食任务,农民自身口粮就所剩无几了。自古有“谷贱伤农”之说,在改开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严重存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只能卖给国家,而粮价是由国家定的,小麦每斤一毛多,玉米几分钱一斤。交公粮是农业税,不给钱,而且只要细粮。粮食收购任务年年加码,除了基本任务外,还要增购“爱国粮”、“丰产粮”,第二年会变成正式任务。每年小麦正在收割、还没上场,县、社两级干部组成的“催粮队”就进村了。粮食产量超过亩产500斤就算“过黄河”了,超过800斤就“跨长江”了。过黄河、跨长江都是要增加粮食征购任务的。过不了黄河咋办?在公社干部的敦促下,大队干部扛着大秤到各小队仓库过秤,秤锤向下滑,产量自然就提高了。这事我是自己亲自经历过的。连红薯、洋芋都要折算成粮食产量,去冲“黄河”,做贡献。于是,农民的口粮就所剩无几了,记得每年都要短缺两三个月的口粮,只能糠菜度日。
早在建国初期,梁漱溟先生面对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别,在政协会上反映了“城里人在九天之上,农村人在九地之下”的真实情况,结果受到严厉批判。也许当时的政策规划是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工业,让农业垫底,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后盾。出发点是好的,实现工业化也是必要的,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农业、农民却长期承担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和困难。改开之前,没听说有那个厂矿要交税,而农业税是雷打不动的,农民把最好的细粮晾干、吹净送到国家粮站,还要接受严格的检验,略不达标还得在粮站广场再次晾晒。送公粮路上翻车死人的事故也屡有发生。当时的各项事业好像都是由农业这个已被吸得干瘪的乳房哺养着。我在国外的驻外使馆听到一个文件传达,其中说到大约“八个中等县的农业收入,养一个驻外使馆”,原来农民居然和外交还挂上钩了。说这些并不是诉苦,也不是对以往的否定,当时有当时的考虑,总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振兴。只是不能忘了农业、农民所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历史证明,中国革命是由亿万农民组成的队伍浴血奋战而取得胜利的,建国后农民又为国家建设做出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我们国家宪法规定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民也是国家的主人,不能让他们在作牺牲、做贡献的时候是主人,到福利待遇方面却被边缘化了。且不说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各行各业的产业工人都叫“农民工”,道路、桥梁、高楼大厦无不渗透着“农民工”的血汗,“基建狂魔”的主体正是无数埋头苦干的“农民工”。改革开放的红利惠及他们,不是最应该的事情么?最早出来打工的“农民工”,现在已经逐步迈入老年,如果不给他们适当增加养老金,让他们尊严的活着,公平何在?
自古以来,“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以应付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何况上战场多数依旧农家子弟。期待两会之后出台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法规,较大幅度增加农民养老金,让“九天九地”成为历史。
王越峰(岳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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