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二律性”与作家的理论自觉

              ——读《三人谈艺录》

                          杨焕亭

      法国著名学者路易斯·巴斯德说：“唯有理论才能唤起发明灵感，使其得以发展。”由阎纲、杨生博、王满院合著的《三人谈艺录》，是近年来比较少有的将个人创作经验与文学理论发展有机结合的具有浓郁理论色彩的作品。它不仅彰显出文学思维发展理路上代际传递的优秀传统，更体现出作者致力于将主体创作经验提升到规律性认知的理论自觉。通读文本，既有对属于“道”层面的深层思考，又有属于“术”层面的智慧撞击。从而使得我们对长期以来备受批评界关注的“文学他律性与自律性”对立统一关系及其良性互动有了典型意义上的把握，无论是就文本问世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就作家们论题中所涉及的文学基本理论问题，都带给人以深刻的现实启示：这就是一个成熟的作家，不仅要始终不渝地保持对生活的激情和执着，更要善于把个体的创作经验上升到规律的高度，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文学思维、审美视觉永远站在时代最前沿，正如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庄子所说：“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

        一

      科学地遵循文学他律性，是《三人谈艺录》一个显著的理论立足点。文学他律性是标示作家、作品与时代和生活关系的文艺学范畴。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为什么写？它要表达的是作家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取向。二是写什么？它昭示一个特定时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许作家的创作行为和创作主体会以怎样的姿态回应时代的要求。《三人谈艺录》以阎纲先生的《为什么写》开篇，有着鲜明的价值指向。他在致杨生博、王满院的信中指出：“为什么写作，是一个作家绕不开的话题。延伸起来，就关乎作家的情怀和作家对文字的膜拜。”我理解，这里的情怀，应当是作家对生活和时代的情怀。让我的心灵获得抚慰的是，无论是驰誉文坛的大家阎纲先生，还是代表文学中生代的杨生博和王满院先生，对这一话题的回答，都体现出一种人性原初的本真。阎纲先生说，他开始写作“是为了名和利，中间为名不为利，现在不为名不为利”，杨生博说，他的写作经历了“以完成作业为目的的写作”、“以活跃思维为目的的写作”、“以燃烧自己目的的写作”等几个阶段；王满院在回答“我为什么写作”时，认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是叩开文学大门的敲门砖。”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然而却在一个交汇点上形成共识，这就是无论是写作“名利”说，还是“燃烧自己说”，抑或是“就好这一口说”，从“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考量，都是人作为“此在”绽出的一种生命态，是人的物质困顿或者富足环境下的一种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说，“作家是最初给自己写信的人”的观点有它一定的客观性。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无论是作家，抑或是他所携带的精神产品，都不可能回避从自在价值向社会价值让渡和转换的宿命。因此，在社会学意义上，“为什么写作”的更高层次的价值在于，“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以及与之相关的影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卢卡奇语）这就是说，作家的写作行为在本源上属于一种社会行为，他不能不受到特定社会时代文学他律性的制约或者激励，也不可能不对现实社会的矛盾做出能动的回应。对此 ，我觉得三位作家都有着明晰认识。作为从历史风雨中一路走来的文学老前辈，阎纲先生在他的《我在场》一书中谈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从两个层面阐述了文学他律性与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一是在《什么是文学，请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文中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在这里不能不联系到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来描绘他，不能不从她的发展上和联系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绘他”，从而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这一“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主导下，将文艺观与创作论统一起来，成就了统一的艺术辩证法。”二是从作家的视角看待时代变迁。在《八亿农民啊！同陕西作家谈心》一文中，他指出：“在社会大变革极其复杂的现实面前，作家剪不断、理还乱、费思量，改革是进行时，只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通过创作实践检验自己独立的思想。”这是对“为什么写作”和“写什么”这两个时代课题具有时代高度和理论深度的回答。它和杨生博“我有责任把我们这一代人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交接给后人，……从而让后人与我们乃至我们乃至我们的祖先有一种精神的纽带”和王满院““思想是文字的灵魂，文字有深度，融入思考和理解，便如同灯塔般明亮”的见识有着生活逻辑和理论逻辑、人的既在性与行为的合目的性一脉相承的必然联系性，都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一个成熟的作家，必然是“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时代先觉者。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定写作欲望与个人情趣的关系，事实上，文学他律性是一个贯穿于世界文学史上的普遍规律。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就认为：“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的、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国都”，它同中国文学史上“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使命意识成为文学他律性饱含历史分量的注脚。这一点，在新大众文艺时代创作“全民化”的时代，纠正一些作家忽视社会使命，沉湎于个人情感的倾向，显得有尤为重要。

        二

      相比较于对文学他律性的美学认知，《三人谈艺录》花费精力和笔墨较多的是对于文学自律性的探索和思考。卢卡奇说：“小说的内容是从心灵出发，寻找自我的故事，使心灵接受考验而且由此找到其本质的历险过程。”这里所诠释的就是文学的自律性问题。所谓文学自律性，乃指艺术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他要回答的是作家怎样写的问题。在内涵上，他既包括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又包括如何认识艺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融合。文学发展史一再表明，只有坚持文学的审美品格和理想属性，文学的他律性才不会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才能实现自己对文学使命的负载。在这方面，《三人谈艺录》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论亮点和看点。

     一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作为本书的领衔，阎纲先生大声疾呼和倡导“采风是作家的必修课”，指出：“采风不同于研究的调查，即收集事实，在事实中求是。采风是为了领悟世界丰富多彩，体味生活的味道。作品的味道来自生活，来自作家对自我生活的认识。”在这里，先生严格区分了调研与采风的属性相异，从而将采风置于审美经验的美学层面。它本源地决定着生活的味道，由此而影响到作品的味道。其间贯注着“生活是创作的第一的和唯一的来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先生的这种理论自觉，在杨生博和王满院两位先生那里得到了“空谷传音”的回应，从杨生博的《在采风中自由想象》到王满院的《到生活中寻找灵感》，从《写作犹如鸡下蛋》到《验证与再体味》，“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被赋予哲学认识论的意义。它对于疗治批评界忧虑的疏离生活的所谓“密室写作”有着家教科书的意义。“一个作家，在一己之私以外，还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谢有顺语）。

     二是思想与艺术的关系。我注意到，阎纲先生在《诗是文学的灵魂》一文中谈到不同年代对诗歌美学价值的认知。尤其是在进入鲐背之年回到家乡醴泉以后，他写道：“诗是文学的灵魂！文学的灵魂是爱！爱的灵魂是内省。”以严密的思维构建起层级式的逻辑演绎范式，实现了对思想与艺术关系的审美表达。在先生的理论视域下，诗歌是作为逻辑起点，而爱是文学的内核，“内省”是爱的世界观基点。三者的并存和转化，构成文学自律性的普遍能指。在外延上，它是包括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在内的完整架构。惟其如此，它才在另外两位作家那里获得了思想和情感的共鸣。如果说，王满院在《“三农经验”是我人格和文品的底色》中把生活经历提高到构建“三观”的高度，那么，杨生博的《诗歌让我很干净》一文，通过“诗歌的物质是纯、散文的物质是真诚，而小说则是杂呀”的阐述，则把思想在作品中的价值地位上升到“灵魂”的地位。正如当代艺术批评家家陆惟华所说：““真正能穿透时光的艺术，从不是技法的堆砌，而是艺术家以思想、哲思为内核，在时代画布上刻下的精神纹路。”

      我还要特别强调，对于“思想”在作品中“灵魂”地位的科学肯定，并不意味着忽视以至贬低艺术的美学价值。如同孔子在肯定艺术“兴、观、群、怨”思想使命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审美功能一样，《三人谈》对于“道”统领下的“术”也有别开见地的美学烛照。我十分欣赏王满院与杨生博围绕“细节决定成败”而开展的讨论。我在2014年第一封致王满院先生的信中就这样说：“细节的真实是作品成败的关键。”作者引用阎纲先生的话说：“情节是天使，细节是魔鬼。”意在突出艺术美学对思想表达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文艺首先是艺术，是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是心的交流，是真善美……”（阎纲《我在场》）

      三是文品与人品的关系。对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中外批评界有着完全迥异的认知。例如奥地利文艺批评家马利坦就认为，作品与人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说，他关注的是作品的使用价值，而与作者是不是罪犯没有关系。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不言而喻的。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有德必有言”的箴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至于苏轼，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其文如其为人”。一部《三人谈艺录》，就是文品与人品统一论的宣言。从阎纲先生的《神圣的滋味》到杨生博的《文人气节与作品风骨》；从阎纲先生的《重真情》到《作家难能可贵的是说真话》，“心正则笔正”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其所坚守的的是人品决定文品，文品承载人品的艺术观观。它不仅是对亘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承继，更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文艺生态现状有着重要的针砭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所说：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四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求新求异是文学自律性的核心要义，也是《三人谈艺录》的重要议题。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说：“一部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则性标志就是某种陌生性……”它不仅是一个作家成熟的重要体现，更是作品艺术不朽的生命体征。我发现，对于如何实现文学的“经典”追求，《三人谈艺录》有着深刻的方法论完整性。首先，求新的基础是吸纳和继承，“同国内外一流的作文学家、思想家进行灵魂的对话。”（阎纲《读书好》），用杨生博的话来说，“眼高是关键”，“在读书中找到人生的榜样…真正理解‘我们要到哪儿去’。”其次，求新的途径，除了“在文化标本里寻找诗意”外，不仅要有深入生活、了解生活，走进审美对象心灵世界的审美功力，更要有思考的“高度和深度。”（杨生博语）即如王满院先生所说，“散文是从心灵圣火中生出的莲”，从而让读者“灵魂可以得到净化，思想可以得到升华。”再次，求新的归宿，是准确地把握“提问式写作”这个‘关乎时代会不会出现真正的作家’自致角色特质。契诃夫对此有着经典式的的概括：“艺术的角色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

       三

      作为一部探索并阐释文学艺术及其发展规律的《谈艺录》，从文本结构到参谈者的洞见自识，都凝结着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勇于创新，勇于批判；民主平等，团结协作的学术精神。它首先表现为领衔阎纲先生虚怀若谷，谦善仁厚的精神品格。无论是就“为什么写作”引发话题，还是就“重真情”发起研讨；无论是倡议“读书好”，还是就“文学与生命”开启思路，字里行间透出先生“唤起两眸清炯炯”的满目热情，“流水前波让后波”的旷朗胸襟和“善施嘉谟好议论”的平等意识。正是由于他的倡导和发引，才营造出浓郁的学术氛围，使得参与谈艺的另外两名作家解放思想，持据求真，或因会发明，或争鸣碰撞，或匡正补充，或凝聚共识，从而在读者面前展开一个生机勃勃，生动活泼、亮点迭出的学术世界，赋予这部作品以“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茵园”的人文品格和“追求和坚守真理”的理论锋芒。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尽善尽美”的作品。意大利著名画家迦迪那说：“任何美的艺术品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小小的瑕疵，但真正的美却一定能够掩盖这些小小的瑕疵。”白璧微瑕，收入这部作品的通信，还有个别篇章仍然属于“经验”层面的言说，显得比较质朴和直观。然而，在我看来，经验是理论的“胚胎”，伴随着写作时间的深化，提升到理论高度是必然的趋势。

                      2026年2月25日

【作者简介】

       杨焕亭，西安市鄠邑区人。200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工职大客座教授，美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咸阳市政协专家库专家、华侨出版社《学术视界》杂志社编委。咸阳市楹联家协会名誉主席，咸阳职工创作创新工作室成员。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咸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调研员、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600余万字。出版有《海的梦幻》、《月影人影》、《烛影墨影》、《山月照我》、《光阴》等五部文化散文集，学术专著《秦始皇与秦都咸阳》（与雷国胜合著），长篇报告文学《茂陵卧牛之谜》（与雷国胜合著）、长篇人物传记《茂陵卧牛之谜》(新版)（与雷国胜、杨波海合著）、长篇纪实文学《无定河的女儿》，长篇小说《往事如歌》、《濯心年代》，被当代评论界誉为“国内第一部反映工农兵大学生，第一部记录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长篇作品”。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全三册），被评论界称为“诗人激情与史家理性的结晶”，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推荐参加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被中央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录制有声作品；长篇小说《武则天》（全三册）出版后，被录制有声作品；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全三册)，以上三部，被出版界誉为“历史三部曲”，被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称为“当之无愧的当代历史小说大家。”作品入选《海峡两岸学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集》、《百年陕西文艺经典》、《西部散文百家》、诗歌作品入选《五月：中国的震颤之诗》、《国殇·民魂》、《不屈的国魂》，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电视诗歌散文专辑等。获奖情况：2009年2月：获首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优秀作品奖2012年1月：第二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三等奖2015年2月：《汉武大帝》获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7年1月：陕西省职工文化艺术节文学评论类一等奖2017年6月：陕西省委宣传部好故事和优秀剧本获奖2021年5月：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诗歌获“优秀创作奖”。2021年5月，被咸阳市秦都区评为有影响力文化名人。     2024年6月，为陕工职院创作的诗歌《延安！永远的精神航标》再度摘取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创作奖。2025年11月，陕西省总共工会职工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