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恒传》等史料记载：1951年5月，土地改革在粤西全面铺开。时任粤西区委负责人的吴有恒，接到新兴县上报的一份报告，请求批准处决国民党新兴县参议长叶乃勋，理由是其曾追随国民党军阀叶肇，解放前担任县参议长，被划为地主恶霸。 

     面对这份报告，吴有恒没有简单按“罪名”处置，而是坚持亲自核审案情。在土改运动疾风骤雨的氛围中，不了解历史底细者，仅凭这些“反动头衔”，极易作出极刑判决。但吴有恒深知叶乃勋的过往，两人早年更有直接工作联系。

     原来，叶乃勋1933年就读中山大学社会系时，便是校内进步组织“突进社”成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曾任广州市地下学联负责人之一。吴有恒在香港任市委书记，后调广州负责地下党工作期间，曾与叶乃勋建立单线联系。党组织鉴于叶乃勋是国民党将领叶肇的同乡，特意派他打入叶肇部队开展情报与策反工作。南京失守后，叶肇失势，叶乃勋被迫南归，与组织失去联系，返乡后当选为新兴县参议长。

       吴有恒奉命回粤中领导武装斗争，在恩平、新兴边境活动期间，得知叶乃勋担任县参议长，便亲笔致信约见，信件由新兴县东区区委书记陈启忠转交。叶乃勋接信后，当即向陈启忠表明支持中共游击队的立场，承诺为游击队活动提供掩护。因时局紧张不便会面，他特意托人转交一支驳壳枪与数十发子弹，以实际行动支援革命。

       解放后，土改工作队未全面核查历史，将叶乃勋定为地主恶霸上报，建议处决。吴有恒接案后，立即召开区委常委会研究，与会者为王德、武光与吴有恒三人。会上，他实事求是、完整介绍叶乃勋的革命经历与统战贡献：“叶乃勋早年入党，后失联，曾为党开展工作；担任参议长期间未作恶，掩护地下党员在新兴中学活动，支持游击队并捐赠枪弹。我不同意处决，可依法判处徒刑。”

       王德、武光听完汇报，认为吴有恒的意见有据有理、符合政策，一致同意不杀、判处徒刑的稳妥处理。叶乃勋刑满返乡后，县里落实统战政策，安排其担任县政协委员、文史委员。叶乃勋深为共产党实事求是、宽大为怀的作风所感动，积极投身地方文史工作。

       这就是吴有恒。面对历史复杂、身份特殊的人物，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分清主次、区别对待，不被一时风气与表面标签左右。他常说，处理干部与历史遗留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定性敌我矛盾、判处刑罚的案件，更要做全面、历史、本质的分析，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个人负责。即便要承担政治风险，他也坚守从实际出发、依规依理处理问题的底线。在他心中，实事求是就是共产党员的党性，丢掉实事求是，就不配做一名共产党员。

      正因秉持这一原则，在郑鼎诺案件中，他同样顶住压力、坚守公心。叶剑英同志亲到江门听取情况汇报时，吴有恒从容如实陈述，为正确处理提供关键依据；即便粤西区党委以二比一主张处决郑鼎诺，他仍不顾个人得失，坚持申述意见，并请求将不同意见上报华南分局。最终，华南分局采纳吴有恒的正确主张，避免了错案。后来经省纪委复查，证实郑鼎诺是一位好同志，历史为吴有恒的实事求是作出了公正结论。

       广东土改全面推进过程中，曾出现片面批判“和平土改”的倾向，一些符合实际、稳妥推进的试点被否定。粤中地委在鹤山开展的土改试点，遵循叶剑英同志指示精神，依法稳妥推进，却被指责为“对地主斗得少、斗得不力”，被要求“补课查漏”，更换工作队领导。事实上，周天行、关立等本地干部，长期在新高鹤游击区与反动派浴血斗争，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骨干，绝非“斗争不力”。只因他们熟悉地方情况、坚持稳妥政策，在“左”的氛围中被当作“旧基层”而不被信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重新确立，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复查纠正，历史真相得以还原。历史雄辩证明：吴有恒在土改与复杂案件中坚守的实事求是、依规审慎、区别对待的原则，经得起时间检验、人民检验、历史检验。他以一身正气与担当，为粤中、粤西地区留下了尊重历史、爱护干部、团结各界的宝贵遗产，也为后人研究地方革命史与政策史，树立了坚守原则、公道正派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