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年味
年的脚步已经走远，城市街头的红灯笼却还在风里晃着余温，像极了小时候被母亲揣在棉袄怀里，暖得发烫的烤土豆；像极了儿时攥着母亲的衣襟，被她塞在棉衣口袋里，捂得温热的糖球。那些裹在烟火里的味道，早已经漫进了日子的缝隙，挥之不去。
巷口的冻梨摊依稀可见，那冰碴混着清甜的滋味还残留在舌尖；鞭炮声稀了，可空气里似乎还飘着淡淡的硝烟味。一家人的笑声还在耳边，可转头一看，雪地上的脚印又被新雪盖了大半。这年是过了，可心里那阵软乎乎的酸，却越来越清晰——原来最浓的年味，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母亲那双布满茧子的手，在岁月里留下的温度。
想起母亲在世时，年是从腊月就开始的忙乱。凌晨天还没亮，厨房的灯就亮了，她揉面的力道很足，面团在案板上发出“咚咚”的响，像在敲着年的节拍。我裹着棉袄围在灶台边，看着她把一个个白胖的馒头、黄澄澄的粘豆包摆进蒸笼，蒸汽模糊了她的脸，却清晰地映着她嘴角的笑。“这粘豆包要蒸得够实诚，吃着才有嚼头，日子才会扎实。”她总这么说。
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到，过年反倒只剩些“尝鲜”的噱头。可每次掀开蒸笼，还是会下意识地想，要是母亲在，肯定会念叨我“这面揉得没有筋性，蒸出来也不受吃”。
记忆里的小年，从不是日历上单薄的两个字，而是母亲早早扫净的屋尘，然后祭灶，再和家人一起贴好年画……如今再想起那时的场景，耳边还总绕着她的念叨：“小年扫尘，扫走一年烦忧；小年祭灶，盼来岁岁平安。”那时，我跟在她后面干着活，听着她满是温馨的话语，觉得有母亲在，便是岁岁安稳，事事欢喜。
我的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却活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心里的“超人”。地里的春种秋收，她样样精通，黝黑的土地在她手里总能长出最饱满的粮食；闲下来时，她又能坐在炕头，用树条或秸秆编出精巧的筐篓，用针线精心为我们缝制出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子。家里外头全靠她一个人撑着，可她总能把日子打理得有声有色，让我们这几个从小没爹的孩子生活得一点都不比别人差，甚至比有些父母双全的孩子还要出色。
我从小就喜欢裁剪缝纫这些针线活儿，上中学时就开始利用假期，在这些家务活上多帮母亲分担。母亲在世时，每到过年也是我最忙最累的时候——兄弟姐妹的新衣、他们成家后孩子的新袄，甚至邻居家求上门的活儿，我都没少应承。收拾屋子、做针线活是我的强项，那些年指尖翻飞着针脚，耳边响着母亲的念叨，累是真累，可心里却像揣了块热乎的糖，甜得踏实，是实打实的累并快乐着。
小时候，看着别的孩子有父亲扛着年货回家，我从没有羡慕过。因为我的母亲，一个人就撑起了我们的一片天。过年的新衣新鞋，全是她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领口绣的小花、鞋面上纳的纹路，都藏着她对我们的偏爱；别的孩子稀罕的玩意儿，母亲一样不落为我们缝出来。和那些父母双全的同龄人相比，我从来没有为吃穿犯愁过，别人家孩子有的我们有，别人家没有的，母亲也总能变着法儿给我们弄来，她是用自己全身心的付出来弥补我们父爱的缺失。
那些年母亲的汗水和唠叨，就像酸菜锅里的酸菜，越煮越浓，构成了我童年最温馨的年味。母亲离我而去已经二十一年，她的身影依然那么清晰，她的声音始终响在我的耳畔。母亲是用她自己的生命引领着我们，温暖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
如今再过年，扫尘的人换成了我，贴春联、挂灯笼，学着母亲的样子在灶前忙碌着。桌上的菜品越来越丰盛，不敢说饕餮盛宴，珍馐玉馔，大鱼大肉却不是稀奇玩意儿，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窗外的雪落得温柔，风刮过窗台的声响，像极了母亲从前的唠叨，恍惚间还能听见她的声音：“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东北的年，是冰天雪地里的暖炕头，是劈里啪啦的鞭炮声，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酸菜火锅的热闹。可对我来说，最浓的年味，从来都不是桌上的珍馐，而是母亲蒸的粘豆包，是她在地里劳作的身影，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烟火落，情味长。年是过了，可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念想，却像这东北的雪，绵绵密密，裹着我对母亲的思念，岁岁年年，暖着我的心。
除夕的烟火散了，但袅袅萦绕于胸中的，是那桌上的饭菜留下的余温。望着身边的亲人，我在心里轻轻念：愿母亲在那头也能吃到如我们一样的一日三餐，愿我们带着她的念想，把日子过得扎实又温暖。2026，愿家人幸福，岁岁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