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与村办小学只隔一条巷。学校原是一间旧祠堂，墙身是用三合土夯的，年深日久，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的条纹和一个个蜂窝。整个小学阶段，我差不多是在这个学校长大的——即使寒暑假，只要掰开那几块用来封堵大门破洞的木板，从破洞钻进去，我就从儿子变成了“学生”。

       1967年秋天，六年级的课本还散发着油墨香，学校却忽然安静下来。大字报糊满了学校门前的墙壁，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臂上箍着红布条，成了“造反小将”，那时不知道到底要造什么反。热闹是表面的，人心是浮躁的，日子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滚了一地，捡不起来。

       就在这时候，村里那位叫谭汝业的中山大学学生回来了。他是文革前考出去的，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村里人一直都以他为骄傲，父辈们嘴里经常唸叨着他的名字。可这次回来不一样——听说他参加了广州高校的“旗派”，因派系械斗被追赶，仓皇逃回乡下避难。村里人不敢多问，只看见他住在学校西北角那间闲置的课室里，白天很少出门，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

      我是在一个黄昏遇见他的。夕阳从破旧的门缝斜斜地切进去，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坐在一张缺了腿的条凳上，膝盖上摊着一本书，正看得入神。我好奇地凑过去，只见书的封面印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个字。

       “这本书是讲打仗的吗？”我问。

       他抬起头，看了我很久。那目光不像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倒像隔着很长的岁月，看见了另一个自己。然后他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苦涩，也不是轻松，倒像是把什么都放下了，又像把什么都捡了起来。

      “不是讲打仗的，”他说，“是教你如何做人，帮你走向成功的。”

      他把书递给我，让我摸了摸那粗糙的封面。我那时听起来似懂非懂，但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埋了十三年，直到1980年春天，我坐在台山师范学校的教室里，窗外木棉花像火一样盛开着，这时我才忽然明白——原来真正的钢铁，不是在炉火里炼成的，而是在命运的铁砧上，一锤，又一锤，不断被锻打成形的。

      为了买到这本书，我托了无数人。镇上的书店没有，县里的新华书店也没有。后来是一位在供销社工作负责采购的兄长，从广州进货时帮我捎了一本。拿到书的那天晚上，我在微弱的灯光下读到深夜。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那时血气方刚、青春涌动的我，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抄下这句话。窗外是南国沉沉的夜，远处的田野里传来蛙鸣，一声接一声，像催征的鼓点。

      1981年毕业，回到家乡小担小学任教。当五年级班主任，上两个毕业班的数学，两个初中班的英语，还兼着总务，当农村业余教育的老师（专门在夜晚上课），有人笑我是“万金油”，我没作任何解释，因为我知道，保尔在修铁路的时候，哪在乎别人叫他什么呢？他只在乎路能不能修通。

        那年，作为一间普通的乡村小学，竟然有十八名学生考上了镇的重点中学。消息传开，整个镇都轰动了。那个黄昏，我想起十五年前，堂兄谭汝业在破旧课室里看书的模样。后来复课闹革命，听说他回到了原校继续就读，毕业后分配到封开人大办公室工作，后来安排到江门市纪委直到升任党廉科科长，一辈子在“管人”的部门，干的是最容易得罪人、也最容易腐蚀人的活，但他最后还是守住本色，干干净净地收场。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楷模。

      此后几十年，从提拔当教导主任到调入镇教育办，从镇委委员到镇委副书记，从下川镇委书记到台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再到水利局局长，岗位换了七个，办公室搬了九次。有人问我秘诀，我想了很久，说：“不畏困难，永不言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成一行。”

     其实哪里有什么秘诀呢。不过是每次想松懈的时候，总会想起书里另一句话：“钢是在烈火和急剧冷却里锻炼出来的，所以才能坚硬和什么也不怕。”

      1996年，我调任下川镇委书记。那是一个孤悬海中的岛屿，交通不便，水电匮乏，全镇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第一次上岛，船靠岸时已是黄昏，我看见渔民们赤着脚，从礁石缝里抠海蛎，指甲都劈裂了，血混着海水往下滴。那天晚上，我住在镇政府的旧楼里，海风从窗缝钻进来，把煤油灯吹得忽明忽暗。我打开随身带了十六年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书页已经泛黄，边角被我翻烂了，用透明胶带细细地粘着。

      我想， 保尔在双目失明后，仍然写下了《暴风雨里诞生的》。他能，我为什么不能？

       两年后，下川镇的路通了，码头修了，圩镇变大变靓了，旅游区整治好起来了。1998年底，“五邑杯”达标先进单位一等奖的奖牌挂进了镇政府大厅。江门市城镇建设现场会在下川召开，同行们问我的经验，我站在刚刚竣工的川中公路上，指着一望无际的南海说：“你看，海是钢蓝色的，多像淬过火的钢。”

      2002年，我在任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期间，台山被国家海洋局、财政部批准为全国海域、海岛管理“双示范区”。2003年，我被评为全国海洋系统先进工作者。在北京领奖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廊下，忽然很想打个电话，告诉当年逃难回到乡下、给我指点迷津的那位兄长，可是谭汝业家的老屋，前几年拆了。我那时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单位上班，也没有他的联系电话。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影响，不是师徒授受，不是口耳相传。它像风，你看不见，却满树的叶子都知道。

       2010年，台山市水务局被评为“全国水利体制改革先进单位”。五年间，81宗水库除险加固，62公里海堤重新站起，99宗电排站更新换代，8万多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得到解决。还有那笔拖欠了近两千万元的职工工资——我上任第一天就在会上拍了桌子：“人可以欠钱，心不能欠账。”

       最后一笔补发款发放的那天，一位退休二十多年的老会计握着我的手，老泪纵横。他说：“局长，我都以为那笔陈年旧账没有命等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保尔。他不是没有绝望过——他曾朝自己开过一枪，幸而子弹卡了壳。此后余生，他再也没有向命运缴械。

        我们都是被生活卡过子弹的人。 

        今年春天，我回了一趟小担村。村小学已恢复原来祠堂的旧貌，西北角那间课室还在，只是那道间成课室的墙拆了，改为谭姑婆韶五娘的祭祀室，我在那里站了很久。

          太阳还是那样，从西边斜斜地切过来，把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只是那个人，从十二岁，变成了七十岁。

       我想对当年那个青年说：你看，我从你一本书里借来的火种，烧了整整一辈子。它照亮过乡村小学教室的黑板，照亮过瓜果飘香的田野，照亮过海岛的风浪，照亮过水库的黎明，照亮过无数张在你面前流泪的脸。

        但它从来没有熄灭过。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不是在某一座高炉里，而是在你决定把它扛起来的那个黄昏，在你咬着牙走了几十年的这条路上。

       书里还有一句话，我藏了很多年，今天想说出来了：

       “哪怕，生活无法忍受也要坚持下去，这样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有价值。”

        是的，“那怕，也要”。

        这四个字，是书写我人生的标点。 

                       2026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