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上级错误定性的恩平“松仔岭事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昭雪后，文件及报道已广为传播，人们知道的很多，吴有恒成为党内外人们敬重的榜样。但人们可能不知道，在粤中江门地区当年土改时期，发生了除“松仔岭事件”外，还有个二是“江门事件”。这几个大案件，都是闻名全省，远播全国的重大冤假错案。后来也逐一落实平反。而

     当时吴有恒任中共粤中地委书记，后调任粤西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这几大案件，都与他直接或简接有关系。从他对这四大案件的处理态度，可以看出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表现出他的崇高品德。吴有恒对“松仔岭事件”的意见和态度，上文已发了。

         “江门事件”又是什么？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发生了“江门事件”。在这期间，江门市委曾发生两件事：一是江门北街医院，粤西区党委要接过来成为区党委所属的医院，江门市委某领导不同意，立即就给该医院挂起江门市人民医院的招牌。这使区党委不满；二是江门市委要修理市区的烂马路，向地委申请拔款，地委不给，市委便向市工商联要求支持。这就被认为江门市委依靠资本家，不依靠工人阶级。加上上级认为江门市委某些领导的工作作风有问题，就派了地委秘书长进行调查。调查组进入市委调查后，认为市委不仅存在工作作风问题，还有路线问题。他们发现市委秘书主任黄子彬同资本家跳舞，又怀疑他接受资本家的贿赂。还认为市委依靠资本家，走资本家路线，从而使资本家猖狂走私偷税漏税了。于是就认为江门市委走资本家路线，是投降主义。建议对江门市委给予处分。

      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认为处理人要慎重，特别是对于决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扣押、判刑等的案件，更要慎重。于是叶剑英、方方和罗瑞卿等就乘坐游艇来到江门，深入调查此案。他们所乘的船停在江面，通知粤中地委书记吴有恒、副书记（兼江门市委书记）关山、粤中专署专员谢创、副专员欧初来船上开会。

      叶剑英见到吴有恒、谢创等人来到，很客气招呼他们就坐。会议开始，叶剑英单刀直入地问道：“冯光是阶级异己分子，还是自己人？”

      叶剑英书记的这一问，倒把大家问住了。会场气氛有点紧张，十多分钟都没有人开口发言。吴有恒就对谢创说：“你是比较了解冯光的，你先说吧。”

      谢创看到大家都不发言，就先发言说：“我认识冯光已有十多年了。我1943年底从石歧调来江门，担任广东区党委中区联络员，是冯光负责替我找地方办公的，尔后我们办训练班，一切保卫工作以及开展地下工作等，都由他一手安排的。在当时白色恐怖下，我搞地下工作一直开展得很顺利，党的秘密未被发现和破坏，也未出过什么问题。我认为他是自己人。”

      叶剑英和方方听了都领悟地点点头。

      吴有恒接着说：“我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粤中才认识冯光的，解放后，冯光任江门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工作接触不多。我觉得他工作是踏踏实实的。”

      叶剑英和方方、罗瑞卿等到江门，经过深入调查后，认为“江门事件”并不是田星云上报给分局那样，说什么江门市政府被敌人夺了权，冯光是阶级异己分子，更不是市委书记、市长已腐败变质。市委组织部长冯光在用人问题上有缺点错误，这是工作的过失，可给予党纪处分，但不能扣押。至于江门市工商联摆设得华丽堂皇，是奢侈浪费。但他们花的是自己的钱，没占用或贪污国家的钱，说不上是三反五反的问题。

离休后的吴有恒、曾珍夫妇。

      这案件发生在三反五反运动暴风骤雨的时刻，好在有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慎重地处理该案，一些干部就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如果按田星云处理“松仔岭事件”那样的做法，偏听偏信，凭主观臆测，那冯光就免不了要遭受残酷的打击，说不定会像冯汉英等那样人头落地的了。

      这里有一段插曲：到了1957年，“江门事件”是冤案，提出复查平反。当时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吴有恒，也收到这份要求复查平反的报告。

      当时吴有恒任粤中地委书记，在不了解情况下，曾发表文章批判了江门市委走资产阶级路线，现在他知道自己做错了，感到内疚，于是他带着自责心情就在这份报告上批了几个字，即要实事求是，复查平反落实。他支持“江门事件”的平反。但不久，反地方主义运动来了，这就成为他的“罪状”，为“江门事件”翻案。但吴有恒，认定一条，实事求是，错的就要坚决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