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吴有恒传》、一部《粤中纵队史》，均详细记载了南路斗争时期那场关于“大搞”与“小搞”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绝非粤桂边领导机关内部的一般意见分歧，而是以吴有恒为代表的粤桂边区指挥员，与广东区党委及其特派员之间，在武装斗争路线方针上的重大原则交锋。当年，广东区党委部分领导曾撤销吴有恒职务，并给他扣上“大搞吴”的政治帽子，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上才为其正式平反，明确认定：1946年“双十协定”被国民党撕毁后，吴有恒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武装斗争的“大搞”路线，完全符合革命形势发展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1947年，面对强加在身上的“大搞吴”罪名与无端批判，吴有恒铁骨铮铮、绝不屈服。他直面上级领导，直言不讳地指出：“小搞”与“大搞”，在我们基层干部的理解中，本就是内容不同、范畴迥异的两条路线。一年多来，我们所执行的消极隐蔽、缩手缩脚的武装政策，那种如同“做小贼”一般的做法，正是所谓“小搞”。正因如此，边区干部一听到“小搞”二字便心生畏惧，生怕再回到过去那种畏首畏尾、被动挨打的局面。而在你们的指示与部署中，也多少残留着这套做法的痕迹。即便后来解释为“放手小搞，准备大搞”，在我看来依然逻辑不通：既然定为“小搞”，规模与内容必然受限；若不受限制，那就不是“小搞”而是“大搞”。既有严格限制，所谓“放手”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他恳切而坚决地进言：当前我们必须果断抛弃“小搞”这个不祥字眼，理直气壮地向全体同志高呼“造反呀”！以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指导各地武装斗争，才能真正把党员和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我再次迫切请求，改变“小搞、大搞”的模糊方针，否则必将贻误革命大事！

       在呈送广东区党委的报告中，吴有恒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主张，与他坚持“大搞”的思想一脉相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按照“小搞”方针，你们在具体工作部署上依旧畏首畏尾。例如在平原地区，主张建立“两面政权”，这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如今我们已在化州、廉江边境、廉江南部及遂溪等地，彻底摧毁国民党乡保政权，国民党当局至今无法“收复失地”。难道我们不去建立公开的革命一面政权，反而要请所谓“第三方面人士”组建左右摇摆的政权，或是任由国民党卷土重来、再设法争取其成为两面派，甚至派人出面挂国民党招牌、行我们之实？这既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武装斗争的直接目标，就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群众心中，这就是堂堂正正的“造反”。若只造一半、留一半，便休想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化州、廉江的群众，在过去长期隐蔽、依靠两面政权的环境下，始终不敢积极行动；直到我们公开张贴布告、委任县长、建立人民政权，群众才耳目一新、精神大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投身革命。

       这就是吴有恒——一位敢于向脱离实际、官僚主义的指挥说“不”，敢于坚持真理、为民请命的共产主义战士。

       历史最终给出了公正答案。就在吴有恒力主“大搞”之后不久，中央关于琼崖斗争的指导方针传达下来，其精神与吴有恒的主张不谋而合，雄辩地证明了他的战略远见。在“大搞”武装斗争方针指引下，南路地区短短数月便发展起数千人的革命武装，仅新塘一区就有370多人踊跃参军，上千个村庄建立起民兵队伍，游击根据地连片扩大，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遭到沉重打击，为粤桂边区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铁的事实面前，广东区党委也正视错误，充分认识到吴有恒的政治清醒与战略正确。

       吴有恒之所以敢于在高压之下坚持己见、直言“犯上”，根源不在于个人意气，而在于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扎根南路大地，深知群众心声与斗争实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这种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时弊、善于独立思考的政治品格与斗争精神，不仅在当年扭转了粤桂边区武装斗争的被动局面，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具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