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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诗魂
[一]
虽然，我不是什么诗人，但对诗坛的忆念，依然如云如烟，浩渺一片，壮阔动人。在那茫茫云烟之中，有几处闪光之点，宛如夏夜天空的星斗，熠熠生辉，明亮璀璨。无论何时何地，回想起来，都晶莹如在眼前。
我对黎焕颐先生的回忆就是那闪亮的一点。
黎焕颐先生是中国诗坛一位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的重要诗人。经过半个世纪的默然努力与追求，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当代诗坛的一棵巨树。他诗中所葆有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气质、悲剧精神与时代意识，是与人类精神传统相接的；他的诗代表了上海的气度和胸怀，坚持并拓展了贴近人民贴近时代的诗歌史的疆域，显示出诗人的情怀与品格。
/黎焕颐 著《黎焕颐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品读和研究黎焕颐的作品，会给人们留下这样无尽的话题：关于他的传统文化，关于他的人文精神，关于他的诗人风骨，关于他那悲苦雄壮的传奇人生……
[二]
我与先生有近30年的交往，尤其青藏铁路建设时期，涉及到青藏铁路，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等大型活动，我常向先生约稿，以他那黄钟大吕的诗作，为《中国铁道建筑报》的副刊压阵。200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那年5月，我给远在上海的黎焕颐先生打去电话，约他为建军80周年纪念活动写一首长诗，供《中国铁道建筑报》刊用。他愉快地答应了，并表示，他会在6月30日前交稿。
6月30日到了，我没收到黎焕颐先生的诗稿。从那以后，我三天两头给先生打电话，可总也没人接听。我想先生可能携妻出国去了，或者在国内旅游去了。8月1日之后，仍然得不到先生的半点音讯，我意识到，从不失约的他，为《中国铁道建筑报》的赐稿已成泡影。
8月24日晚，我总算联系上先生的夫人——范秀凤大姐，她说，黎先生因心脏病和肺癌于6月20日住进医院，命悬一线。先生已不能进食，每天靠喝点冬虫夏草汤维持生命。眼下，上海冬虫夏草奇缺，且价格昂贵。
我当即答应，让青海的朋友购买一些冬虫夏草，以最快的速度捎到上海。8月31日，我在电话里告诉范大姐，明天，列车员会将冬虫夏草捎到上海。范大姐哭泣着说：已经晚了，焕颐走了，是在昨天夜间3点……
无情的事实告诉我，深深立在我心灵沃土上那位诗人的硬骨身影，从此变得十分遥远。随后，我给贺敬之先生打去电话，告诉这一噩耗。贺老哀叹一声；“当今中国，又一位诗人走了。”
焕颐先生走后，无论我是在寂静的书房，还是漫步在上海的浦江之畔，想起先生对我的帮助与扶持，总是心情难以平静。人生在世，在历史中行进，但时常又总会淡忘历史，淡忘人世。悠悠数十载，远观也好，近看也罢，不可能把经历的一切都定格在记忆中。总有许多事物，变得那样朦胧，蓦然回首，恍如隔世。不过，有些人死了，但他仍然活着。黎焕颐作为当代重量级的诗人，由于他在语言的矿山和熔炉里炼取了真正的精金美玉，古语新用，用词重铸，使他在诗歌的继承与发展方面，成为当今诗坛不可忘却的人物。焕颐先生崇古但不泥古，求新而坚树个人风格，其诗歌精神与语言形式既有古典器量，又具现代气派，有着雕塑般的功效和撼人之美。作为一位诗人，焕颐先生的生命已依附到他卓尔不群的诗文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先生的灵魂已镌刻在新中国的文化史上。
先生去世后，我没有为先生写下一句送别的文字。但日复一日的怀念，使我感到一直生活在浓浓的哀思中而不能自拔。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我时常背诵先生的诗而和他对话，悲呼！痛呼！
焕颐先生在上海，我在青海，自然不可能成为先生的授业弟子。但是，他的诗作我读过不少；他的为人我深有感受；他的道德无一不被了解他的人所称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早已成为我崇敬的对象。当然，我也崇敬别的大诗人，读其诗未见其人者屡见不鲜。但我感到，其他诗人没有像焕颐先生做人做得这样真率；没有像他这样把心捧在胸前，接受阳光的照射，接受众人目光的审视；没有像他这样，对朋友不藏不掖，能够以心换心。他真如三岁的孩童，纯真的毫无污染。诗歌从来就是灵魂的休憩之地，也是人类想象力的试验场，更深一层说，诗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标志着一种人文理想的苏醒。如果一个诗人不真诚，做虚伪的两面人，那就是对诗的践踏。焕颐先生用他终生的实践和生命的付出，捍卫了诗人的人格，捍卫了诗歌的尊严和诗歌的真、善、美。严格说来，如果从诗人的思想、道德、情怀、做人、境界考量，先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
[三]
1982年5月，我接受当代大诗人，《青海湖》文学刊物诗歌编辑王昌耀先生的托付，赴上海专程采访黎焕颐先生。昌耀先生与焕颐先生不仅是至交的诗友，他们还是共命的“右派”，还是同命的难友、囚友，在青海不同劳改农场一起专制了20多年。那时，我还是战斗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的一个铁道兵战士，由于热爱诗歌创作，在青海已小有名气，所以和昌耀先生比较熟悉。与焕颐先生谋面之前，我在《青海湖》上读到他的《日月山》那首诗，让我激动不已。诗这样写道：
日月山——
青藏高原的第一关
关东关西，关内关外
并非同一个地平线
关外二十年，关内二十年
四十年岁月，被日月山分成两半
一半属于革命的青春，天真烂漫
一半属于大漠黄沙，隔断了尘缘
是的，一半属于天真的爱
一半属于炼獄冰冷的锁链
唯其爱的天真
所以信仰被拐骗
唯其锁链冰冷
所以才识透人间肝胆
真是这样吗？日月山
你是我一生命运的分界线
不！命运的分界线
是在历史的左转弯……
读这首诗的激动之情还萦绕胸怀，昌耀先生让我去上海拜访焕颐先生，这突来的机遇，着实让我激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诗坛出现了空前活跃、繁荣的局面，往往一首诗就会轰动全国，就能成就一位诗人，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诗歌的时代，诗人得到了社会至高无上的尊敬和爱戴，对黎焕颐这样的大诗人，更是如此。
/黎焕颐 著《春天的对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昌耀告诉我，焕颐在青海劳改20多年，1980年后，才回到上海。所以，当我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蹒跚学步的时候，黎焕颐还在铁丝网的劳改农场里，接受改造。故而，我在青海诗坛未见到此人。
昌耀告诉我，黎焕颐在上海的家很好找，住在闸北公园对面的那座楼的五层上，一问便知。既然昌耀说了，我也没有再问哪座楼，多少号，既然“那座楼”不就是一座楼的代称吗？
我的一位至友，上海下放我们村的一位知青，就住在闸北公园附近，她的妹妹在共和新路新华书店工作，距黎焕颐先生的家只有一箭之地，此去上海，我就下塌于这位朋友家里。在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步行到闸北公园，没想到公园对面不是一座楼，而是上百座楼。这么多座的楼房，哪扇窗口才是诗人的家啊？诗人又是在哪扇窗口的灯光下远航诗的大海之上呢？那晚的寻找未果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共和新路派出所，向户籍警察说明来意，请他帮助查找黎焕颐先生的家。那时，没有电脑，查找人，全靠一页页一本本地翻阅。警察热心服务，从上午8点半开始查找，一直找到11点，总算找到黎焕颐的家。因为白天家中无人，那天晚上8点，我敲开了焕颐先生的家门。
当两手紧紧相握时，我们便握住了20多年的时光，握住了青海高原的风雪，握住了半生友谊，握住了披心露肺无话不谈的人生。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说青海、谈诗歌、论人生、讲爱情，海阔天空，古今中外。
2005年12月1日，黎焕颐先生在《羊城晚报》所发的一篇文章中，记下了我们相会时的情景。先生这样写道：
“我永远难忘：1982年的春夏之交的一天，正是黄昏时刻的华灯初上，他来到上海闸北公园对面的我的蜗居，一阵剥喙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看来是一位英俊年轻的不速之客，穿一身草绿草军装。于是他自我介绍，他来自青海青藏线上的铁道兵部队，借从青海返乡探亲之际，昌耀先生让他转道来沪访我。由于昌耀没有说明白地址，只告诉我住在闸北公园对面的楼上，什么街？什么门牌号数？全茫然。最后只得向派出所求助，这才找到我的新居。如此真情，我异常感动。于是我们一见如故。这故，有两层意蕴：一是对诗的信仰有共同的语言。二是对青藏高原拥有不解的山水之恋。尽管在年轮上我比他大二十多岁，人生经历不同。然而，诗恋、山河恋，则使我们的心灵声息互应。他认同我的苦难出幽愤，幽愤出诗情，我认同他的青春要磨砺，磨砺出人才。就这样，以诗作中介，以青藏高原作情境：我们在上海订交。”
[四]
在上海的月余时间，焕颐先生在写作上给我以指导，在生活上给我以帮助。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是让我终生难忘的。那时，先生在《文学报》编辑部工作，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大作家峻青，以及在那里修改诗集的四川诗人雁翼。
/黎焕颐（1930年3月29日-2007年8月30日），贵州遵义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上海《文学报》副刊主编、副编审。1949年参军任部队文化教员，后历任《西北农林》杂志编辑、《青海日报》记者。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发配青海，1979年平反返沪任少儿出版社文学编辑。/
和焕颐先生的多次交谈中，我知道他是贵州遵义人，和中国当代文化界著名领导人、原总政文化部部长，后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沂同志有亲戚关系。全国解放后，他由陈沂推荐到南京当兵，尔后一路西下，在西安当过政府工作人员，在西宁当过报社记者，由西宁调到北京团中央工作，后又调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短短几年，他从西南到西北，从西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江南。他因思想解放，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他不灰心，共和国在他的心头如初升的旭日，他感到前途是那样洋溢着诗的诱惑力，志从何而丧？从何而灰？再说，那时每当他在革命队伍中，天马行空式地放任，因而犯了一些无组织观念的错误时，许多革命的亲友，他们既是那样的严峻，又兄长般地给他以帮助，向他伸出搀扶的手，正因为这样，所以50年代的中期，他选择诗作为自己的职业。
焕颐说，他开口歌唱的时候，便是革命，便是天安门，便是友谊，他的第一首诗《再见吧！天安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走！走
应当这样，迈开双脚
旋转，像车轮
高举起我们共和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旗帜前进
再见吧！天安门
我不是那古代的诗人
挂着满脸憔悴
来何惨痛诉别情
我是为了四面八方火热的斗争
才离开这冠盖如云的京城……
从那时起，他一发而不可收，力图使自己成为诗的天空的一颗新星。可是该有多么的失望，这颗新星刚刚升起，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在诗的夜空中消失了，变成一块陨石，落在青藏高原的茫茫荒漠里。
那时，作为劳改犯的黎焕颐，如坚定的登山者，仍然豪气如铁地向诗的顶峰登攀。他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北望首都，南望苗岭，东望上海，镣铐叮当，衣冠如雪，虽满身创伤，仍掩不住他的勃勃英姿。
黎焕颐不灰心，不失望，他坚信错的东西总有被纠正的一天，总有一天这个民族会认识他这颗诗心是红色的，是真诚的，没有毒！没有长毛！没有虫咬！因而，他以天真之心，一直向有关部门申诉，并且依旧坚持写诗，一首、十首、百首……他写了许多，然而镣铐在身。为了写诗，他受尽精神与肉体的折磨，肋骨被打断，左手腕被打断……
20世纪80年代，黎焕颐从流放的雪域绝地九死归来，站在时代面前，立在浦江潮头，仍然是一个歌哭从心，把肝胆一把掏出的诗人。他把一种重返春天人间的激情，拌和着块垒的胸中情愫，喷吐出篇篇诗章。作为诗人与战士，他南跨苗岭，北出长城，东跃渤海，西登昆仑，他的襟袂，颠荡着万里长风，他的眼前，蜿蜒着万里征程。他的诗更加具有理性，具有思想，他以宏放的气度，向祖国发出这样的歌声：
祖国——我的亲娘
你既然给了我们春之希望
为何又剪却她的翅膀
你呵，既然给了我们满天星斗
为何又给我们天狗吃太阳
焕颐先生的诗，没有人为的造作，没有虚情假意。支配他的是真诚与激情。作为人，他有浪漫的气质，作为诗，更有浪漫的激情。有人说他是“诗疯子”，其实他一点也不疯，只是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真心、真性与真言罢了。他天真的狂质、澎湃的激情、战士的胸怀，无遮无拦的性格，总能裸露呈现他的诗作之中。他的语言风格真率，真率得在诗坛上独一无二。他的喜怒哀乐都纯而又纯，毫不掺假；他不甚着力于诗歌语言的多层次曲折，对那种在语言形式上的斫丧天然、追新求怪的所谓新派诗风，他也不假颜色。他只要保持自己诗歌语言的高度自由。
在焕颐先生的诗作中，既有气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豪迈之作，也有充满亲情蜜意的婉约词章。无论是颂大江东去，还是歌花前月下，都是他内心真情的流露，都是倾情的生命之歌。如他的《爸爸舐你——写在摇篮上的诗》，就是非常难得的佳作：
爸爸舐你——
舐的是失而复得的爱
爸爸抱你
抱的是充满希望的未来
爸爸的昨天
风雪漫过了膝盖
爸爸的今天
头顶着满天云彩
而你，就是昨天和今天之间
爸爸生命史上的一根纽带
你本应该是
属于爸爸的青春时代
可是，直到如今
你方才破涕而来
这么悠长的岁月
残阳如血，关山如海
长大以后，如果你写自传
这一段距离，该怎样来交代
是的，这是历史赋予你的特征
你整整怀了二十二年的胎
焕颐先生的诗，在艺术上也颇具功力与特色。他的诗流畅奔放，既痛快淋漓又耐人寻味。他的诗，在本质上的粗犷和表达上的精巧相结合，因而使人感到细腻而不柔弱，直白而更显思想的深刻。
我由上海返回青海之后，应王昌耀先生之约，写了《诗显亮色，歌荡春潮》的专访文章，对那一时期黎焕颐先生的诗歌，作了全面分析。后来黎焕颐在他《仗笔昆仑》一文中写样写道：“当时，昌耀在《青海湖》当编辑，他来信告诉我，朱海燕的文章恰到好处，在青海引起良好的反映。应当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对我创作的首评。”当然，这也是我与先生之间的友谊的见证。
[五]
由于他在上海不断搬家，其间，大约有10年，我与先生失去联系。再次取得联系，已是2003年1月了，那是上海浦东磁悬浮列车开通之后，我由浦东机场飞赴海南去报道粤海通道通车的新闻。在浦东机场候机的几个小时内，我通过上海作协方方面面的关系，总算和黎焕颐先生联系上了。之后，我不断向他约稿，尤其是关于青藏铁路的诗作，写得大气磅礴。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再次向他约稿，他写下200多行的长诗。《中国铁道建筑报》发表一个月后，上海《解放日报》也予发表。
当他从报纸和电视上得知我获得范长江新闻奖后，他情不自禁地告诉妻子：“海燕获得大奖了！应该为他而高兴呵！他终于在新闻事业上大露头角。”于是他将这喜讯转告沪上认识我的一二亲友。她们和他一样，为我的成就而击掌而雀跃。
/朱海燕 著《青藏铁路》新闻作品集（长征出版社出版）/
我的《青藏铁路》新闻作品集上下卷出版之后，便立即寄送黎焕颐先生。他来信说：“你有今日成就，实非易事。青藏高原的缺氧，江河源头的风雪苦寒，对不少人都是畏途。而你来往其间笔走龙蛇，气势雄浑，把铁道兵战士的冲天干劲绘声绘色地，不是一篇两篇，而是以百万字的篇幅不懈地宣扬，这对不少以玩弄笔墨的所谓作家，所谓诗人，所谓电影工作者，无异当头棒喝！而对某些玩弄先锋以为酷，自矜于闲适文化以为彩，沾沾于小情调以为美者，则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我不是排斥文章的多元，我想说的只是：大气磅礴的山河，大气淋漓的时代，大气蒸腾的祖国，大气吞吐的生活原野，应当有雄视世界的黄钟大吕的律唱，应当有仗昆仑而独步世界屋脊，敢于和暴风雪争吵，敢于在青藏高原群山纠纷之中舒卷自如的笔墨。而你的文章，庶几近之。有人说，你行文有阳刚之气，这是你的难得的亮点。但总嫌粗犷有余，短于音韵之美。此论有其体味。但我以为：对当前的文坛——文坛的小资笔调，自作多情的文风，顾影自怜几近病态的文势，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昔人说，读东坡的《浪淘沙》须关西大汉手执大铜锣而歌，我以为，你的文章，须青藏高原的骑手，跨上四蹄如飞的骏马，迎着自天而下的黄河放声而读……”
先生还说：“我读你的文章，又引发了我的追思。你目前得两个优势，一是年富力强而又置身冠盖如云人文荟萃的北京。二是占工作先机，常常来往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前者乃思想文化的历史高点，后者乃地缘的地势高点。拥有这两个高点，以你的才智加健康的体魄，我想，你的思考会不后于我。许还会比我思索得更深、更远。”
先生鼓励我：“只有站得高，才看得远，看得透，看得切骨。只有看深看透看准，才能写出发天地之思的好文章。才能有益于文化建设，有补于世道人心。”
我辈不才，亦不是善为文者，先生如此评价于我，实在是羞愧难当。我深知，作为驭笔者，荣誉与赞扬，恐怕都属人生的阴影，享誉越隆，招谤越烈。但有一点，黎焕颐先生之鼓励，起码记录我们之间一段含蕴丰富的历史风情，足供我低回吟味，奋力前行。我曾想，应该学习先生的文风、诗风，雄奇奔放，笔下不可羁勒，功夫到时，兴会飙发，笔走龙蛇，满纸烟云、淋漓酣畅。但屡屡试笔，却不能达到，可我仍坚定地向先生逼近。走近他的诗，走近他的人，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先生多次语我，他想重返青藏高原，并邀我一道同行。看看他20多年前生活过的青海西部的大草原，然后沿香日德、诺木洪，去格尔木直奔唐古拉，以偿多年夙愿：笔染清洁的雪水，胸佩如掌的雪莲，扣莽昆仑，揖珠峰而歌之，诗之。我爽快答应：一定会实现这夙愿。
但是，岁月不饶人啊，黎先生已近八十，并且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去青藏高原。为了先生的健康，为了让他满意，充满希望，我总是一拖再拖。
先生没有重返高原，没有等到那一天，或者说在他的有生之年，病魔在他走向高原的路上，已筑起堵死的关口。但是，先生逝后，他还是驾鹤西行了，他从浦江出发而至昆仑。他身经烈火狂飙，惊涛骇浪，沐高原风雪，跨草原骏马，日暮西望，回首前缘，他会别有一番人生参悟，他以大丈夫气慨，唱出他的豪情，唱出他的气节。
走好，大诗人！你的诗魂在浦江上，在青藏高原上，在无边的天堂上，天上人间，人间天上，你的诗心不变，你的诗魂不散。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