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坎坷的求学之路

                     贡国良

​       遥忆当年坎坷求学之路，由于十年动乱，从66年下半年就一律停止招收大、中专生。一直到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以后，同年下半年才逐步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这种招生的办法是，具有三年以上基层工作实践经验的初、高中生毕业，经生产队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推荐，再由大队革委会向乡镇革委会招生领导小组推荐，经过所谓筛选内定名单加以批准，而后将被推荐的名单按照正取生和备取生1：1.2的比例上墙公布，而后再向县教育局革委会招生领导小组上报，与相关院校磨合达成一致意见，即可按正取生的名额个数录取为工农兵学员，那么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就变成了作为所谓“民主推荐”的摆设和公布上墙的陪衬。我的“运气”看上去倒好象还是不错，分别在73年和75年居然二次有机会成了陪衬对象。
      本来“考考考，是老师的法宝；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要想上大学，就必须严过考试关。文革中搞出了新生事物，73年辽宁省白塔公社出了一个“交白卷的大学生”张铁生以后，进大学门就无须再通过严格的书面考试，只要经过逐级推荐经过审批就有机会能够上大学。这对于由于全国各个大专院校，已经停止五、六年招收生而待搁下来的千千万万个有志于求学的青年们来说，好象是“久旱盼甘霖”，怎么不令人心驰神往呢？当然我也属于其中一员。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心中充满了无限希望。心里想，平时所学的东西这一下子有机会派上用场了，平时良好的现实表现或许有机会能够得到群众和组织的认可了。
       1973年我才20岁，初涉社会对很多人间世故一点儿都不明白。若论学习成绩，学校老师都很清楚，九年制高中毕业，我的成绩都很优秀。若论工作表现，我在任代课老师和在校办厂工作期间，我的现实表现也比较突出，除了按时上下班以外，月月都能完成厂里下达的定额指标，而且都能获得月度超产奖励，况且还有众所周知的小发明创造呢，我在工厂领导和职工的心目中，都是一致公认的佼佼者。若论在生产队和大队的兼职表现，我一直兼任政治队长，政治活动开展的还算不错，有空还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劳动中也舍得吃苦耐劳。
       尤其是，母亲因为身体病弱，只能参加生产队蔬菜地的轻微劳动。我无论是在学校读书，还是在校办厂上班的时候，只要放学和下班，我都会及时地接替母亲。帮助她完成挑水浇菜、拣韭菜、卖西红柿等，千方百计减轻母亲的劳动压力。
正是由于这些现实表现，在这一年里，果真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将我作为工农兵学员的候选人推荐到了大队，大队也将我推荐到了乡镇革委会招生领导小组。那一年，我们大队连我一共推荐了俩个人。另一个是我从小就在一起读书的同学，也是我在校办厂的同事。有一天，他忽然来我家里，神秘地对我说：“乡里可能只能给我们大队录取一个名额，如果录取的人可能是他的话，请我要支持他，而且不要埋怨他，更不要向上面写群众来信。”他还采取了攻心战术，对我说：“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啦，如果能录取也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反正今后推荐还是有机会的”。说老实话，我当时很自信，嘴里尽管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什么，我心里想，在学校里读书的学习成绩不比他差，在社会上的现实表现在群众中的印象比他还要强一些，当时压根而就不知道去托人找关系“走后门”。后来，我的事情就再没有下文了。回想当初，我是多么单纯，多么朴素，多么幼稚（无知）？！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我真的不愿意再去捅捣过去的伤疼。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忘却这一段说不清也道不明“奇怪”的历史现象，也无法熨平内心的皱纹。心里不服气，决定命运的大权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效仿文人客墨，第一次写下充满幻想，充满愤懑，充满自强不息精神的诗句《梦憬》：“异想寻觅挑花地，春梦如同腊月屁。飒飒寒风透窗袭，惊消酣梦立新志。” 73年的机会失去了，74年我仍然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结果在这一年里，我们大队连一个推荐的名额都没有摊到。我心中十分郁闷和气愤，但又生怕父母也跟着犯愁着急，白天我在他们跟前尽量佯装笑颜，一连有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过好觉，心里又气又恨，独自一人还偷偷掉过眼泪，从内心感到当时的社会少正义、不公平。尽管如此，我对于通过求学，寻找个人前途的信念仍然没有动摇。于是，又一次写下了诗句《励志》：“抹尽腮旁悲愤泪，重振雄胆志不萎。为使遂得素日愿，经遭千辛亦无畏。”以期勉励自己，希望来年再作一搏。
       经过一年的努力拼搏和精神煎熬，75年推荐上大学的工作又开始了。吸取前两年的教训，我认为个人的见识有了一定的长进，推荐上大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一方面我主动与生产队和大队的主要领导汇报沟通，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寻找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关系。鉴于我的现实表现和前一次推荐上大学的不幸遭遇，生产队和大队的领导出于同情的角度，以贫下中农推荐代表的名义，再一次将我作为大队的唯一候选人，推到了乡革委会招生领导小组。那一年，上小学教我《自然》课程的郦尔康老师和另一位郦吉生老师，代表乡革委会招生领导小组到我的所在生产队和大队，专题为我召集部分贫下中农代表开了推荐座谈会，写了书面推荐材料。事后，郦尔康老师悄悄地告诉我说：“国良啊，真想不到贫下中农代表对你的印象和反映能有这么好，老师很高兴。如果以这份推荐材料看，我看你恐怕连‘九大’代表都可以当啦。”听了老师这番话，我满怀希望充满信心。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兼乡革委会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华炳锁专程来我家里，提示我如何填报入学自愿，他要我吸取他曾经参加高考由于填报自愿过高而没有能够录取上大学的教训，不要把自愿填得太高。我从内心非常感谢在我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郦尔康老师和华炳锁书记对我的真诚关心和无私帮助。根据他们的提示，我将自愿的层次从大学调整为中专，填报了南京铁路学校。我心里想，只要能给进门上学就谢天谢地啦，还能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如果能够录取这样的学校，毕业以后就有机会进铁道部门工作，就能捧上吃国家定量的“铁饭碗”，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以后只要凭工作证件就可以乘火车跑东跑西，自己不掏一分钱。而且，父母每年还有一次优惠或免费外出的机会。如果能这样的话，那真是天底下太好的事情啦。心里越想越来劲，越想越开心。
没过几天，乡革委会招生领导小组在政府门口的墙上张贴了上报县文教局革委会招生办的红榜告示，我的名字还被放在了第一个呢。我和常人都认为，最后定局正式录取一定不成问题，生产队的左右邻居和亲朋好友也都为我感到高兴，他们闹着要父亲请客发喜糖。父亲当然更加高兴，但这一次他显很冷静理智，他一边对人家表示感谢，一边对人家说：“现在还只是预榜，等到正式录取一定请客。”父亲回到家里，强行按捺住心里的喜悦，和颜悦色地对我说：“预榜生还不等于是正式录取生，还要想办法做县里的工作。我们家县里没有直接的亲戚关系，只有一个叫郦发荣的远方亲戚在镇江地区（市）文教局当财务处长，原先已经打过了招呼。他答应一旦推荐到县里就可以帮忙，问题是要想办法进一步当面敲实才安心。”我听了父亲的话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对父亲说：“你也是50岁左右的人了，又不会骑自行车，还是让我专程到张巷大队东庄村他的老家去一趟吧。”事不宜迟，我说走就走。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估摸着这位心目中的“大救星”有可能回家探亲。一大早，我便向住在西边的彭金松叔叔（他在大队拖拉机站当站长）借了一辆旧自行车，以便吃过早饭及时出发。这辆车子的破旧程度，恐怕真有点像一个相声上说的那样，老爷自行车“浑身都能响，就是铃不响”。当时，在农村私人家里几乎都没有买自行车的经济能力，就是有经济能力也没有办法搞到买自行车的专用券。彭金松叔叔肯借给我这辆车子，说实话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车是借到手了，但骑自行车我还是刚学会不久的新手。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哪里还能犹豫彷徨，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等我一拐一歪好不容易骑了七、八里路赶到他家里，他的父母告诉我：“昨天，他的确是回来了。但是今天吃过早饭，他说到陵口乡里去办事了。”我心里想，真不走运。在他家里喝了几口开水，我又骑车匆匆忙忙往回赶。等我到乡政府时，听说刚走不久，又乘轮船到丹阳县城去办事了。我想，怎么这么不凑巧啊？我再一想，轮船行走的是不怎么快的，说不定我骑车如果赶得快一点，还有可能在丹阳能见到他的。于是，我又摇摇晃晃骑车沿着铁路向丹阳县城赶路。铁路旁边的路很不好骑车，路面不宽而且还有不少从铁路上滚落下来的石子在上面，车子在上面老是一颠一颠“咯噔、咯噔”的直打滑。我见到实在不能骑的路段，就只好下车推着车子走。当我快骑到要靠丹阳县城转弯地方的时候，看看太阳的位置已经到中午时分了，路况仍然不大好，为了赶路我只好小心翼翼强行骑车。但是事情就这么不巧，忽然自行车的前轮胎碰上了一块大石子，车身一晃“哐铛”一下，我连人带车从铁路北面旁边的小路上摔了下去。幸亏路边长满了不少一种叫紫穗槐的小灌木，挡住了直接摔到深处的去路，大概落差有三、四米深的样子，要不然非死即伤可能就要出大事啦！我被摔得狼狈不堪，两只车轮子朝上，车把柄朝下，我的人被车子压在下面。我定了定神设法稳住自己的身体，象董存瑞托炸药包那样，拼命地托住自行车，慢慢地往上移动。等到我好不容易爬上路面后，哪里还再敢在这种崎岖狭窄的路上骑车！只好老老实实推着车走了好长一段这样的鬼路，过了车站大队邱家村南面的铁桥以后，我才敢战战兢兢地重新骑上自行车。转过人民大桥（当时还没有云阳大桥）骑到座落在白云街的县文教局里，巧妙地打听郦发荣的下落（因为当时也开始搞所谓的堵“走后门”不正之风），他们答复说，他刚离开，乘火车回镇江去了。我心里想，也太不凑巧啦？！县文教局的同志听我说跟郦发荣认识，对我比较客气，他们打量我身上的泥巴，打了一盆水让我洗了一把脸。我道一声：“谢谢”，就又急匆匆回头往火车站方向赶路。当我赶到火车站时，从上海往镇江方向的火车已经快要进站了。因为没有自行车锁，我急忙找到陵前生产队的一个熟人请他帮我照看车。我三步并成两步走赶上车站，想去买一张进站的月台票，这时买票的地方听到“咔嚓”一响，刚刚关闭窗口停止售票。我急忙上前，急促地敲打窗板，只听到女售票员抄着一口镇江话“做什么？！”，我便马上改口用镇江话，说明买一张月台票进月台找人有急事，她顿时发了老乡之情的慈悲心肠，说了一声：“就此一次，下不为例。”我一边操着镇江话连忙说“谢谢”，一边赶紧付给她5分钱，拿了月台票飞快的冲进火车站的站台里面。这时，火车已经停靠到站，乘客们已经陆续开始上火车了。我在茫茫人群中脖子伸的像长颈鹿，一步一跳，边跳边跑像袋鼠一样，快速地寻觅这位指望他能够帮助我改变前途命运的“救世主”。终于找到了，我喊了他一声“叔叔”，以父亲的名义恳请他帮忙，并简短地叙述了我被推荐到县里的进展情况。他满口答应了我，一定想办法帮助。在“呜呜……”一阵汽笛的鸣叫声中，火车徐徐开动了，我只才松了一口气。等我走下火车站以后，发现帮我看车的熟人已经走了，好在是一辆旧车子，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觉悟也还算比较高，车子还静静地躺在老地方。这时，已经是下午二点多钟了，我才觉得肚子饿得唱“空城计”，“咕咕”直叫 。为了省钱，我在附近的小摊里花3分钱买了一根油条，讨了一点开水勉强充饥。等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慢慢地骑车返回到家里时，已经是快下午四点钟了。母亲关切地问我：“吃过午饭没有？”我没有吭声，只觉得脸上一热，刹那间，饥饿、口渴、疲乏、艰辛、莫名的委屈和渺茫的希望绞织到了一起，鼻子一酸，顿时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母亲知道我的倔强脾气，什么都不说也不问了。她马上给我倒了一盆洗脸水，帮我用开水冲了一碗水泡饭，我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将水泡饭消灭了。晚上父亲回来以后，我才将一天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父母详细叙述。父亲听了以后，安慰我说：“孩子现在吃苦是为了以后幸福，你能够设法找到郦发荣叔叔很不简单，他如果真的能够帮上忙的话，说不定这次可能就有被录取的希望了呢。我们就耐心等等吧。”这一天，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天，我把整个希望都曾经像下赌注押宝一样寄托于这一天。
        从常理分析，录取上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第一是我的名字在预榜上排名在第一位；第二是我毕竟还找到了直通文教系统的人际关系，况且这个人还在财务这个要害部门工作。等啊等啊苦苦的等啊，那个日子才真是叫度日如年啊。在正式发榜的前一天下午，有人带口信到菜园地这边的校办厂里说，秦绍孚校长（他当时兼任乡革委会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要我到他家里去一下，他有话要跟我当面交谈。我马上预感到事情不妙，心里想如果有好消息的话，他一定会亲自赶过来为我报喜，至少也会托人将喜讯带过来，俗话说“报喜不报忧”嘛。我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熟人借了一辆自行车，快速赶到了秦绍孚校长家里。秦校长已经在家里沏好茶水等候我了。他对我说：“大家都尽到了最大努力，都不希望有不好的结局。”他要我正确面对，要坚强要挺住，要保重身体。既然已经定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在他面前坚毅地点了点头，并表示坚决不灰心丧气，不悲观失望。
       从内心讲，我哪里可以接受得了这个严峻而又残酷的事实。接连好多天我都闷闷不乐，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我终于被折磨得病倒了。先是得了急性细菌性痢疾拉肚子，差一点脱水休克。而后是急性扁桃体严重发炎，从喉咙口一直连到耳鼓膜疼痛的无法进食，连开水都不能喝，甚至连嘴里的口水都难以吞咽，流淌的口水将睡觉的枕头毛巾都滴得湿透。不吃不喝一共持续了整整四天，大弟弟国先和小弟弟国芳哭着跟母亲说：“赶快想办法救救哥哥吧，听人家说七天不吃就要饿死人啦。”母亲转告了父亲，第二天上午父亲陪我上了陵口医院，找到了江诚先老医生。他问明情况后，让我张开嘴巴让他看看。他看到左右两个扁桃体肿胀得凸鼓鼓的样子以后，责怪了父亲，为什么不早一点让孩子来治疗。他对我说：“小家伙不要怕，爷爷手到病除，你马上回去就可以大口吃饭了。”他让我张大嘴巴念：“啊”, 说着说着他迅速用锋利的小手术刀在已经严重化脓的扁桃体两侧上分别划了个+字，而后再用钳子钳住药棉在里面用力挤压了几下，让我用凉开水嗽了嗽口，将觜里的脓血吐出来。他笑着说：“赶快回去吃饭吧。”我回到家里以后，狼吞虎咽足足吃了一大碗米饭，连下饭的菜都基本上没有用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这副饥不择食的样子觉得可笑。真可谓：“福不双来，祸不单行”啊！推荐上学的事情象梦幻一样破灭了，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身体也受到了重创。由于推荐上学的事情屡遭挫折，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十分郁闷，心思十分沉重，可以说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善良的父母和好心的亲戚、热心的邻居以及关心我的老师经常碰面或上门来开导我，要我想开一些，不要把求学进城作为人生前途的唯一选择。我开始渐渐地冷静下来，重新审视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广泛蔓延的社会风气，重新认识势单力薄孤军无援的自我能力，重新思索个人前途何去何从的发展去向。我慢慢地意识到消极没有出路，抵触毫无用处，只有发愤进取才可能有所作为，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我思考着，在“走后门”成风的情况下，官场上笼罩着尔虞我诈的政治黑幕，再走推荐这条路恐怕难以行得通了，托人找关系如果人家不诚心帮忙，看来也是不可靠的，以后的人生道路只有靠自己慢慢地摸索，慢慢地闯荡了。我决心发奋自强，愤然写下了诗句:《五律.咏梅（新韵）》
寒风吼啸鸣，万木叶凋零。
春暖何时至，须熬冻几经？
不求霜雪悯，独放见豪情，
度尽严冬日，群芳笑相迎。
★因1973、1975年两次推荐工农兵大学未果，愤然而作。后来又写了一首《自励》：“靠山山欲倒，依水水欲淌。欲问命运事，须凭自力量。”在这一年里，我以书面形式向学校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试图从政治上打开缺口，为自己日后的前途积累一点社会资本。不过就连这一点政治追求，也走了长达九年之久的漫长岁月。这一份入党申请书从校办厂转到陵口九年制学校，第二年转到陵口五七农大，又转到陵口良种繁育场，83年我都已经在荆林公社快工作三年了，在党委书记束沛泉的亲自过问和关心才进入入党预备期，正式入党转正是84年我已经到南京农业大学里读书了。所以在我的入党自愿书上留下了工作经历过的地方的五、六枚公章大印。一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走上了乡镇和部、委、办、局的主要领导岗位以后，都十分同情平民百姓的疾苦，都十分体谅部下弱者的苦衷。可能也是我这个“草根官员”与“草民百姓”同病相怜的缘故吧。
      我作为家中的长子，按当地的农村风俗，岁数快到可以谈对象的时候了，父母和亲戚以及生产队里的一些热心人，开始帮我物色起了对象。若论家庭经济条件，我们家并不算太好，但是也是有优势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家住集镇，另外还有三间新盖不久的矮房子，再则我本人从13元一个月工资经过几年学徒满师后涨到了27元一个月的工资，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工资。我心中很有数，只要一松口，想来与我谈情说爱的姑娘还是有的。由于我觉得个人的前途渺茫未定，今后发展的方向还不很明朗，再说年龄也还没有到非谈不可时候，因此所有热心人的好意都被我一一婉言谢绝。父亲常常为这件事情和我有摩擦，经常喋喋不休唠唠叨叨。他说某某姑娘长的如何如何漂亮，我就马上顶一句说，可以买一幅漂亮的年画贴在家里看看。他说某某姑娘能如何如何干活，我就马上顶一句说，可以买一条水牛回来耕地。总之，父子俩没有办法说到一块。父亲的用心是好的，不过他的想法还是停留在老的概念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早生孩子早得力”，“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我尽管推荐上学屡遭挫折，在前途暗淡的情况下，我虽然谈不上心存鸿鹄之志，但也决不是甘于寄人篱下的鼠雀之辈。所以在我的真实思想里，尽管他们轰轰烈烈，我仍然安然不动，不轻率地过早把婚姻问题缠住自己，影响个人前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