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票秒抢空的启示
特约作者:饶晓辉
2026年春运大幕拉开后,网上一组反差数据引发全民关注:部分高铁、动车、乃至飞机航班都尚存余票,而多趟过时的”绿皮火车”票开售即“秒光”,甚至连无座票(也就是常说的站票)亦成抢手货。这一现象的发生,并非是“消费降级”这般的简单解释,而是数亿旅客在成本、可达性、运力与情感之间理性权衡的结果。在高铁网已超5万公里的今天,有点过时不合节奏的”绿皮火车”,何以仍是春运“硬通货”?其背后,是中国交通体系与深层民生需求的复杂共振。
中国的春运,最早始于建国初期的1954年,当时,原铁道部首次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并明确将春节前后一个月的客运工作列为专项任务,标志着春运制度化运作的开端。尽管“春运”这一概念在1954年已开始实施,但“春运”二字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是在1980年。当年,新华社在一篇电讯稿中首次使用“春运”来描述春节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此后这一词汇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采用,逐渐成为全民熟知的社会现象。春运,从此 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这不仅是一场交通运输的年度大考,更深刻映射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交织图景。透过春运的演进,更像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浓缩史。曾几何时,绿皮火车的轰鸣承载着亿万游子的乡愁,车厢里拥挤的躯体、行李架上过夜的身影,是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而今,高铁网络如巨龙般横贯东西,复兴号以350公里时速缩短了山海距离,“朝发夕至”从诗意想象变为日常现实。电子客票取代了通宵排队,刷脸进站取代了纸质车票,科技赋能让“走得了”升级为“走得好”。这场流动的变革,不仅见证了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更映射出国家综合实力的深层跃升——从“一票难求”的焦虑到“指尖购票”的从容,春运的变迁恰似中国社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迈进的生动注脚。
绿皮火车票秒抢空,这不是怀旧,也不是“消费降级”,而是一场普通人用脚投票的现实选择。这背后,是生活账本的精打细算,是回家之路的切实需求,更是中国春运最真实的一面镜子。
高铁快,飞机更快,但很贵;”绿皮”慢,但便宜。这笔账,普通人算得明明白白。”春运一族”,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务工人员和学生人群是主流客源,对他们来说,多坐十几个小时,换来几百元的节省,是理性选择,更是生活所迫,也是把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的无奈。通常来说,高铁站、飞机场大多建在城市外围,下了车还得转大巴、打车,对携带大件行李、老人小孩同行的家庭来说,是额外的负担和开销,而绿皮火车深入县域、甚至乡镇,是铁路网的“毛细血管”,一张票直通家门口。更难得的是,绿皮火车里有“人情味”:泡面的热气、嗑瓜子的声音、老乡间的闲聊、分享的橘子和腊肠。这种烟火气,是高铁车厢里低头刷手机的“移动图书馆”给不了的。还有“绿皮火车"上尽管也提倡不要吸烟,但厕所以及车厢连接部,对烟民而言是解决烟瘾的好去处。
如此一来,”绿皮火车”仍受青睐,也就不足奇怪了。所以说,春运绿皮火车票秒抢空,这不是系统故障,而是几亿人(次),用手指投出的“民生选票”。
作者简介:饶晓辉,笔名:筱野,网名:竹林听雨,江西抚州东乡区人。1981年10月至1985年10月在福建厦门某部服役,历任无线班战士、通讯班长、连部文书。1982年开始文学写作,先后在《解放军报》、福州军区《前线报》以及厦门、泉州等新闻媒介发表稿件。1992年南下广东汕头,就职于一家工艺进出口公司,任公司中层管理。期间,在《羊城晚报》、《汕头日报》、《特区晚报》等发表各类稿件千余篇,并被南方报业集团《汕头特区晚报》聘为特约记者。都市头条采菊东篱文学社执行副社长、特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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