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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载思牵 遥寄吾母
——写在母亲七周年祭
山东/魏益炳
母亲离世已七载春秋,岁月流转间,思念从未淡去。她的声音容貌,早已刻进时光深处,化作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每当我闭上双眼,那些过往的片段便穿越岁月风尘,清晰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温暖依旧,仿佛她从未走远。
母亲李运兰,1928年9月19日出生在保太镇李白壤村,那是风雨飘摇的民国年间。乱世的战火硝烟,没有磨灭她天生的温和与骨子里的坚强。她身材高挑,大约1.65米,常穿一件洗得发白、打了不少补丁的蓝色粗布衣裳,这件衣裳就像岁月的印记,镌刻着过去的艰难岁月。她那双“小脚”,看似瘦小,走起路来却很有力,一步一步踏在时光里,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春秋时节,她总戴着一顶蓝色的绒线帽,像一朵淡蓝的云落在头上,添了几分端庄;冬天就随意围条围巾,朴素中带着岁月沉淀的沉静,如寻常慈祥老人,散发着安静的暖意。
回想过去,母亲年轻时模样清秀,恰似春天初绽的繁花。头发乌黑顺滑,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脸蛋白净如玉,毫无瑕疵;眼睛亮若星辰,眨动间满是神采;瓜子脸型线条柔和,似精心勾勒而成;鼻梁秀气挺直,颧骨微微隆起,让脸庞更具轮廓感。她笑起来时,脸颊会露出浅浅的酒窝,像沾了露水的梨花,瞬间让整张脸亮起来,带着少女的甜美与朝气,仿佛能驱散周遭所有灰暗。
母亲没进过学堂,未受正规教育,但她对知识的渴望,像黑夜里的火把般炽热。凭着过人的毅力与聪慧,她记熟了不少唐诗,随口便能吟诵,那些优美的句子从她口中道出,带着一股古老的韵味。为了让家里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她整日忙碌不休,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若遇到孩子调皮厌学,她平日的温和便会藏起,故意装得严厉,扬起的手虽不舍得重落,还是会轻轻落下——只希望用这种方式,帮我们摆脱困顿命运,拥有光明前程。
计划经济时期,家里人多,在集体经济中难免“拖后腿”。当时一家老少八九口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日子步履维艰,困难接踵而至,如同在刀尖上行走。人多工分少,常年为衣食发愁,生活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家里重活全靠亲戚朋友帮忙,日子穷到了极点,我常看见她偷偷落泪。六十年代初,母亲还带着我和姐姐讨过饭。有一次,为了让一家人能吃上饭,她夜里起身摊煎饼,累得趴在盛煎饼糊的盆子上睡着了,结果把鼻梁摔骨折了,留下一道深深的疤,这事让我心疼了一辈子。
母亲的一生,看似平凡无奇,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荣光。在大家眼里,她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一辈子围着家人打转,过着平淡日子。但在她临终前,跟我讲了一件她这辈子最感光荣的事。
记得小时候,我在寒夜里突然发高烧,母亲急得团团转。不管天有多黑,她背起我就往邻村郎中家跑。乡间小路弯弯曲曲,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漫长,母亲的脚步却从未停歇。她紧紧抱着我,嘴里不停轻声安慰:“孩子别怕,娘在呢,很快就好了。”一路上颠簸前行,她的喘气声越来越重,却始终没把我放下。等我长大些,上学遇挫想放弃时,母亲总会温柔摸摸我的头,眼神里满是慈爱与鼓励:“儿啊,别泄气,娘相信你能跨过这道坎,就像破土的春笋,历经风雨方能长成翠竹。”她的话语如春日暖阳,驱散我心底的阴霾,为我注入前行的力量。
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沂蒙大地被白色恐怖笼罩,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迫害。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时任解放军某部连长的大伯魏有葵,在作战间隙奉命回家探亲,不料被国民党还乡团跟踪。大伯到了村口,没敢回自己家,悄悄躲进了我们家。“快给我点吃的,我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大伯说完,见只有母亲在家,又说:“我还是去别处吧!”母亲急忙说:“这都啥时候了,还讲这些,咱们是一家人。”说着便给大伯准备了开水和煎饼,“大哥快吃,我去门口看着。”母亲边说边往门外走。没走多远,就看见几个还乡团成员扛着枪,边走边喊:“一直跟着他进村,怎么转眼就没了?家里也没找到,肯定就在附近,快搜!”一个当官模样的人下令。母亲吓出一身冷汗,借着夜色,沿着墙根赶紧跑回家。见大伯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母亲喘着气说:“大哥,不好了,国民党来抓你了,快逃!”说完把没吃完的煎饼塞进他怀里。大伯拿起枪,快步消失在黑夜里。不一会儿,村头传来枪声,母亲急得坐立不安,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大伯平安。
那之后,大伯便没了消息。直到五十年代,乡里给大伯家挂了光荣牌,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听说孟良崮战役后,大伯所在的部队开赴东北,后来又随大军南下至浙江,那时他已升任团长。
听母亲讲完这事,我对这位平凡的母亲突然充满了敬意。“这事怎么从没听你说过?”我问她。母亲淡淡地说:“这点事不算啥,那时候大家都这样。为部队做军鞋、摊煎饼,熬几个通宵不睡觉是常事,好多人都累倒了。冬天给解放军做饭洗菜,手冻得红肿,有的人还落下了关节炎。”说着,她伸出手给我看。以前只知道母亲有风湿性关节炎,没想到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听说前几年镇里民政部门按规定要给你补助,你为啥拒绝了?”“那时候村里妇女都这样。你还记得三奶奶、二大娘、四婶子她们吗?我们都是妇救会的姐妹。只要部队需要、政府号召,做军鞋、筹军粮,就算上前线也不含糊。可惜现在活着的没几个了。这几年日子好了,不用交公粮,种地还有补贴,你们姐弟给的钱和粮食也够我用了,我咋好再麻烦政府,也得顾着你们在外工作的脸面啊。”母亲说得平常,道理却实实在在。
听完母亲的话,我想了很久。沂蒙这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藏着太多的奉献与传奇。沂蒙山区420万百姓,20万人参军,120万人支援前线,10万先烈牺牲在战场上。“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里的每个村子都有烈士,每个乡镇都有像母亲这样的红嫂。
晚年的母亲,如燃尽芳华的蜡烛,生命力渐渐衰竭。她的腿脚被岁月侵蚀得越来越不利索,一头浓密的黑发变得稀疏花白,大半像落了霜雪,如深秋里即将凋零的芦苇,只剩几根在风里轻晃。脸庞稍显丰腴,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皱纹像细密的网,悄悄爬满了曾经光滑的脸颊,老年斑像星星点点的霜痕,散布在脸上。手里那块曾经雪白的手绢,被岁月磨得没了原先的洁净,变得发黄发暗。眼睛不像年轻时那般明亮,似蒙了层薄雾,却更显沉稳宁静,慈爱的目光如春日暖阳,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看我们的每一眼,都让人觉得温暖亲近,仿佛被世间最柔软的爱包裹着。
2018年2月2日,母亲因心脏病复发,在平邑县中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享年90岁。她弥留之际,还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好像有话要跟我说——也许她觉得我能留住她。想到这些,我就格外难过与愧疚。虽然母亲走了,但她的模样永远留在我心里,成了我人生路上不会消失的风景;她深沉的母爱,像一条涓涓溪流,始终滋润着我的心田。母亲身上的坚韧与奉献,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一生践行初心的精神底色,也让沂蒙红嫂的光芒永远照亮我前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