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云之二十九

村医

赵志强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回乡偶书·其一》

我们村有一名大学生村医，这真是让人骄傲的事情。要知道，在六七十年代，农村医疗条件极为落后，别说村里，就是镇里县里医院，也极少有专业学校毕业的医生，大多是一些代代相传的口口相授的家族式医生，中医居多。头疼脑热的小病还能医治，真有大病就束手无策了。

村医名张英杰，是村里少有的温文尔雅之人，个子高挑，身材清瘦，始终面带微笑，脸腮上的酒窝尤为显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与那些自诩祖传名家的中医形成反差。过去在农村，中医盛行，人称先生，大多穿着长袍马褂，最好再留点胡须，中医越老越值钱。病人前来求医，摆出老成持重博大精深的架势，先询问症状，再望闻问切。如遇骨折病人，他就按套路出牌，先问你的腿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如答爬屋顶不小心掉了下来，这时他会故意用嘲讽的语言激怒你，让你转移精力，忘掉疼痛，此时只听咔嚓一声，对上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他要开膏药，并且打下埋伏，会说，你这条腿愈合好了，也会留下走路不顺的毛病。一百天后，真落下这毛病，有言在先，也不会怪罪先生；如一点后遗症没有，你就会佩服先生医术高超，肯定会买上礼物去答谢先生，并到处传播其医术，往往越传越神，套路罢了。

村卫生室设在村西端一个旧庙里，房子高大，药品用具摆设整齐。除村医外，还有两名助手，桂芝和春荣，取药打针记帐都干。每天早早开门，村虽不大，也有六七百人，病号自然不少，因此开门后前来看病拿药的人络绎不绝。晚上关门很晚，也没有整点，你可能刚关上门想走，又来拿药的，就再开门。特别是深夜了，谁家老人病重了，就会差孩子去村医家敲门，村医知道人家肯定病得不轻，二话不多说，背上药箱，拿着听诊器就走，看完病，拿好药，嘱咐完病人，回家时差不多鸡叫了。有一年，流行肝炎，村里得病的人很多，药品紧张，一般药疗效不好，村医毕竟是专业学校毕业，有理论功底，懂得肝炎病理，就买来板蓝根柴胡大青叶，按比例搭配，大队里以生产队和学校为单位，支上大锅，一锅锅地熬，社员和学生免费喝，竟控制住了肝炎的流行。这一招引起卫生部门注意，迅速推广，各村争相仿效，由村到公社，由公社到全县，到处支锅熬药，收到神奇效果。

农村孩子最不愿去的地方有两处，学校和卫生室。玩是天性，谁愿去学校读书，不听话，朱玉春大爷还用教鞭打人；卫生室就更恐惧了，一说卫生室，就想到那长长的针管子，大人摁住你，脱下裤子，向你腚上扎去，哎呀呼呦，哎呀呼呦。但你不得不去，大人或拉着你，或抱着你，还用巧言话语糊弄你，打完针就好了，好了买糖吃。到了卫生室，你开始哭，开始闹，开始骂，大人们不管你这一套，开始打针，问你，打上了，疼吗？不疼，疼吗？不疼。疼吗？疼疼疼！

每年到了打防疫针的季节，学校就热闹了。村医和卫生室人员带着药品到学校，给学生打针。以班为单位，排好队，捋起胳膊，等候打针。老师在旁边监管，谁也甭想逃跑，还用豪言壮语激励胆战心惊的学生，＂你看人家张嘎子，日本鬼子都不怕，打个针算什么？”现在古店村人们胳膊上那个小小的疤，就是那个年代种下的。村医们打完疫苗往回走时，路过二生产队饲养院，王永斌坐在门口，痛苦的呻吟，他腿上长了一个疮，已经化脓。村医看见，忙上前察看，别人看了会恶心，但村医连眉头都没有邹一下。他回到卫生室，亲手配了药，差人给王永斌送去，敷了三次，竟治好了，这位孤单的老头感激不尽。

卫生室设在庙里，庙太小了，已容不下有真才实学的村医。深厚的理论功底，长年的临床实践，潜心的钻研求锁，村医的医术日益精进，更广阔的天地和更高的平台向他招手。1979年，将近不惑之年的村医被破格调到镇卫生院，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新的平台上，他更加勤奋，足迹遍布汶阳安庄过村，惠及更多的人群，解除了更多人的病苦，挽回了更多人的生命。

今天，耋耄之年的村医赋闲在家，医者仁心的情怀依然不辍，关心疾苦关爱生命的意志历久弥坚。行笔至此，意犹未尽，我自撰一副对联送给这位仁者：“精诚所至辛弃疾，医者仁心霍去病”，横联是“仁者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