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南北三十年

我与岁月在路上

文/余成刚

     天山横亘南北，像一道沉默的界碑，隔开了新疆的南北疆，也串起了我三十年“在路上”的光阴。当乌鲁木齐至尉犁高速通车的新闻传来，那条历经五年多施工的天山胜利隧道，彻底改写了南北疆的通行格局——从前穿越甘沟、绕行库米什、乌什塔拉，要在颠簸中熬过七八个小时的昏沉车程，如今只需22分钟，就能从北疆直抵南疆，或是从南疆奔赴北疆，隧道贯通天山的瞬间，仿佛把岁月里的遥远距离，都压缩成了指尖可触的近。路的变迁，从来都不只是里程的缩短，更是生命里那些珍贵细节的显影，是外在行走与内在修行的交织。

     三十年来，我的日子始终围着“在路上”三个字打转，大多是在新疆南北疆的路上。退伍参加工作，我坐送货的大面包车去100公里外的奎屯，车厢在土路上颠得七荤八素，车窗外的白杨一棵接一棵往后退，恍惚间就叠上了当年当兵坐火车的光景。也就是那一路的颠簸，让我心里生了个念头：往后能这样在路上奔波谋生，倒也踏实。后来跑克拉玛依片区，长短途送货成了常态，出门不是摇摇晃晃的班车就是哐当作响的绿皮火车，我没驾照，却总盯着方向盘心痒，常跟同事约着去偏僻的戈壁滩偷偷练车——方向盘的厚重、戈壁风的凛冽、心跳的急促，这些细碎的感受，成了“在路上”最原始的成长印记。

     旅途从不是单纯的地理移动，而是与陌生灵魂的交汇，是心性的温柔试炼。有一回去阿勒泰二牧场送货，漫天风雪裹着车子寸步难行，远远看见个女子在路边挥手拦车。我们停下才发现，废弃小屋后还藏着一位裹厚毡毯的老人和一个壮实的汉子。聊起才知，起初是老人和汉子拦车，过往司机怕路滑惹麻烦，没人肯停。两人实在没辙，才琢磨出这“小计谋”，让模样周正的妹妹站在路边，盼着能有人心软停车。这份朴实的心思，让一车人都笑出了声。几小时的车程里，我们就着车厢暖气唠家常，得知他们是世代放牧的哈萨克族人，聊得格外投缘。壮年汉子认真记下我的电话，反复确认我四天后返程的时间，我只当是客套话随口应下，没想到四天后真接到他的电话，一口带着浓重民族口音的汉语，恳切得让人无法拒绝：“兄弟，你说四天回来，我给你备了马肠子和风干肉，一定要带回去！这是我们的心意，不能推辞！” 电话那头的热乎劲儿，隔着几百公里的风雪传过来，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暖烘烘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不需要复杂的铺垫，只需要一份赤诚的交付，这份暖意，成了我后来抵御路途孤寂的底气。

    “在路上”的成长，也常伴着深刻的教训，让我懂得规矩与底气的重量。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考驾照的，是一次难忘的插曲。当年从喀什回阿克苏，快到巴莎公路三岔口检查站，同事开得疲惫，我便接下方向盘开了起来。警灯突然在前方亮起，我慌慌张张和同事换座，还是被柯尔克孜族交警逮了个正着。那位交警拍着高倍望远镜，笑得一脸了然：“啥也别说，他都看见了。” 那时候无照驾驶还不拘留，最后罚了400块钱。那几张罚单攥在手里，沉甸甸的，像压着一份警醒——“在路上”想走得安稳，从来不是肆意而为，而是要守规矩、备足底气，就像天山的路，即便曾经崎岖，也有它的章法。

     拿到驾照后，“在路上”的责任更添了几分厚重。那会儿我负责乌苏啤酒南疆喀什地区的销售，高速还没普及，国道路况复杂，夏天日头毒得能晒脱皮，路边总蹲着些纳凉的老乡，藏着不少安全隐患。有一次开车去莎车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突然拐到马路中间，我踩碎了刹车也没躲开，孩子连人带车摔在地上，额头磕出了血。瞬间围过来二三十人，大多是孩子的亲戚，情绪激动得很，七嘴八舌的方言混着汉语，让我心里直发慌。我赶紧翻出车里的矿泉水，又比划着蹩脚的维语，说先送孩子去莎车县人民医院，又在医院门口买了新衣服、馕饼，一点点安抚大家的情绪。情急之下，我拨通了认识的莎车县领导的电话，他在北京读过大学，一口京片子说得溜，不到20分钟就带着公安局的刘同志赶来。这位民族干部走到人群中间，用流利的维语讲了五六分钟，喧闹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后来才知他的话句句在理：“大家心疼孩子我理解，但得讲法律，道路交通法面前人人平等。孩子治疗费3000元，车辆维修费22000元，一共25000元，责任各半的话，孩子家要拿12500元。这对普通家庭不是小数，不如各退一步，孩子检查没事就回家休养，驾驶员承担车辆损失，这事就过了。” 这番话，既有法理的分明，又有人情的温度，“在路上”的责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承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谅，是懂得为他人留白，路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有段时间我主管巴州办事处，每两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在家只待四天，其余时间基本都耗在途中。从巴州自驾回家要6个半小时，漫长的车程里，全靠一盘磁带打发时间，旋律听了一遍又一遍，歌词都刻进骨子里了，成了“在路上”最忠实的陪伴。一次陪内地朋友在南疆旅行，那时候高速还没修通，到处都在修路，车子走一截停一截。朋友打趣说南疆旅途有两大“标配”：一是“前方施工请绕行”的警示牌，二是路边随处可见的烧烤摊。这话真没说错，赶路累了，便找个路边小摊歇脚，同行伙伴接过驾驶的担子，我们坐定，点几串滋滋冒油的羊肉，配着冰镇的乌苏啤酒，风吹过戈壁滩，带着烤肉的香气，就是最惬意的补给。这旅途里的烟火气，是苦乐掺半的滋味，有欢笑，也有奔波的疲惫；有大口吃肉的畅快，也有对家人的思念泪水，这些真实的情绪，构成了“在路上”最鲜活的底色。

 

      火车上的“在路上”，藏着同事间接力的暖意，也有萍水相逢的趣事。负责南疆销售后，那会儿南疆还没通高速，铁路刚延伸到喀什，每次往返都得坐乌鲁木齐中午1点发车的火车，晃晃悠悠24小时才能到喀什。这趟车虽慢，却处处是惊喜。从乌鲁木齐上车，当地的同事扛着几箱乌苏啤酒赶来，哐当一声放在车厢里，我们的笑声把旅途的枯燥都冲没了；夜里10点到库尔勒，站台边的同事拎着打包好的烤包子和抓饭递上来，热闹劲儿接着续；半夜到库车，负责当地市场的同事送完吃食，就匆匆消失在夜色里；清晨到巴楚，该片区的同事早等在站台，手里提着刚出锅的巴楚羊肉，还有冰得透心凉的啤酒。我们在车厢里围坐一圈，吃肉喝酒，天南海北地聊，一路欢声笑语到喀什，浑身都舒坦。窗外的风景交替掠过，手边是刚启封的啤酒，抬眼是远处连绵的天山轮廓；车厢里的灯亮着，映着满座的笑脸，“在路上”从不是独自赶路，而是与他人的短暂同行，这份相伴，让漫长旅途变得温暖。

     火车上的相遇，也不只有同事情谊。一次从喀什回乌鲁木齐，我认识了四方糖业的杨总，还遇到几个做生意、搞建筑的朋友，大家凑在一块儿，喝酒吃肉，说笑打闹，特别投缘。我们还互相起了趣称：我卖啤酒，叫“卖啤的”；做摩托车生意的是“摩界的”；搞建筑的被戏称为“砖家”，一句句调侃里，都是不见外的亲近。中途一位老太太带着沉甸甸的行李上车，杨总二话不说，拎起行李就往货架上放，又把自己的盒饭分了一份给老太太。老太太感激得不行，恳请凌晨到站时，再麻烦他搭把手搬行李，杨总拍着胸脯应下了。可后半夜，杨总的呼噜声震天响，“光进气没出气”，跟哨子似的，老太太大概是被这呼噜声吓到了，离下车还有两个小时，就悄悄提着沉重的行李，挪到车厢出口等着。这段小插曲，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又温暖又好笑，萍水相逢的善意，从来都不需要刻意铭记，却能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暖意。

 

     “在路上”的勇敢，既有军人底色的本能，也藏着普通人的真实恐惧。早在当兵探家时，火车上的一段经历，就把“担当”二字烙进了我心里。那次我和几位47军的战友在火车上偶遇，车到柳园站，几个社会青年偷老大爷的钱包被发现，还撸起袖子威胁老人。我们穿着军装，哪能袖手旁观？当即就冲了上去，凭着部队里练的身手，三下五除二就制服了歹徒，又协助铁路警察，把人看押到哈密站移交。这份血性，也延续到了后来的旅途。当年在博乐市，我在人民广场等经销商办结算，忽然听见一阵争执声，转头一看，一个男子偷女孩的手机被发现，和女孩同行的小伙子上前理论，窃贼的两名持刀同伙突然从树林里冲出来，一刀砍在小伙子的胳膊上。当兵时的血性一下子涌上来，我猛地甩出手里的厚书，正好打落一名歹徒的匕首，又冲上去一脚把另一名歹徒踹倒在地。可刚松口气，就看见又有两名持刀的同伙围过来，我当时腿都软了，手心全是汗，只能带着颤音拨通110，直到警察赶来，才敢松开攥紧的拳头。现在回想，那份“在路上”的勇敢，从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即便颤抖，也不愿退缩，心里的责任，始终没让人低头。

     三十年过去，天山的路越修越顺，22分钟贯通天山的隧道，让从前要耗上大半天的路程，如今轻踩油门就能轻松抵达，那些曾经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如今都成了脚下的坦途。而我“在路上”的那些细节——阿勒泰风雪里的拦车计谋与马肠子的暖意、三岔口罚单的警醒、莎车县车祸后的相互体谅、火车上接力的吃食与呼噜声的插曲，还有两次挺身而出的悸动——这些都不是冗余的片段，而是生命的养分，是心性成长的印记。

 

     莫言说：“走过的路，都是财富。” 对我而言，“在路上”的意义，从来不是丈量路程的远近，而是在时光里，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对人心的珍视。天山隧道贯通了南北疆的距离，而三十年的“在路上”，贯通了我与自我的和解。外在的路是坦途还是崎岖，终究抵不过内心的通透与从容。那些遇见的人、经历的事，那些暖意与教训、欢笑与泪水，都藏在岁月里，成了前行的底气。

 

      路在脚下，更在心里，只要脚步不停，这场关于成长与体悟的旅途，就永远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