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供职央媒，走南北，交四方，文坛泰斗、艺苑名家，识者多矣。巴金先生之温厚赤诚，余秋雨先生之文脉哲思，金铁霖先生之艺坛深耕，郎朗先生之琴韵风华，皆曾亲炙，获益匪浅。然阅人既多，历事既久，心头最惬怀、最相投、最觉安稳者，非京华名流，非海内大家，却是家乡济宁的杜庆生先生。吾与公相去十有五载，以文字结缘，以文化相知，遂成忘年至交，此中真意，非世俗浮名所能比拟。 

      人生交契，原不在齿序之远近，亦不在门第之高低，贵在心之所同，趣之所合。世间所谓知己，大抵如此：年岁隔不断，俗尘扰不进，一盏清茶，半卷文脉，便抵万千寒暄。杜公为人，温厚而有风骨，务实而存文心，非俗吏之态，亦非腐儒之姿，恰是林语堂笔下“有守有为，亦雅亦实”的君子。其早年主政汶上，拜县委书记，躬耕桑梓，擘画建设，凡民生之需、城郭之兴、乡野之治，皆亲力亲为，不尚虚声，不逐浮名。汶上之地，旧貌换新颜，市井安和，百业渐兴，乡邻至今念其功绩，皆称其为实心任事、造福一方的父母官。此等政绩，非笔墨可尽书，却藏于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之中，是为吏者最踏实的勋章。

      后赴济宁市委，任分管文字之副秘书长，秉笔中枢，以文辅政。杜公之文，不事雕琢，不尚空言，句句切于事，字字合于理，将为政之思、民生之愿熔于笔端，是为“有用之文”，而非浮华之辞。身居要职，他始终守一份文人的清朴，不骄不矜，待人以诚，这也是我与他初逢便觉亲近的根由——我们相交，始于文化，合于心性，从未沾半分官场的虚与委蛇。

及至退休，旁人多享含饴弄孙、闲云野鹤之乐，杜公却不肯安享清福，倾全副心力，钻研济宁运河文化。运河者，济宁之脉，齐鲁之魂，千年漕运，万家烟火，皆系于此。他踏遍运河故道，遍查古籍档案，访老问俗，究治理之策，探文脉之根，终成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之翘楚，受聘为市里研究治理运河的高级顾问。昔日主政一方的能吏，转身为守护乡邦文脉的学人，身份虽改，初心未移——皆是为济宁，为这片土地的过去与未来。

      历任主政者，皆重其学识与赤诚。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今温金荣书记，深知运河文化与河道治理乃济宁大事，屡次登门问策，杜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建言切中肯綮，多被采纳施行。运河之治、文脉之续、文旅之兴，多得其擘画指点。他不以顾问之位自矜，只以桑梓之情尽心，这般退而不休、忧乡忧土的情怀，最是动人。

      与杜公，十五岁之隔，恰如两代人，却因文化结缘，无话不谈。闲时对坐，煮一壶老茶，谈运河千年沧桑，论汶上旧岁风物，说文字之趣，道文脉之承。他谈为政之要，不摆官谱，只说“为民实心，做事踏实”；他论运河之学，不炫学识，只道“文化是根，守根方能远行”。我年少气盛时，他以温言点拨；我迷茫困惑时，他以阅历开解。无长幼之拘，无俗礼之缚，唯有知己间的坦然与相惜。

      林语堂尝言：“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杜庆生先生，于我是忘年良友，亦是师者；于汶上是造福之官，于济宁是护脉之人。居官则勤政爱民，造福一方；退隐则潜心文脉，守护乡魂。其人如运河之水，沉静而有力量，温厚而有担当；其情如旧岁清茶，淡而弥久，清而愈醇。

     岁月流转，运河汤汤，吾与杜公之交，不因年岁而疏，不因世事而改。以文为媒，以心为契，以桑梓之情相牵，这般忘年之谊，这般赤子之人，足慰平生，亦足留于岁月，与运河文脉，共久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