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田相处的日子
朱海燕
一
2005年2月6日上午,天虽晴朗,却寒气逼人,贫血苍白的太阳无力与严寒抗争,任凭北风将冷洒向人间。上午十一时,俞珊鸣大姐打电话来,声音带着一种浸骨的寒意,她说:“朱田去世了,朱晨找你,没找到,让我转告你。”朱晨是朱田的女儿。我问俞大姐:“老朱何时走的?”她说:“昨天下午四点。”在一个没有雪花的傍晚,他走向生命的那边。
放下电话,我和梓祥便朝老朱家里赶,向他的夫人曾老师与女儿朱红、朱晨,表达诚挚的悼念与哀思。
朱田的去世,早在我意料之中,但没想到离去的时间会这么快。凭他的信念与抗争,应该是可以度过这个年关的。原七师文化科周启斌等几位战友商量,春节过后,从太原来京,给他拜年。朱田说,我等着那一天,阎王爷用八台大轿也抬不走我。但,那一天他还是没有等到,一生中从不违约的人,违约了自己的承诺,离开了亲人和战友。
朱田患的是胃癌。早在两个月前,我从湖北荆门参加范长江新闻奖颁奖活动返京当晚,铁建医院毛宪给我打电话说:“老朱患胃癌,已经到了晚期,三O七医院考虑年近八十高龄,不做手术,保守性治疗,已转回铁建医院。老朱不知道患的是癌症,说是胃溃疡,探视他时,你一定严守秘密。”
铁建医院距报社仅武步之间,工作之余,我便赶到老朱床前,陪他聊天;常常带些书刊报纸,供他消遣,以减轻病痛的折磨。我们话青海岁月,谈唐诗宋词,论人生苦短。谈话中,他总表现出军人的从容与文人的豁达。从他的身体而言,已渐入生命的尽头,从他的精神而言,依旧呈现出日悬中天的辉煌。每每看到他谈吐不绝、神采飞场时,我为他祝福,希望他能够蹚过危险,而抵达生命的春天。
二
我与朱田有近三十年的交往,论公谊,是下级与上级;论私交,是后辈与前辈,他是我的师长,更是我文学的引路人。1976年我入伍到铁道兵七师三十三团。在连队锻炼一个月后,组织上把我调到宣传股搞文学创作。有一天文化干事熊墨伟告诉我,师文化科有位著名的歌词作家到团里深入生活,让我好好陪他。这位歌词作者就是朱田,他创作的《金珠玛米亚古都》与《革命熔炉火最红》在全国影响很大,流传甚广。
《金珠玛米亚古都》创作于1965年的中尼公路工地,是“金珠玛米亚古都”精神的艺术化表达,旋律融合浓郁藏族音乐风格,采用女声表演唱形式。歌词朴实真挚,朗朗上口,反复吟唱的“亚古都”如山谷回响,极具感染力,歌曲一经推出,即风靡全国,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作为“每周一歌”广泛传播,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军旅歌曲之一,成为“中国民歌系列的奇葩”。它不仅宣传了铁道兵的功绩,更持续传递着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2025年西藏抗震救灾现场,群众仍自发高呼“金珠玛米亚古都”,证明其精神历久弥新,是一段军民情深的历史见证。
他的《革命熔炉火最红》,也是一首经典红歌,以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歌颂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那个年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歌曲以“革命熔炉”为喻,将社会比作锤炼意志的熔炉,强调在毛泽东时代英雄辈出,号召人民学习王杰,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传递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奉献精神。歌曲吸收河南豫剧的音乐元素,曲调婉转高亢,配合邓玉华清澈、炽烈的嗓音,使情感表达真挚动人,更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情绪与政治氛围的缩影,承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据记载,周恩来总理在现场聆听邓玉华的演唱后,将原歌词中“革命熔炉火正红”,改为“革命熔炉火最红”,要求全国学唱这首歌曲,足见其艺术与政治价值的双重认可。
那时,我入伍不久,朱田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算得上作家的人。我想,有机会陪同他,对我来说,如同在知识的花园中漫步,每一步都能接受到智慧的芬芳。他的谈吐应该像春风化雨,滋养心田。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文学故乡,朱田肯定也有,利用这一机会,踏进他的文学故乡,是我莫大的荣幸。
朱田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开始和他见面时,我还有点胆怯。不到十分钟,这种心理便消失了。我发现,他是没有一点官气的人,是一个不会摆官架子的人,甚至是一位永远不会做官的人。虽然是“老革命”,不如说,他是一位非常随意平和的老人,是平起平坐的战友。他来的第二天,就跑到我门前喊:“小燕子,起床啦,太阳晒着屁股啦。”我感到可笑,这哪像一位有三十年军龄的老革命哟,纯粹是一个老顽童。我开门说,你犯官僚主义啦,我六点钟起床,出了早操,早饭也吃过了。太阳照射不到我的被窝,也晒不到我的屁股。他闻之哈哈大笑。
然后进屋聊天。他和我谈艺术。他说,艺术趣味的培养,有赖于传统文化艺术的滋养。艺术的天地是广漠阔大的,欣赏的目光不可拘于一隅。但作为中国的作家,不能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外边的东西再好,对我们来说,总有点隔膜。
他和我讲创作,要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他说诗人顾工、周纲写诗的经验。因为在不同时期,他与这两位诗人同在一个文工团共过事,都是文工团的创作员。顾工是诗人顾城的爸爸。他讲铁道兵文工团的轶事,过去《铁道兵志在四方》歌曲中“雄壮的队伍”,不是雄壮的队伍,而是“长长的队伍”,铁道兵领导审查节目时,政治部副主任邱子明问:长长的队伍有多长?是一里路长,还是二里路长?用长长的队伍表达,平淡,没气势。要改!于是将“长长的队伍”改成“雄壮的队伍”。
他说,邱子明很重视文工团的工作,为了让文工团创作出好的歌曲,他要求铁道兵机关司政后的二级部,每个部为铁道兵文工团写上四句最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让文工团合成一支好歌词。结果送来一堆废纸,一句也用不上。说到这里,朱田笑得十分开心。他说,将军打仗是内行,创作是外行。世界上的歌曲没有一首是这样拼凑成的。创作是作家独立的思维劳动,不是劈山、架桥、修铁路靠人海战术。动员一个团,一个师的人去写文章,也写不过一个鲁迅。
朱田教我写诗,题目是《毛主席题词铁道兵》,我怎么也写不出来。他有个毛病,爱抽烟,爱叭嗒嘴,爱自言自语说话。我写诗,他坐在旁边盯着,加上这些毛病,干扰得我思路全部乱套了,根本静不下心来构思诗歌。这首诗没写出来,他又让我写科学家彭加木。那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寻找彭加木的新闻。朱田说,你应该这么想:彭加木像《渡江侦察记》的英雄,江北指挥部的同志盼望渡江的侦察兵把江南的军事情报传回来,那是何等的焦急?彭加木的科学考察,对于四个现代化建设来说,如同渡江侦察一样,盼望彭加木的归来,就像当年江北指挥部的同志盼望渡江侦察的英雄归来一样焦急。对于这首诗,我还是没有写出来。
我给他提意见:朱干事,你不能这样教我写诗,你坐身边,盯着我,像家长盯孩子做作业一样,思想没有一点自由,我哪还有什么灵感?你说,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你出的这些题目,我平时想都没想过,让我硬写,我不习惯。
他想想也对,于是拉着我出去散步。大戈壁空旷无垠,西南方向二十公里外的锡铁山面目狰狞,清晰可见;北面,祁连山像一群奔跑的野马向西狂奔,山上不见一棵绿树,赤裸的山体抖出的尽是死亡的恐怖,虽然青新公路有汽车驶过,但可以肯定,那山上很多地方还没有留下人类的足迹,那是通向幽暗的死亡甬道。于是,朱田和我谈锡铁山,说它丰富的矿藏,有铁、有铅、有银。接着又说,祁连山的丰饶。说着说着,诗意突然被拧亮,灵感来了。我对朱田说,我有诗了。他问什么诗?我说,得诗两首。一是《写在铁锤的故乡》,二是《柴达木的山》。假设铁道兵手中的铁锤,是来自锡铁山的铁矿石,如今铁道兵修青藏铁路又来到锡铁山,这难道不是绿色诗意的潜回吗!二是柴达木的山为什么这么荒凉,无草无树,因为这山是财富之山,铁上、铜上、铅上,怎么能长出绿色的植被呢?
朱田听我这么一说,双手一合,发出一声惊喜的声音,脸上堆上认可的微笑。他没有再催我,也没有到我房里聊天。限我两天把这两首诗写出来。对锡铁山与祁连山刻骨的爱与大自然深静的美,在我生命的情绪中结成一个微渺的音奏,伴我在案前沉思,心头远想。我用两天时间,创作了两首诗。有些喜悦,又有些惆怅,有些觉悟,还有些恍惚。虽矛盾重重,但内心感觉到希望已烛照未来的微茫,似乎打通了一座地下的深深的神秘的暗道,与诗歌有了亲密的接触。
朱田对这两首诗颇感满意。后来两首诗均入选《建国三十周年青海省优秀诗歌选》一书。
回到格尔木,朱田向师文化科科长张金城推荐了我,他说,我们老朱家要出诗人了,你要好好培养他,有什么进步,你要看见;有什么缺点,你要提醒;有什么困难,你要伸手拉一把。
现在回首当年,人生的道路遥远而又遥远,曲折而又曲折。回头望望,尽管荫着时间的烟雾,却还是清晰可辨。我的人生之路是艰辛的,磕磕绊绊的事也不少,幸而没有误入歧途,在云横雾塞中能够逐渐看到对岸的青山,这里就有朱田给我的“旅行指南”。
1977年,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创作了一首长诗《毛泽东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数易其稿,终不理想。我由团里跑到师里,向朱田请教。他一面帮我结构这首长诗,一面和《青海文艺》联系发表事宜。当《青海文艺》同意发表这首长诗,仍需修改时,他主动帮我向团里请假,让我去西宁修改作品。后来这首五百行的长诗在《青海文艺》头条发表。朱田自然为我的进步而感到高兴,他在师政治部领导、同事面前总是赞扬我:将来铁七师的文学创作要靠海燕来扛大梁了。同时,他经常打电话敲我的警钟,不要认为发表了几首诗,就翘尾巴,那样是没有出息的。
1978年4月,我由机关又下到连队。年底,当指导员决意让我退伍时,宣传股长徐建平打电话向文化科汇报此事。十几分钟后,组织决定调我到文化科工作,协助朱田负责全师的文艺创作。我想,这一切与朱田前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
朱田一生历劫风尘,饱经沧桑,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他的身世可歌可泣,可惊可愕,亦悲亦喜,亦庄亦谐。他是坚强的,戴天履地,霜雪侵凌,岁月消磨,始终不改“桃花依旧笑春风”的乐观。1926年,他生于南昌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他的陈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对他影响甚大。后来陈老师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逃到杭州,但与朱田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6年,作为蒋管区的南昌,学生处境之险恶,远甚于“五四”运动与“一二九”运动时期,然而很多进步青年为真理、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就其觉悟性、组织性、勇敢、机智和坚持性而言,达到空前的水平。在这些进步青年中,活跃着朱田的身影,他看不怪国民党的反动腐朽,看不怪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着朱田的心。他以“白头赤子”之名,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其核心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朱田说,之所以取名“白头赤子”,一是,为了隐蔽身份,以为诗人是位老人,不会怀疑我;二是,“白头”,喻指人生漫长,岁月沧桑,信仰至死不变;“赤子”,则喻指初心不改。那时正处解放战争初期,南昌作为江西的省会,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环境极其残酷,随时面对被捕与牺牲。即便如此,从底层崛起的青年朱田,依然逆袭前行。他战斗的笔,从未停歇,冒着浓雾般的白色恐怖,诗歌如锋利的匕首,刺向浓浓的黑暗。如今,在南昌图书馆查阅1946年泛黄的《捷报》,仍可读到朱田以“赤子”之名发表的大量诗作,如《主人与鹅》《河畔》《法西斯蒂强盗》《秋高气爽的十月天》《饥寒线上的人民》《流水》《青年从军去》《白云底下是故乡》《秋愁》《汉奸》《我爱》等等
他不是组织内的革命者,他拥有革命者危险的政治行动。在反动派眼里,朱田是必须要除掉的危险分子,警方决定逮捕他,黑狱向他打开了铁门……
然而,一个出人意料的曲折出现了,警察局一位朱田的读者,将消息透露给朱田,深知朱田的斗争与点火,是在迎接光明的未来,这个见过流血的人,不愿再看无辜的鲜血。这个信息,为二十年后《金珠玛米亚古都》这首歌的诞生,留下了活水的源头。一个毛骨悚然的黑夜,朱田告别了熟悉的城郭山川,去杭州寻找陈老师。陈老师胆量更大,让朱田到哥哥的部队去。革命者到国军的部队里更加安全。朱田的哥哥在张灵甫的整编74师。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74师以战斗力强悍、装备精良著称,被称为“虎贲之师”,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朱田的哥哥是这个师的通讯官,主管多部电台。朱田有些不解,一心投身革命,怎么投身硝烟弥漫的敌军阵营呢?
陈老师说,74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距共产党的军队最近。革命不分阵营。你有心为共产党服务,到74师,对我党武装斗争是最好的配合。
按照陈老师的指点,朱田投奔哥哥来了。1947年4月底,他到达山东孟良崮74师与哥哥团聚,他的行动线不是人生精美的装订线,而是一个灰色的跳板,从这里参加革命,也背上一个本不属于他的沉重的包袝——“国军俘虏”。他到孟良崮十天左右,张灵甫74师的大部被我军歼灭,朱田的哥哥没有在战火中死亡,他逃走了,后来到了台湾。哥哥走时,拉着朱田一道逃走。朱田坚决不走,他说,我要等着。哥哥明白,这位思想进步的弟弟是在等解放军。如果不死,他会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兄弟俩在生死离别之际,分道扬镳,哥哥走向黑暗,弟弟选择了光明。朱田这位没穿过国军军服,没拿过国军军饷,没摸过一天枪杆的进步青年,不是我军的“卧底”与“内应”,他在胜利的时刻,举着双手走进了人民军队的。这样的形式,为他灿烂思想的舞台,缀上一块暗黑背景的补丁。但他对革命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最终没有被暗黑的背景所吞噬。
清白,被一些俘虏所证实:他是一个探亲的学生。他的能力,被化名“赤子”的诗歌所证实:他是从国统区走来的进步青年。风从虎,云从龙,风云际会,在这里他走进华东军区文工团,后来写下《霓虹灯下哨兵》的沈西蒙,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妈妈茹志鹃,顾城的爸爸顾工,都在这个团里。这里是朱田人生中接触的最温暖的学校。他搞创作,说快板,置身解放战争的洪流。文艺如刀枪,成为常态,待机出鞘,随时开火,极大鼓舞前线的将士奋勇杀敌。
他参加淮海战役,他随军横渡长江,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辙,挺进武夷山剿匪。再后,渡过鸭绿江,迎接彼岸的炮火硝烟,腥风血雨。他用日夜不懈的劳作,永无止息的苦虑焦心,与拼却身心的劳生息死,为部队灿烂的文化接生。朱田难忘,在朝鲜下部队代职时,他到迟浩田那个营,迟浩田是教导员,朱田是文化教员,两人同住一室,心心相印,灯灯相映,结下深厚的情义。
部队体制,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从朝鲜万里归来,朱田竟阴错阳差地来到铁道兵,任文工团创作员,他与周纲、程化栋等人创作了许多影响全国的诗歌与歌曲。
当他们的创作进入如日中天时。一场运动来了,文工团分为两派,置身历史大潮,各派都以蛮霸与欺凌瞄准对方,恨不得拔剑奋起,血溅五尺。这些昔日的战友,这些一个锅里搅勺子的同事,这些铁道兵志在四方“雄壮队伍”中的一员。一夜间,挂在嘴上的友情化为乌有,各派都学会整人的独门暗器。整人,一个每一位中国人听来都浑身颤慄的恐怖词汇,置身腥风血雨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血淋淋的词汇,是一个跟精神折磨、肉体摧残、蓄意伤害以及不白之冤相联的词汇,是一个破坏事业、扭曲人性、焕发邪恶的词汇。这个词汇,被革命文艺战士利用起来,要革对方的命了。整人不需要理由,整人就是理由。这方土地所诞生的运动,整人就是其真正的目的。整人是邪恶的同义词,源于原始的人性,是人性这根曲木上的恶之花。在这场整人的运动中,朱田一派最终败下阵来。于是,1969年,他和他的“派友”周纲、程化栋、黄荣森、卢广川、俞珊鸣、戴雪霞等人,被驱逐出北京,发配到襄樊铁道兵干校。朱田是全家被逐。在那里待了近4年,1972年朱田被分配到铁道兵七师。周纲可能比他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得留用,转业复员。1972年,在一个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日,朱田携妻带女,由襄樊而至武汉,从那里乘船溯江而上抵达重庆,后转达县,到铁七师报到。由于沉重的政治包袱,他没资格在政治部工作,被任命为后勤部助理员。一个词作家,在这样的岗位上,怎能不让人悲愤交集,啼笑皆非!文化科的领导无视那些人为的帽子,把他借调到文化科,曲线行走而到文化科干事一职。
朱田的到来,让七师宣传队达到春秋鼎盛的时期,无论成都汇演,还是重庆演出。当端庄大方,充满激情与活力的主持人报出《金珠玛米亚古都》《革命熔炉火最红》由本部创作演出时,场下总爆响一片掌声。“演出”不足为奇,让人震惊的是“本部创作”四字。啊!一个师宣传队竟创作出风靡全国的红歌,这种独断的荣誉,哪个师拥有?但这又不是以假代真、故弄玄虚,作为歌词作者的朱田,此刻就在幕后,无可置疑。七师的老人回忆,那时七师宣传队在川东一带,挥洒出的历史场景,给一个时代留下难忘的彩色缤纷的画卷。这一切是因为朱田的出现。
朱田在七师的岁月,听任自己的笔墨处于休眠状态,几乎没有再写什么东西。这种休眠,我以为源于那场风雨。运动的恶,已破坏了朱田的身心,他选择平淡、平常地生活下去,创作的心智锋芒磨钝,在心性下投下重重的阴影。大概是1974年,他的老战友、作曲家郑志洁到七师深入生活,两人联手创作了一部歌剧,朱田写剧本,郑志洁作曲。虽然是融洽无间的合作,才华横溢的创造,但此剧表现的是阶级斗争题材,临风寄意,最终没逃脱短命的结局。
四
1978年底,我调到师文化科工作,文化科便有了一代人年龄相差的老朱与小朱。我提干后,便有了老朱干事与小朱干事的区别。师里办文艺创作学习班,他掌舵,我操作;总结基层文化先进单位的经验,我们一起调研,他列提纲,我执笔作文。
朱田身上没有世俗气,他反对上下级关系之间称呼“首长”,认为这种称呼,会把权力注入平等的同志关系之中,破坏了党员的义务和责任,构成对同志关系的背叛。他越是坚持这个,宣传队的同志越是拿这个逗他。张四,经过文化科办公室,看见朱田在办公室里办公,于是就跑到隔壁,捏着鼻子,改变口音给他打电话:“喂,是文化科吗,你是哪位首长?”朱田气呼呼地说:“这里没有首长。”“好!好!没有首长。请问首长,今晚放什么电影?”“告诉你,没有首长,怎么还称呼首长?”“好!好!不喊首长了,首长,你那里有电影票吗?”朱田高声回答:“有,戈壁风沙,大漠孤烟!”他气呼呼地放下电话。
张三刚走,李四来了,继续逗他,捏着鼻子送话:“是朱田同志吗?老首长多日不见,很想念你啊!”朱田气得把电话按下了。气冲霄汉地在走廊里散步,嘴里不停地说,什么作风,革命队伍里难道只认首长,而没有同志吗?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都要求互喊同志。人的良知良能到哪里去了?党内应该提倡同志的称呼,不能开口闭口喊首长。周启斌说:“老革命,你想彰显公道,让公义的火焰不绝如缕,上下级之间互称同志,你高兴,领导高兴吗?是的。这不是对朱田的诘问,而是对历史的诘问!深藏在人们心中的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已经将人性滑入暗夜,大家皆喊首长,你喊同志,会不会喊来恶行而降临惩罚?
1981年九十月间,我与朱田赴京参加铁道兵文学创作座谈会,由京返回格尔木时,汽车出西宁不断出故障,深夜才到达都兰。那时都兰只有一个招待所,别无分店。而我们赶到时,客房所剩无几,为了寻得一个住宿的地方,我找到招待所的领导,称朱田为首长,让他多多关照,找一间条件稍好的房间。朱田当场对那人说,我不是首长。那人一听不是首长,立马说,客房满员没有房间了。我一听傻了,此时,都兰的夜间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度,找不到房间,我俩不能在寒风中苦站一夜吧?我立即拦住招待所领导说,首长谦虚,他说自己不是首长就不是首长啦?你看他满头白发,有这么老的兵吗?朱田那时已55岁,满头苍苍白发,确实是首长的年龄。我说,你会唱《金珠玛米亚古都》这支歌吗?这歌就是首长创作的。经过一番周旋,招待所这位领导说,还有一个套间,是留给首长用的,里外两张床,你们就住那套房子吧。住下后,朱田说我搞语言腐败,没有免俗,开口闭口称他首长。我说,如果不这么称呼,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寒风里苦熬一夜?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朱田是敢于讲真话的人,为讲真话,他不怕得罪人。他从不阿谀奉承,从不吹牛拍马,在他眼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决不把一说成二,他的人生之意与人心之义,做到了高度融合,一切发乎本性,一切砥砺人心,以我心通达君子之心,由今人之心连结古人之心,由此获得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他敢揭露真伪,分辨是非,厘清对错,品鉴美丑,判别善恶。在高原,尤其在军营,最缺稀的是女性,而文化科有女兵。一天,科里的一位女兵身体有恙,没有起床。朱田和文化科的同志在走廊里用大头针正在别会标。另一个科的同志走来,亲切缠绵地呼喊着那位女兵:我那里有油条,有鸡蛋,起床后到我那里去吃啊!朱田奋然站起:文化科的同志会关心她,这里不需要你低三下四地表达“责任”与“担当”。跟劲又是周启斌的一阵棒喝,那位热心的助人者落荒而逃。他有没有人心的曲折?有没有另外的向往?就不得而知了。
1981年底,春节期间,基层的一个营级单位,为了想多争取一些干部转业指标,给师领导每人送两条毛毯,整个机关议论之声纷纷扬扬。在师政治部的年终民主生活会上,我提出这个问题,这种不正之风污染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师领导应该带头端正党风,己不正焉能正人!问题提出,惊讶者有之,不解者有之,责备者有之。年纪轻轻,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不知官场之险恶。文化科领导立马发言:朱海燕的意见是他个人意见,不代表我们文化科啊。言下之意,你捅了娄子,责任由你自己负。这时,朱田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声音如春雷滚过,义正词严:海燕的意见,代表我的意见,代表文化科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意见。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严格自律,党内任何同志都没有腐败的权利。不要说收受两条毛毯,就是一根针一根线都不应收,收了就应该退出来。他声如洪钟,让会场哑然。因为心照神交,携手同行,方感吾道不孤。我坚信,虽朱田无职无权,那些吃江山红利,以权谋私者,绝无一人敢和朱田对阵。
我与朱田在文化科一起生活了四年多,一度时间,我们同住一室,心无隔挡,无话不说。一次,他问我:你家在安徽阜阳的哪面?我说:在阜阳东北方向六十里,一个叫永兴集的地方,我是姑父把我养大。他说,1948年初冬我从那一带走过,并带走了一个小伙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小伙子叫李世修。我哎呀一声,怎么这么巧!李世修是我大叔,姑父的堂弟叫李世修,后来在空军当兵。朱田十分激动:就是他!就是他!他是我当年带走的那位小战士。真是无巧不成书,没有巧合不能编成故事,用来形容事情发生的十分凑巧,仿佛是为情节发展而特意安排的一样,出人意料,恰到好处的偶然事件,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与趣味性。没想到,姑父这个家族,竟与朱田之间,也有这样的机缘巧合。1948年初冬,朱田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在沈西蒙的带领下,由阜阳向淮海战役前线挺进。第一天住在永兴集,他们在永兴集北面的北大沟南岸为群众演出节目,没想到大鼓滚到了北大沟里,当人们束手无策之际,十七岁的李世修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把大鼓捞了起来。那时,世修大叔刚从阜阳的一所中学毕业,吹拉弹唱样样皆精。演出结束后,沈西蒙、朱田等人到世修家表示感谢。世修提出一个要求:跟他们一道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天,他便成为华东军区文工团最年轻的团员。淮海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文工团到皮定均军长那个军演出,年轻英俊的世修叔被皮定均看上了,让世修去做他的警卫员,这样他便离开华东军区文工团。我军东北航校成立时,皮定均又把世修推荐到东北航校学习,他是我军第一批战斗机飞行员,也是第一批歼击机飞行员的教练员。朱田说:在朝鲜我和世修还保持通信,后来联系中断了。朝鲜战场上,我军很多空中战斗英雄,都是世修的学生。若不是家庭划为地主成分,留在部队,他会为人民空军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飞行员来。
我不认识世修大叔,但他是姑父那个家族中的荣耀,从离家那一刻,他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但家乡人总说他做了大官。他的弟弟李世华是我的二叔,在公社医院做医生。于是按照朱田的嘱咐,我便给世华二叔去了一信,请他告诉世修大叔的联系方式。通过家乡亲人的努力,朱田与李世修这两位三十多年未见面的老战友终于在西安见面了。世修大叔感慨万千,对朱田说,天下的事真是无奇不有啊,想不到我们之间中断了三十多年的关
系,会由你的战土、我家乡的侄子重新连接起来。
我与朱田的关系,是一段写在命中的文字,自由地滚滚地流过岁月,流过两代人的聚合与离别,像水,也有点像血……
五
1982年,朱田作为正团职离休回京。之后,我也离开铁七师来到北京工作,和朱田同住一个大院。当我在工作上取得成就时,他为我高兴;当听说我哪些做得不对时,他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鼓励与批评,都是对我的深情关爱。我知道,在我离开父母之后,这个世界上,除了朱田这样说我外,没有第二个人这样说我。梦破梅花,岁月沧桑,安宁作息,繁衍生聚,遵从着命定的生存方式,我必须珍惜朱田给我的这份情,这份爱啊!
朱田病重之后,我爱人常买些水果,让我去铁建医院看望。他批评我说,你怎么学会庸俗了,买什么水果,我是糖尿病患者,不吃水果,来看我,说说话就行了。我回家和妻子一说,妻说,怪她粗心。第二天她又买些火龙果让我带给朱田,说火龙果不含糖,他可以吃。送去时,他还是把我批评一顿。
朱田的病情,我通知了铁七师几位同志,他们非常关心惦念老朱。春节前,也就是2月3日那天,特意派李良苏为代表赴京看望朱田。那时,朱田躺着,已很难坐起,就是吃药,头也不能离开枕头了。每喝下一口汤药,都要费很大力气。良苏见到他,竟止不住痛哭起来。为了让朱田有个好心情,我说几句宽慰他的话。一袋汤药,喝了一半,他累得满头大汗。他说,实在喝不下去了。我说,当年,你教我写诗,不是告诉我,最可贵的精神就是坚持吗?你也要有坚持下去的精神啊,把这一袋药喝完。他听了,莞尔一笑说,好,我把它喝下去。就这样,他一口一口吃力地将药喝个精光。
朱田的遗体告别时间,定于2005年2月7日下午一点至两点。我是下午一点二十分赶到八宝山的。可惜我晚来了一步,他的遗体已被火化,我失去了和他遗体告别的机会。我想,这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朱田在我心中,永远是活着的朱田。书生事业,无限江山。老师常常拄杖而来,面对门外新荫,我们依旧敞开心胸,涓滴汇流,把那经年积累的浩瀚心情,吐纳于天地。我们老朱小朱,仍在印证心智与心性之相交的激荡,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活得依旧像地上的半仙。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值得留恋,勤加擦拭,朝夕呵护,不惧霜寒,无畏得失,他的焠励其学品,冰雪其人品,决定了我的学徒生涯。老师职志,恰好如斯,师生敛志,乐在其中,方可如斯。我们一天一天地向前走,一程一程地向前走,公心论学,私心关爱,风兮舞兮,不亦快哉。
今天,我再次唱起《金珠玛米亚古都》时,看见他依然走在那条山一重水一重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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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