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营创竞技意识的辩证思考

——《王蒙论》之十四

许庆胜 亓玉英 高照仁

       作家们的“竞技意识”是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开出的确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创作想象，但是对于这一点细看文学史，并没有批评家理论家刻意发现突出这种文学现象，包括众多批评家在内的所有文学理论家大多只是集体无意识的随波逐流，没有留意，更没有去哲学梳理界定这种文化创作现象，正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甭说，反复打量这还真是相当耀目的温煦文学话题，被曾镇南先生首先发现而亮提出来了！曾镇南先生在《王蒙论》88页是这样论述到作家们的“竞技”意识的，他说：“文学创作，本身具有很强烈的竞技性。特别是高度追求艺术独创性的作家，竞技意识就更加强烈。而新时期文学开始时的爆发状态，作家们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势头，广大读者对文学的热烈呼应，更是加剧了这种竞技意识。一代文学空气使作家们相互激动、相互濡染，形成了非常难得的、有利于创作的心理。这种创作心理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走向，有时往往起着潜在的制约作用。”（1）（引自《王蒙论》88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非常具有学理再延伸的浓厚价值。

       对于这种积极创作“竞技意识”实践证据依据，曾镇南先生举了“伤痕文学”创作的“竞技”具体实践繁荣：“在由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 《伤痕》所掀起的‘伤痕文学'——新时期文学第一浪潮——的潮流中，王蒙写下了《最宝贵的》、《光明》、《歌神》等作品。”（2）（引自《王蒙论》88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因为十年文革的伤害，导致的是对“文革”粗暴的普遍反感以及自然而然的“文革”后的血泪控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 《伤痕》所掀起的‘伤痕文学'就是明显出现作家们的小说“竞技”，显然这是由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 《伤痕》所引起调动了作家们的“伤痕”相同经验，他们就开始纷纷而汹涌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看谁“血泪控诉”得更好，“竞技意识”与实践纷繁多样，各不服气而竞争！从而形成了少有的积极创作现象，丛生了无数的“伤痕文学”优秀作品，如《啊》《我该怎么办？》《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等，几乎无以数计。回望文化文学历史，这种“竞技意识”与“竞技实践成就”就太明显了，比如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那时指的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流派之间争芳斗艳的局面。那也是当时实事引发的，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竞争叙说，相互争鸣，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十二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于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至战国时期，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思想正统，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余年。所谓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鸣就是发表见解。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至战国时期，社会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才称为百家争鸣。这是适应了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的需要，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主要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竞技”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竞技”诘难，于是才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它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所以春秋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即诸子学说 和老百姓家训）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主要有这些因素：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最直接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竞技”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竞技”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种文人“竞技”的繁荣再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这次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也是有当时的历史原因的：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原因。思想文化方面：辛亥革命后，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运动最早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并改名为《新青年》迁往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成为主要撰稿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了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就在这关键时刻，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新文化运动由此有了新的内容，进入了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影响一直及于1949年左右，其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围上，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旧文化，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在思想上，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专制思想，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并使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更是主导；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势力，对钳制当政者专制冲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空前的文化人“竞技”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扫荡，促进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

        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以及“伤痕文学”的浪潮应该就是第三次文化人新一轮的“竞技”。最刻骨明显的其中之一就是王蒙对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的“感愤”与忧患，直接引用的是王蒙先生发表在《小说》1985年第3期的一篇评论文章《一篇引入思索的小说》：“业务外行，内战内行，不着眼于对自然的征服与事业的推进，而津津有味地赏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真不知这是一种怎样的传统，……遗憾的是、真实的是、不能不正视的是。这种无原则的、出于私心的摩擦争斗，确实是存在着，而且太多了。”（3）对此曾镇南先生继续延伸论证：“对这种社会病态，对这种古国陈货与‘文革'遗风的混合物，王蒙的感愤，怕是要比别人更加强烈。但是他不疾言厉色地进行声讨，而是以审美性的超越态度，对他进行幽默的观照，尽发其荒谬，使读者在笑声中，开出反省的路。”（4）（引自《王蒙论》155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可以说，正是“审美性”的文学让王蒙超越了这种“业务外行，内战内行，不着眼于对自然的征服与事业的推进，而津津有味地赏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幽默豁达，最终落到具体小说文字的幽默文学了。“王蒙透视的是我们民族古已有之，经过‘文革'的播扬，于今为害尤烈的心理传统。”（5）（引自《王蒙论》155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等等，这种文人创作的“竞技”意识与实践从中国上面三次历史节点观照，其积极效果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因为惯性所致，也就导致了普遍蜂拥而上，时间长了，雷同化就在所难免了，因而就出现曾镇南先生界定的“这种创作心理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走向，有时往往起着潜在的制约作用”，局限性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越来越有些落伍的嫌疑，就有可能退出历史文化舞台，比如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只是仅仅作为“辉煌竞技”的一个历史名称存在一样！“伤痕文学”的“竞技”浪潮后来也被新的“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文化寻根小说以及极端化的形式主义小说探索等形态演变”（引自拙文《新写实的另一种姿态——序陈荣训的半自传体小说<苦海有岸>》，见陈荣训长篇小说《苦海有岸》第1——6页）的新“竞技”意识与新实践替代了。

       注释：

（1）引自《王蒙论》88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引自《王蒙论》88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引自王蒙：《一篇引入思索的小说》，见《小说》1985年第3期。

（4）引自《王蒙论》155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引自《王蒙论》155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作者简介：

(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先生，左为著名评论家、济南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许庆胜先生。高照仁供图)

       许庆胜：济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地级莱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铁凝小说艺术论》《石祥歌诗评传》《峭岩艺术多维度突破实证省察》《张庆和文学创作艺术》《石祥歌诗评传》《蔡氏四兄妹诗歌研究》《苗得雨诗文赏艺》《唐德亮评传》《王学忠诗歌欣赏与研究》《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北方晓歌散文欣赏与研究》等，北京正出版《许庆胜序跋集》（大众文艺出版社），现正在进行《新国风诗人作品探微》（贺敬之先生题写了书名）、《赵德发研究》等学术著作的文本形成、前期写作。并在美国《远东时报》、《新大陆》、《亚省时报》、《常青藤》、俄罗斯《人文联盟》、越南《越南华文文学》、菲律宾《商报》、台湾《善性循环》、香港《当代文学》、《澳门晚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百家评论》《黄河》《工农文学》《四川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及信息数千篇，总计300万字，美国《远东时报》发表他的评论文章时的编者按中称其为“大陆著名学者”。2018年2月6日——8日许庆胜去山东大厦出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现任山东省莱芜《江北诗词》编辑。

       亓玉英，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理事，莱芜区作协会员，新泰市作协会员。在《散文十二家》等刊物发表《扫眉才子笔玲珑》《从诗词里走出来的女子》《你什么时候想我》《印象苍龙峡》《闲话过年》《夫妻轶事》《人生自是有情痴》《思君》《母亲》《知了龟》《槐花》等作品，莱芜方下镇供销社退休职工，为已故丈夫刘延东整理出版300万字遗著长篇小说《追云逐梦》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轰动，在《济南日报》等媒体多有报道后，北京《作家报》连载《亓玉英的文化重要突出意义》更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

       高照仁，笔名金狗，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茶业口镇东腰关村人，小学高级教师，65万字长篇抗日小说《女中豪杰》在2024年4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书信《给爱妻的一封信》荣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全国书信大赛一等奖并由国家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表。四百余篇（首）教学论文、文艺评论、歌词、散文、诗歌、新闻通讯等，获奖或发表在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站上。2025年被“九州文墨”评为“2025年度匠心作家”，济南市《牟国文学》资深作家，荣获“第七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杯”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全国第四届郦道元文学奖”一等奖、“鲁迅文化杯全国第三届文学艺术大赛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