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
吴素云
华侨农场的腊月，总裹着茶园的清苦——那是秋末采下、经炭火慢焙至全干的闽南水仙茶芽余留的涩，像晨露凝在草叶上的霜，混着芦柑的甜，还有山茶籽油在灶台上慢慢熬出的醇厚，偶尔会飘来父亲身上那股木薯粉的清朴气。檐下的晨露坠在梨树枝桠间，阳光穿过时，像串起的碎珠，坠在泥地上的影子里，竟藏着星星点点的嫩绿——是梨枝刚冒的新芽，裹着层细绒，像攥着把不肯服软的春。
母亲扫尘时，竹扫帚划过黄泥墙，扬起的灰絮混着刚焙好的水仙茶末香，在光柱里轻轻飘。父亲蹲在门槛上揉木薯粉，准备做木薯饼，粉粒沾在他袖口，混着水汽漫出淡淡的土腥甜，忽然用带着印尼腔的普通话说：“这些灰，要扫得干干净净，就像当年从雅加达坐船回来时，把乡愁都抖落在浪里。”
父亲贴春联前，会先在灶台上用木薯粉冲开水，搅成稠稠的浆糊，装在粗瓷碗里。他说这浆糊得够黏，才能把好日子牢牢粘在门框上。隔壁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李伯路过，手里攥着串芦柑，皮上还沾着露水，扬了扬手里新买的春联：“阿兄，帮我递把刷子？这‘芦柑缀树千重喜，茶芽迎春万户香’，看着就喜庆。”父亲笑着应，蘸了浆糊的刷子在红纸上轻轻抹，浆糊混着木薯的微甜，和李伯身上的山茶籽油香缠在一起，他忽然用印尼语哼起几句祝福的小调，尾音拐着弯，掠过梨枝上的新芽，像在跟春打了个招呼。
母亲织毛衣的棒针在膝头翻飞，线团在竹筐里滚来滚去，簌簌响。毛线是托人从县城捎的红绒线，她说过年穿红，暖乎乎的。她绕线时，会从竹篮里摸出颗芦柑，塞给我：“剥着吃，甜着呢。”脚边的陶瓮里，新榨的山茶籽油正慢慢沉淀，父亲蹲在旁边翻晒木薯粉，说：“在印尼时，阿母用木薯粉做烤饼，现在咱掺点芝麻，做你爱吃的木薯饼，烤得外焦里嫩才香。”窗外的梨树枝桠间，嫩芽鼓着圆滚滚的苞，绿中带黄，母亲说等年后花苞炸开，新织的毛衣正好能穿，粉白的花落在肩头，配着我颈间的丝巾，比嫩芽还俏。
赶年集要走二十多里地，脚下的路沾着晨露，踩上去软乎乎的，远远就能闻见城关方向飘来的香。张婶家正炸木薯片，前几日蒸好的木薯粉团拌了虾油和香料，切成薄片晒得干透，此刻扔进热油里，“滋啦”一声鼓起金黄的边，香气混着咸鲜追着风跑，父亲说这味道，比南洋的虾片还勾人；王伯家烤木薯饼的焦香混着木薯的清甜，勾得人直咽口水。集市上更热闹，糖画摊前围着孩子，糖浆在青石板上画出小老虎，甜得粘牙；卖芦柑的摊子堆成小山，旁边就是装着水仙茶的纸包，父亲说这茶香配着芦柑甜，才是咱农场的味——那茶泡开时，先涩后甘，像极了日子。
杀年猪那天，整个农场都飘着肉香。男人们在晒谷场支起大铁锅，女人们围着装茶籽的竹筐说笑——那些茶籽很快会变成清亮的山茶籽油。孩子们揣着刚分的猪血块，跑到梨树下追逐，我兜里总揣着新鲜的芦柑瓣，凉津津的甜汁浸着掌心，颈间的丝巾随动作轻扬，跑起来时，果肉在兜里轻轻晃，像揣了颗会跳的糖。父亲跟在后面，用印尼语喊我慢点，声音混着风，吹得梨枝上的新芽轻轻颤。
年三十夜里，父亲会在梨树下摆碗新沏的水仙茶，旁边放一小碟剥好的福桔瓣，橙黄的瓣儿像撒了层糖霜，说给过路的风尝尝“家乡甜”。母亲把刚蒸好的福桔甜年糕切成长条，装在竹盘里分给邻居，父亲则把烤好的木薯饼、炸得金黄的木薯片和叽哩叽哩装进竹篮——那叽哩叽哩是糯米粉做的，裹着芝麻，炸得酥香，他说这是咱农场的年味。
我穿着新毛衣，颈间丝巾轻垂，兜里依然装满芦柑瓣，看烟花在茶园上空炸开，碎光落在茶树上，落在梨枝鼓胀的新芽上，落在父亲哼着双语歌谣的嘴角。他的棉袄上，沾着这农场独有的味道：茶的先涩后甘，果的甜，油的暖，还有木薯粉的朴，像把日子里的甜，都揉进了待放的花苞里。
原来儿时的年味，是晨露润着梨芽的俏，是水仙茶在沸水里从涩转甘的兰香，是芦柑在舌尖化开的甜，是山茶籽油混着福桔香的暖，更是父亲的印尼语小调与乡邻的闽南话缠在一起的热乎——像母亲织毛衣的针脚，把乡土的日子织得密密实实，藏着对来年的盼：盼茶芽饱满，盼芦柑压枝，盼茶油满瓮，更盼门前梨树上的新芽，开春就炸成一片雪，把这掺着两种乡音的日子，盖得满满当当的甜。
举报
